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必须懂外交

英国《金融时报》 迈克尔•斯卡平克

美国召回驻叙利亚大使前几天，我问荷兰皇家壳牌(Royal Dutch Shell)首席执行官彼得•沃瑟(Peter Voser)，他打算怎么做。

在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CIMA)的伦敦晚宴上，彼得•沃瑟曾谈及壳牌的社会责任，在尼日利亚的作用及偶尔的失利，以及与蕴藏大量未探明石油储量的北极地区原住民进行的协商。但他只字未提叙利亚。壳牌在那里与当局控制下的一家公司有一家合资企业，而叙利亚当局近来已杀害了大约3000名本国民众。
我提问之后，他首先表示，做石油生意就意味着要涉足这个世界的事故多发地。壳牌遵守美国和欧盟(EU)对叙利亚的制裁措施——禁止该国出口石油。但是，壳牌在叙利亚的合资企业里有3000人，他有责任确保他们能够继续安全地工作。他补充道：“我们不负责解决叙利亚的政治问题。”
这个回答有一定的合理性。除非企业放弃世界上的许多市场，它们注定要在令人不快的地方开展业务。企业本身无法影响政治变革。如果政府想要企业减少或终止在某个特定国家的业务，它们只能遵命行事。

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英国工党政府企图推行注定要失败的道德外交政策时，我曾问一位军火企业高管怎么看待此事。他说他对此表示欢迎。他没有资格评判哪些政权太过肮脏，不能把武器卖给他们。
这种方式的问题在于，政府外交政策经常跟不上事态变化，结果使公司承受风险。西方政府支持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在埃及的统治时，西方公司也支持穆巴拉克。穆巴拉克的统治摇摇欲坠时，沃达丰(Vodafone)却因服从埃及当局的命令、关闭自己的网络而声誉受损。穆巴拉克政府随后借其网络展开宣传。（沃达丰给出的理由和壳牌相同：公司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好自己的员工。）
牛津分析顾问公司(Oxford Analytica)高级分析师斯蒂芬妮•黑尔(Stephanie Hare)和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蒂莫西•福特(Timoghy Fort)在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公司应当采取更进一步的动作，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他们指出，企业外交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就曾扮演了服务于英国外交政策的商业机构。
文中写道，当前的一个变化是，公司更加趋于国际化，因此与某一特定国家的政府的联系减弱了。
我不确定这种情况是否完全属实。壳牌是英国和荷兰两国的合资公司——但它可以被认定为一家欧洲公司。沃达丰无疑是一家英国公司。而谷歌(Google)和Facebook都是美国公司。
可以肯定的是，正如黑尔和福特所说的，沃达丰、谷歌和Facebook等电信和互联网公司在他们投资的国家里，都不仅仅是一家商业机构。它们的业务性质决定它们必然在政治进程中扮演某种角色。就像Facebook和Twitter在埃及暴动中所起的作用一样，通讯公司会在现代革命中发挥核心作用。正如沃达丰所发现的，政府试图控制这些公司。诺基亚西门子(Nokia Siemens)在伊朗也有类似的遭遇，当局利用其电信网络暗中监视异见者。
互联网也改变了非通讯公司的处境。要鼓动起针对它们的行动是很容易的。
企业需要为此做好准备，分析自己在世界各地业务所面临的风险，制定应急方案。但制定外交政策很难。谁有把握预言埃及、突尼斯或利比亚五年、甚至两年后会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公司可以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但小心不要与不受欢迎的政府走得太近。这一点也很难做到。在叙利亚，政府控制着所有的石油生产活动。壳牌公司在三家已获得生产许可证的公司里只是少数股东。
诺基亚西门子已经决定，尽管各国政府都要求其提供侦听设施用于执法，但其将不再提供监控中心以实施侦听行为。
这些细微变化很重要。公司的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其根本主张之上。壳牌公司表示其对员工的责任高于一切。如果叙利亚政府突然对该合资公司的员工下手，壳牌公司就要面临真正的考验。
译者/邢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