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ard Boucher：很多亚洲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也出台了一个报告，也就是说分开的，或者是不一致的标准，针对与性别不平等造成的收入不平等，为什么会有收入不平等或者不公平？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全世界，不光在中国，在美国、巴西、瑞典都有这样的问题，只不过强烈程度不同而已。这在很多国家都有，中国和印度也有关于社会公正、收入分配的系统是否公正的问题，这也是ZF所关注的问题。比如说收入的公正，有些是社会的因素，有些谁得到了，谁可以受到教育，谁和谁可以结婚等等，这是一个元素，但有些是全球化导致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劳动力分配等等，比如说你的技能更高你挣得更多；比如说你的能力更好，你可以在国际化背景当中获益，但有些人就会落后。

　　　  Richard Boucher：说实话，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腐败。它实际上打击的，伤害的都是最脆弱的，无法上学，没有受到任何教育和接触到医疗保健方面的这些人。在有些国家当中，这的确是一个元素导致了不公平或不公正。还有ZF对于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在很久以前，当经济发展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实际上发展过程当中自然会产生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状况，的确是这样。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ZF可以做很多事情，也有在其他层面当中，比如说可以让人人参与、全员参与，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发展过程当中，没有人落后，人人都能从全球化当中获益。我们部长级会议在5月底，定的调子就是“一个都不能少”！全员都应该参与，这是我们的主题，我们讨论ZF能做什么，要看劳动法和教育体制，确保人们得到适当的培训，能够找到工作。而且劳动法应该有助于人们找到工作，而不应该相反，使之更困难。经济要发展，必须要把经济发展和员工培训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契合，人们在全球经济环境之下脱颖而出，而且培训也是持续的培训。还有一种，税收制度也是不断发展的。它为了要重新分配收入，确保低收入的人不会比高收入的人纳税更多，ZF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重新找到平衡点。还有社保的福利系统，社会底层需要社会方面的保护，包括医疗保障、养老金等等，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平衡社会当中收入的不公正。这是指整个劳动体系当中。我刚才说了要制止腐败、增加透明度，我们努力平衡这些收入，这是ZF可做的事情。
　  巴达维：您提到的问题是大家都关注的问题，也给我们的ZF带来很多麻烦。我们能做什么？马来西亚是这样做的，我在当总理的时候强调这样的政策，公平的分配、公平的机会，医疗和教育都要公平，我就是当时举措的标题。下一步你强调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的发展。现在正在上学的这些人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有的时候城市教学质量就比农村的要好，农村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好学校，接受好的教育，这是一个弱势、劣势，导致了很多问题。与此同时，你怎么降低失业率？怎么为人们创造就业的机会？像失业的人、中小企业。我们对中小企业是这样做的，我们提供帮助，比如说财务方面的支持，同时提供培训。我们帮助PUMB，这是我们建立的组织，他们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通过这样做我们培训了越来越多的人，他们找到了工作，在中小企业当中工作。虽然收入低一些，但他还是能够糊口。技术培训当然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确保这是具有可及性的，全民都应该可以获得这样的机会。并不是说农村的人、穷人就不能获得这种机会，我们也要让农村的穷人到吉隆坡接受技术性的培训。我们必须建立这样的体制，在农村地区成立这样的培训点，往往在这些地方失业率非常高，年轻人就需要培训。我们必须调查实际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知道在南部有很多孩子接受不到好的机遇，但我们可以培训他们，让他们获取具体技能，他们就有机会找到工作。
　　巴达维：另外一个体制，比如说当这里出现一个项目，这是很大的项目，涉及到我们要建1000栋房子。当我们做出这样的决策，我们就要叫来实施公司，由他们负责实施向。比如说这个项目在哪里选址，要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工人？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你们会在哪里实施这个具体的工程？我们会帮助他找对口的工人，然后去培训这些工人，企业来支持我们。给我们一些基金，帮我们建立一个特殊培训的项目。当您要开展大项目的时候，我帮你找人，你出钱我帮你培训。我们找到的那些年轻人，他们已经做好了培训准备，一旦做到这一点，当项目马上上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工人派到现场中工作。实际上你这样做还可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可能会面对着几千名失业人员，他们来自于我们国家的各个角落。要有一个项目的发展商、开发商或一个公司，他要找工人的时候，比如说他需要500人，如果这500个工人是他们从别的公司里面挖来的，我们培训的孩子就失去了这样的机会。你非要雇佣这500人，是其他公司的、海外的人，所以这500人等于抢了我们的工作，所以培养自己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靳丽萍：待会我们还会讨论这个问题，接下来有请伊朗副总统穆罕默迪扎德。
　　穆罕默迪扎德：非常感谢，首先我想要表达我衷心的感谢，感谢中国ZF、中国人民举办了这样一个大会，也要感谢会议的组委会，尤其是这次经济论坛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使得经济发展当中很多的支柱都包含到我们的讨论话题当中来。我们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第一点就是要消除贫困，这是所有国家，尤其是国家ZF的重中之重。我们非常接近，可持续发展峰会6月底将在里约热内卢举办，里约 20国有一个全球的主题，就是要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之下实现绿色经济，消除贫困。跨越这个主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我们要讨论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解决收入和分配不均的问题。要开启新的思路。比如说可再生能源，食品安全等等，都是需要我们解决的。为了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我们需要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要关注环境。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20%最富有的人，他们做了全世界70%的气体排放；而有一些人生活收入只有2美元，有20亿的人在各个层次的贫困状况当中。所以，我们需要在财富和收入分配方面消除不均，实现社会公正，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社会公正，就无法使得社会各阶层从经济的发展当中受益，并且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确保其他一些方面，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其他方面，当然也包括新增的，像和平、安宁这样的因素都需要考虑到里面来，这样亚洲人民的生活才能够改善，这样亚洲人民才能够在更好的环境之下生活。绿色经济这个话题能够让人们更好的审视、检验绿色经济对于亚洲人民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在收入和财富不均的方面，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是存在的，他对于人们的生活水平不能够起到什么好处，所以我们ZF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使这个社会分配更加合理，这样我们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公正，才能够使得亚洲的人民实现繁荣。需要告诉大家一些数字和事实，能够使大家在未来有一个更清晰的视角。这样我们能够更加透明认识我们面临的挑战，尤其在亚洲面临的挑战。也可以重置社会经济秩序，比如说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会达到34.5级吨，使得全球的温度上升2摄氏度，到2030年就可能造成气候上的大灾难，因为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到44.7级吨。我就要结尾了，到2040年，伊朗的油气资源就没有办法满足需求。2050年根据OECD的估计，二氧化碳还会再翻倍。石油储备会大幅度下降，这样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就会崩溃。也就是说再往后一点，到2070年油、煤的储量都会大幅度降低。如果没有新的能源技术，我们就会出现能源大枯竭的现象，所以现在是时候行动了，应该现在就行动了，而不是明天才有动作。
　　秦晓：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刚才听到了几个发言者讲到他们的问题，围绕中国来讲，中国的问题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就是收入分配和经济转型问题，说明中国不光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还有发展质量的问题。现在大家很关注的事情，我们先把一些概念梳理一下，把数字提供一下供大家为下面讨论提供基础，我也会提出看法。什么叫收入分配问题？有几个数据，一个是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的关系，从2002年到2011年的10年中，财政收入增长是20.4%，居民收入增长是13.7%，但居民收入增长的口径可能有点不太一样。这可以看出来差距比较大。我们看看美国什么情况，美国同样时间中，财政平均增长1.86%，居民增长3.95%，韩国在同样时间财政是6.6%，居民是6.4%，我觉得这个数字说明中国的问题确实比较突出。原因一个是因为ZF主导，是大ZF，本身开支很大。另外很多支出也不倾向于二次分配，使得收入差异减少。还有税务比较重，三是一次分配有一些问题。
　　秦晓：二是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的比例也能够反应收入分配很重要的概念。民生概念比较大，我们选择可比的、比较基础的东西。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保障性住房四项，中国财政2003年的四项占财政收入的20%，2011年达到30.6%。到美国2001年至2011年，四项支出占52%，日本是63%，台湾是53%，北欧更高。说明我们财政支出用于民生的比例偏低，而且不是一般的低，这跟ZF的转型，从ZF需求，从公众资源做投资还是提供公共产品好，这也反映出问题。
　  秦晓：接下来我要讲收入差距的另外两个指标，一个是经济指数，官方没有公布这个指数，公布的是农村经济指数和城市经济指数，而不是全国的。据国际机构测试，中国将近0.48，高于0.4的警戒线数字，欧盟0.3，日本0.37，美国0.45，俄国0.24，中国是比较高的。除了一般经济指数再看行业对比，我们以低端行业为100，我们的行业差距，其他行业有餐饮业、酒店是137，建筑有162，IT134，科技是130。日本低端资源是100，高端医生是282，教授是227。这有结构问题，还有结构性减税，需要ZF的支持，还有要素价格的管制政策。
　　秦晓：劳动报酬和国民收入比。1998年是52，2007年是41，2011年是45，同期日本是60，台湾是55，美国是60，一次分配的劳动报酬比例也是偏低的。原因我想有要素价格的问题，有产业政策的问题，我们在工业化初期认为劳动率和土地不是稀缺的，资本是稀缺的，所以一系列的产业倾斜于资本，而不是劳动力和土地。同时我们认为重化工是工业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财政倾向于重化工，而不倾向于服务业。服务业会提供就业，就业多了就会改善报酬中劳动收入。
　　氏家纯一：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来到博鳌亚洲论坛。我首先想说非常感谢邀请我来到这里，我想借此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中国怎么能够去平衡经济转型以及收入分配的公平？我们这里主要说通过直接对外投资，直接外汇投资，以及对于建立自贸区等等，我们一样、一样来看。中国以前都是和子毛区域是邻国，但要建立内部的一致市场现在都受到控制。可能有当地的地方保护主义，我们觉得自贸区、自贸组织能够充分显示出在各个成员国之间经济相互互补性和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另外还有什么原因呢？比如说他希望保持独立自主性，但是我们觉得成立一个自贸区，或者签署一个自贸协议对中国有好处，肯定能够帮助中国在不同区域平衡收入分配，也能够很好的进行资源分配。中国很多地区已经明显展示出，虽然面临着经济方面的困难，但他们还是在努力实现，能够通过自由贸易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比如说通过资本的自由流动，家庭收入分配的增加。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模型，我们知道很多时候这样一个工具，在行业、工业当中，比如说亚洲邻国当中，他们都在相互之间进行直接对外投资，我们觉得充分利用FDI，就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们的收入分配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大国家之间，区域之间都有很大的好处，也能够出台一些减税、免税的措施，推动这些措施，这样中国可以充分加快。比如说在一些区域进行产业转移都有好处。这好象也是说，在不同的经济体之间进行产业转移一样，比如说ODA，实际上这也是官方发展援助，富国给穷国、低收入国家援助。我们知道中央ZF在重新分配现在的税收，分配给地方ZF，一定要保证重新分配、再分配是合适的方式，是适度的的。但现在不是这样，当地ZF，比如说低收入的地方，他们只能提供最低的给当地人民的补贴、公共产品，包括医疗产品、教育、社会保障，因为当地的低税收是不能支持的。谢谢大家的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