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中年男人的战场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卢克•约翰逊

有时候，大机构的董事会看上去就像疯人院。

最近，美国一家大公司的一位董事，用体现企业界疯狂的第一手故事娱乐了我。这家公司的董事会多年来一直内斗不断。首席执行官如走马灯般更换，经营磕磕绊绊，但办公室政治盖过了一切。
这家公司的规模极为庞大，只有核武器才能击沉它。但它的规模也意味着，那些不择手段想要当上“船长”的人，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耍阴谋、抢功劳和争地盘上。在公司的各位领导人不惜代价追逐地位的同时，股东、消费者和员工几乎被完全遗忘了。
可能在以前，老板们没这么自私。即使是那些一步步艰难向上爬的野心勃勃的人，似乎也更加关心他们所服务机构的利益。现在，对他们而言，唯一重要的就是个人前途。个人优先事务是他们唯一的日程安排，即使与公司的日程相冲突。这或许是一种报应：现代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摈弃了对员工的忠诚；雇主与员工间的传统关系不复存在，变得极为空洞，几乎只具有法律上的关系。
当然，纵观历史，激烈的高层权力斗争从来就不缺乏。从古罗马元老院反对凯撒(Caesar)的阴谋，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嫉妒眼红、派系斗争、溜须拍马和裙带关系比比皆是。沉溺于这类行为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
我怀疑，这类权术斗争和阴谋诡计与机构的规模是成正比关系的。在21世纪，跨国公司的规模比以往都大，因此我感觉，管理层的斗争比过去更加普遍。并且，胜者所获得的奖励也比以往更大。可能一旦高管们坐上顶层的位子，就会感到无聊，于是玩起这类斗争游戏作为消遣，好从沉闷的日常事务中分散注意力。
不过，更大的一种可能是，疯狂的办公室政治是各种中年危机的外部表现。董事会绝大部分由45至60岁的男性把持。到了这个年纪，大部分人都已经明白：更多的金钱无法带来幸福；时间正在发挥威力；过去的奋斗和牺牲或许并不真的值得。他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所面临的死亡，以及自身的缺点和错失的机会。随着乐观和希望逐渐消失，懊悔和愤怒可能成为占主导的情绪。
结果，董事会变得像是精神病院。不同人的动机之间有着激烈的冲突，维持理性变得极其困难。同时，新技术、人口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金融危机和其他威胁，意味着许多西方企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正如诺基亚(Nokia)首席执行官所说，大量公司站在“着火的平台上”，而那些掌门人在火烧眉毛的时候还在恶言相向和策划阴谋。
有大量著述是关于一个泛泛的主题的，即所谓的“组织理论”。我妻子在念MBA的时候，不得不学习这类课程。我发现这些学术分析都干巴巴的，并与现实脱节——它们试图给那些通常由自大狂和心智失常的人决定的事情安上逻辑。
创业阶段的企业与大企业相比，一个最大的优势是，它们没有给办公室政治以空间和时间。
大多数大公司都是科学管理、效率很高的这种说法只是一个神话罢了。实际上，它们通常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充斥着准独裁者和破坏性的仇怨。尽管人们设计出了各种巧妙的监督、代表和激励机制，但领导层与下级之间永远是一片混乱。
我怀疑，董事会的混乱正是公司未来业绩如此难以预测的根本原因之一。如果中央指令是由睾丸素决定的，那么，决策过程令人捉摸不透还是一件奇怪的事么？
所有这些，都为建设多样化的管理队伍——以成员的年龄、性别和类型来衡量——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这么做或许恰好有助于减少疯狂之举，使企业界变得更加富有成效和可持续。
本文作者管理着私人股本公司Risk Capital Partners，同时担任英国皇家艺术学会(Royal Society of Arts)主席
译者/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