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端午文化内涵中崇尚人格的审美之旅

摘要

目前，国内外对于人格的研究已经形成了百花争鸣的势头，不同的学派和专家从不同的视角给出了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有些研究成果不仅淡漠了民俗文化自身所具有的历时的鲜活与现实的本真，更忽略了其深层次的审美意境。本文将结合中西不同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以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种审美人格的超升理论，并以历史的维度论证了审美人格层次的内在提升过程。

关键字：审美人格 端午节俗 人格真 人格善 人格美

一、审美人格的界定

自古至今，人格虽没有明确的被提出，但这样一个古老而深沉的课题却早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早在三千年前，希腊的德尔菲神庙门前就刻着：“认识你自己！”此后，斯格拉底则据此提出：“认识你自己！”和“德性即是知识。”的命题，并通过死而践行他的诺言，为世人树立了追求真理、弘扬美德的楷模。所以，从这些西方古老的命题中不难看出，先民对于自我的关注和德性的弘扬是有着悠久的传统的。不过，直到20世纪以后，人格的研究才真正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并形成了众多流派。其中，作为精神分析派的开创者弗洛伊德提出了“脑解剖模型”的理论，他认为人有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后来，他发现其内在局限后，又提出了一种伊底、自我和超我的人格结构，因此他的理论是“第一个综合性的人类行为与人格的理论”，而且“他也推广了心理学原理和概念”〔1〕p48这使后来的研究者都不得不围绕和参照着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进行研究；与其同时，以行为主义（或学习主义）著称的华生、桑代克和斯金纳通过运用逻辑实证主义哲学，避免了纯思辨哲学的局限，使人格心理学步入了科学的行列；除此，特质流派的奥尔波特创设的“人格特质”论提出“生活综合”测量单元，认为人格内部的核心与本质就应该是这些单元的有机结合。当然还有许多很有建树的学术学派，如生物学派、行为主义学派和认知学派等，鉴于篇幅，兹不熬述。

而中国在人格研究这一课题上，直到近代的王国维先生才将人格这一范畴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屈学，从而开了屈原人格研究的先河；随后，谢无量、鲁迅、闻一多直到建国后的林庚、姜亮夫和姚益心等研究者以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将人格的研究带入到了现代性的境遇中。〔2〕更令我欣慰的是，这种不言而论的课题在我国先秦时期就已成为诸子百家所关注焦点。其中，先秦儒家树立了“志士”，“贤者”，“君子”，“圣人”的理想人格，他们要求“志士”要有“不饮盗泉之水”和“不受嗟来之食”的尊严，强调人要有“三军可多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的骨气和风度；贤与不贤在于“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论语·子张》，而且贤者应如《荀子》引孔子言：“所谓贤人者，行中规绳而不伤於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於身，富有天下而无怨财，不是天下而不病贫”；君子要有别于小人的“见利忘义”，“比而不周”的缺陷；圣人乃是“人伦之至”者，“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无穷，辩乎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3〕；同时，先秦儒家赋予这些理想人格以“仁且智”的内容和灵魂，孟子有云：“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另外，孔子还强调“礼”，要求臣要对君尽忠已获得“忠臣”之美名，子要对父尽孝从而成为“孝子”；而道家却给出与儒家截然不同的理想人格，因为道家的“圣人”是“绝圣弃智”的，从《道德经》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无中生有的，道生万物的是世界观和人生观，由此老子想要设立的人格形象也必然是人道合一的，无为而行的；而墨子、管子则更直接的从政治的实际功用出发认为：“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墨子·兼爱上》，“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司于人事之终始者也。”《管子·正世》。

总之，通过比较中西人格研究的不同方法、不同侧重点和不同理想人格，不难看出其两者的研究是存在很大差异的，西方重个体的独特性和差异性研究，往往采用实证的理性分析，研究的对象通常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而中国的人格研究则侧重于人格的高级形式，既具有哲学本体论的形式，又带有伦理学的道德范导意味，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倾向。因此，西方的研究能给予我们各门人文学科精准的数据，但是它缺少某种审美的意境和哲学的高度统一；而中国的研究又过于抽象，不具有具体的可操作性。所以，综合中西研究的优势并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研究方法成为理论研究的关节点。

笔者认为，人格研究应具有某种哲学追求和审美意蕴的意识，并转变单纯性的学科式研究为综合性的跨学科式研究；转换研究对象，以文化习俗为载体，以时空背景为线索，以人文科学为方法，以审美人格为理想追求的全新式研究。不过，这里的审美人格却不是单纯美学意义上的人格，而是某种以各门人文学科为依托从而寻求人格的真、善、美的审美模型，这一模型不限于单纯地对人、对事和对物的研究，而是表现为一种以时代文化为背景的从人格真和人格善向人格美超升的整合与凝练。将审美人格定义为某种模型是与我所要强调的不限于以人、事和物为研究对象的要求是一致的，因为西方人格心理学中一直就存在人格特质的内隐与外显、先天生理与后天社会对人决定性作用的矛盾之争，这种争论的实质就是起因于研究对象的叫板和单一与研究方法的片面和极端，因此，前面所提到的模型从某种意义上说弥补了这样一种缺陷。此外，由于现代西方思潮的涌入与对传统文化的被漠视使人们丧失了精神家园，人生失去了精神的依托，这样审美模型的塑造就文化具有了使传统和思想具有更加持久和更加稳定的认同作用。那么什么是人格真，人格善和人格美？何以构成人格的真、善向美的超升？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人格真、善和美不是单纯性的指某一主体（人）与客体（物或事）的规律性统一或单个人的德行外露，人格真是指体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对具体的人、事或物的规律性寻求，人格善是指人道德性的历史弘扬，而人格善以前两者为前提和基础的具有时代性的精神诉求和快乐生活的统一。当然这种审美人格的产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时代的塑造和历史的积淀才能成为一种文化的留存，审美模型的构建正是在这种积淀与留存中完成，并反过来以自身所独具的魅力和价值表现出时代精神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当确定了审美模型即本文所说的审美人格，它就构成了那个体现在历史文化物象与事象中的时代精神性的东西，是一种与历史发展相同步并内蕴着一定层级的过程性存在，这也就是我说的由人格真和善向人格美超升的过程性存在，因此历史发展的动力也就构成了审美人格前行和超升的动力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发展的动力。为了更好的说明该理论的有效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本文将以端午文化为研究对象，以审美人格为审美模型，从而研究体现在这一文化习俗中的时代精神和审美意境。

二、审美人格的传统文化之旅

审美人格的超升理论虽作为一种美学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却具有广阔的研究视野和空间，她不仅借用了西方多门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更内蕴了中国思想中的体悟式的本体论诉求。以端午习俗为研究对象，是出于对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的可研究性和其本身所独具的典型性的考虑，由此本章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优势以历史分期的形式，运用多门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而凝练一种内蕴于端午节俗中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意境，即审美人格。

（一）  “图腾崇拜”时期的人格真寻求

关于端午节的可考记载多数在汉朝以后，因此学者在对端午节俗的早期研究中主要采取的方法莫过于对有效的古籍进行保守的推理和论证。对于端午节是不是因纪念屈原而起，学界仍争论不休，而基于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本文所提出的审美人格的超升理论，笔者认为端午节的产生远早于屈原的时代。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有这样一种论断：上古时期生活在长江中下游的吴越就已经具有了剃头纹身，守宫，划龙舟和青丝系臂等文化事象和物象很类似于今天端午文化的活动，在图腾崇拜的时代，无论是生活在中原的殷周还是生活其四周的蛮夷都以龙作为自己的图腾，并且所有这些文化事象和物象都是围绕着对龙的祭祀而进行的，因此也就形成了一个关于龙的节日的学说。因此，端午文化在产生之初是以图腾崇拜为形式而出现的，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神灵的庇护，虽然确凿的典籍记载甚少，但是我们可以保守的认为，在屈原以前的端午早已成为一种民俗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上古先民在生产力极其低下和审美能力相当感性的条件下，所有的祭祀活动完全是对自然界的不可抗之力的敬畏和屈从，这里没有历史的积淀，没有功利的需要，更没有自我意识的人格审美，一切活动都是不自觉的，一切物象与事象除为与天、与神相沟通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但这并不代表这一时期的人们没有审美意识和审美活动，因为早在新石器时代“五溪蛮”地区就产生了优美的陶器，而商周的时候“辰溪、怀化的商周遗址中出土过花边圈足碗、高柄中部作葫芦状的浅盘豆”，出土的陶器“纹饰种类繁多，图案华丽，主要纹饰有绳纹、圆圈纹、人字纹、网纹、方格纹、羽纹、云雷纹、水波纹、‘米’字纹、‘×’字纹、弦纹附加堆纹和刻划纹等”〔4〕所以图腾崇拜时期的先民是非常崇尚美的，只不过他们生活在一个由神统治的宗教世界，它遮蔽了先民自我审视的现实意义。不过，宗教并不完全是人类自我觉醒过程中的绊脚石，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又成为人类自觉的诱因。“人类文化，都是从宗教开始，中国也不例外”，“宗教可以诱发人的自觉；但原始宗教，常常是由天灾人祸的恐怖情绪而来的原始性的神秘力量的皈依，并不能表示何种自觉的意义。”〔5〕这种自觉构成了审美人格的原初形式，也就是徐复观先生所说的“人文精神的跃动”使人们对神的崇拜逐渐地过渡到对具有道德意义的帝王、祖宗崇拜，而且使以图腾为标志的部落进入到以宗法为标准的国家，并在这一过程中使人的审美视域获得了些许人格真的感知，使人的审美情感获得了某种人格善的可能，这样才能使我们在上古先民的感性世界中寻找到审美的意义和内含，正如庄春波所说的：“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标志着文化从最初起源的原始状态过渡到文明状态，标志着人类意识的判断、选择能力的飞跃，表明人类对真、善、美的价值取向系统化过程达到了较高水平，提升出了系统的人生哲学即基本的价值审美观念。”〔6〕因此，笔者进一步推测：在早期端午节俗的发展中，上古先民的审美人格很有可能存在一断沿着上古先民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战胜自然前提的曲折之路，即科学的规律性理性寻求之路，对于这条曲折之路的探索对本文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因为她是审美人格与社会历史同步发展的源动力，它为审美层次的超升铺垫了理论延伸的基础和前提。这一点可以从其起源上找到原因，因为端午文化很可能是由我国古代季节气候而演变过来的，古人以天干地支定节气，而且在殷墟甲骨文中详细的记载了用一年四季、十二月、和二十四节气计算岁时节令的方法，以后的重大传统节日几乎都是按照这个方法计算而来的，而且阴历五月是盛夏时节，这意味着瘟疫和五毒将会出现而这是对身体有害的，因此这种现实的需要和对自我生命的保护的最简单形式积淀了审美人格的最初形式，即崇尚理性的人格真。正如关于端午节的恶月所说的那样：人们开始学会通过沐兰洗去晦气，通过招魂慰藉亡灵，通过贴符镇鬼，通过投粽祭祀神灵，通过守宫防闲贞操，通过喝雄黄酒驱瘟辟邪，通过系五彩绳通感神灵等，所以这不能不说明此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的主观目的性在不断地与自然的客观规律性达到于统一，而且内含于人的审美结构中的知性也在不断地凸显，情感也在不断地丰满，人内在的不自觉的人格由于受到科学理性的刺激表现出一种对于人格真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