杰出的苏格兰杂文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写道，世界历史只是伟人们的传记。这话说对了一半：欧元区危机向我们展示出，金融市场如何能够压垮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但是，个人的确会起到显著的作用。

我们来比较一下当今领导人与20世纪的领导人。与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或里根(Reagan)不同，侧重理性的奥巴马(Obama)总统与欧洲主要领导人之间并没有建立深厚的个人关系。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建立统一德国和团结欧洲的愿景，与曾为其门生的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奉行的强硬路线形成鲜明对比。当今领导人的共同点是缺乏解决经济问题的政治才能。

欧元区危机至今已持续三年。迄今为止，国际社会面对危机做出的回应是犹豫不决和零敲碎打的。希腊当前的经济危机并不完全是该国1947年冬季危机的翻版——后者当时同样有可能在整个欧洲引发多米诺效应。这两个时期当然有所不同。话虽如此，当时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出台也仍是需要极大政治勇气的。杜鲁门(Truman)、艾奇逊(Acheson)和马歇尔不得不竭尽全力确保国会批准新制定的扩张性外交政策。与现在反差强烈的是，当时这项外交政策得到美国两党的一致首肯。

当时的欧洲危机构成了艾奇逊回忆录《创世亲历记》(Present at the Creation)的背景。艾奇逊在回忆录中生动地描述了战后秩序的建立——美国在这一过程中承担起了世界领袖的职责。可以说，今天的欧元区危机同样利害攸关。欧元区在这个时候解体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欧盟(EU)官员的确在谈论当前这一重大历史时刻，这一自莫内(Monnet)、舒曼(Schuman)、斯巴克(Spaak)和加斯贝利(De Gasperi)以来最重要的制度建设时期。但由于今天大西洋两岸的领导人缺乏危机管理和政治才能，因此他们给世人留下了另一种印象，可用“创世缺席记”来形容。

美国如今对欧债危机采取更谨慎反应的理由有如下几点。美国是此次金融危机的“震中”，因此其最初的反应必然是“在国内遏制危机蔓延”。实际上，美国现在仍受到本国财政状况和政治弊端的困扰。待危机发展到第二阶段时，美国的软实力已经有所削弱。就像默克尔说的那样，那些对此次危机负有责任的国家不应当对那些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指手划脚。

然而，上述理由都不能充分解释美国不发挥领导作用的原因——美国在1947年冬和1997-98年亚洲及俄罗斯金融危机期间均发挥了领导作用。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在于，奥巴马政府将战略重心转向了亚洲。然而，与欧洲的设想不同的是，美国的政治家们完全能够做到亚洲欧洲两者兼顾。这未必是一场零和游戏。

更可能的情形是，美国政府明智地决定保持克制，因为欧元区危机涉及一些只有欧洲人自己才能解答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民主、治理和主权，触及到了国家认同和政治文化的核心。举例来说，在墨西哥“龙舌兰酒危机”(Tequila Crisis)中，美国就因危机关系到美元的安危而被拖入危机管理中。这次的危机是欧元危机，而非美元危机。

同样，欧洲之所以抵制美国的示好或训诫，是出于如下信念：欧元的未来归根结底是欧洲人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欧洲人会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呢？

仅仅在数周前，许多评论人士还认为欧元没救了。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向欧洲银行业提供廉价贷款的大胆决定，为欧元赢得了喘息空间（或许还不止如此）。不过，圣诞节前的过度悲观情绪，已让位于圣诞节后的过度乐观了。

政治（而非市场）很可能会在今后几个月决定欧元的未来。我们需要关注的国家不仅仅是爱尔兰，还包括法国。爱尔兰上周宣布就德国制定的财政协议举行全民公投。而目前在法国总统选举中处于领先地位的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也承诺，将重新协商该协议。民调显示，奥朗德似乎正在扩大对现任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的领先优势。

因此，关键问题是，政治能否赶上经济的发展形势。德国的确计划建立一个政治欧洲，以促进一体化程度更高的欧元区的平衡。财政协议可能是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这一更重要战略的组成部分——某些人将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视为解决危机的合乎逻辑的方案。但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欧洲有“三个德国人”：德国总理、德国央行和德国宪法法院。这三个权力核心之间的相互掣肘是默克尔举步维艰的原因之一。

正如围绕欧洲央行(ECB)宽松信贷政策的最新争论充分证明的那样，德国央行内部强烈抵制被许多人视为对纾困欧元而言必不可少的举措。他们可能对这些举措带来的长期通胀效应感到担心，但就目前而言，这件事已事关欧洲的存亡，就像1947年希腊的情形一样。

美国迄今没有对欧债危机进行干预。但如果像我猜想的那样，我们正步入欧元危机的新阶段——政治在这一阶段成为最重要的因素——那么美国可能就有理由加大参与解决欧债危机的力度、并进一步展示出解决经济问题的政治才能。如果说这么做不是为了拉欧洲人一把、免得他们自取灭亡的话，那就权当是为了拯救世界其它地区、使它们免受欧元区失控解体之拖累吧。

本文基于今年在爱丁堡的“蒙塔古•伯顿(Montague Burton)讲座”内容撰写，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