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节选）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秋雨，男，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委托代理人解士辉，北京市众天中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肖金彪，北京市众天中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夏林，男，北京文学编辑部编辑。
    委托代理人浦志强，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于澍，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余秋雨因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03）东民初字第18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余秋雨之委托代理人解士辉，被上诉人肖夏林及其委托代理人浦志强、于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2年年底，余秋雨起诉至原审法院称：肖夏林在延续几年的“批判余秋雨”的浪潮中，开创了以不正当的侵权手段编辑批判文集围攻我的先例，尤为甚者是其撰写的《文化中的文化》一文从恶意批判发展到具体诬陷，文中关于“作深圳文化顾问，为深圳扬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华别墅。文化在这里已是具体的名利。”的说法歪曲了我多年对深圳文化合香港文化的整体研究，诬陷我正面评价深圳文化是为了牟取一套豪华别墅。事实上，深圳的任何机构、单位和个人，从未奉送我寸土片瓦。肖夏林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我的名誉权，诋毁了我的人格，故要求判令被告公开承认上述言论是无中生有，侵犯了我的名誉权，并要求肖夏林在《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深圳都市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湖南日报》、《书屋》杂志公开道歉，同时赔偿精神损失费十万元人民币。
    肖夏林辩称：我写的《文化中的文化》一文，无论文章主旨，还是体系安排，均属正当的文化批评范畴，并非对原告恶意攻击之作。“深圳送别墅”之说，是文化界的盛传，非我蓄意捏造。而余秋雨是公众人物，因法律对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相对弱于普通人，所以作为公众人物的余秋雨，对善意的文化批评，对媒体上出现的个别针对其行为的不正确的言论，应予以适当容忍。另，从侵权行为的构成来看，即使文章内容属实，并不必然造成余秋雨名誉损害，因在市场经济社会并不禁止以自己的才学获得回报。余秋雨以其自身的名誉感来代替公众的认知是不妥的。名誉权受到损害的主要特征是社会评价的降低，现余秋雨没有证据证明因该文中“深圳送别墅”的内容致使其社会评价降低，余秋雨的名誉并未因我的行为受到损害。故不同意余秋雨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确认，肖夏林撰写的《文化中的文化》一文中所涉“深圳送别墅”内容是肖夏林未经核实即采用的传言，不能以此认定此部分内容是肖夏林故意凭空捏造、无中生有的。在余秋雨并不否认该文主旨是进行文化批评的前提下，通观文章全篇，肖夏林使用这一信息，只是加强其某一论点的说服力。利益行为在社会变革、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在与法不悖的情况下，并未超越时代的主流观念，不会使余秋雨应有的社会评价降低，也不能认定肖夏林的行为具有贬低、损害余秋雨名誉的性质。据此，于2003年9月5日判决：驳回余秋雨的诉讼请求。判决后，余秋雨不服，仍持原诉意见上诉至本院，要求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肖夏林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2000年第2期《书屋》杂志刊登了肖夏林所撰写的针对余秋雨的文化批评《文化中的文化》一文，文中载有“他作深圳文化顾问，为深圳扬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华别墅。文化在这里已是具体的名利”的文字。2000年8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由愚士选编的《余秋雨现象再批判》一书，书中收入了上文。
    在原审法院审理中，肖夏林提交了2003年5月18日《北京日报》第七版一篇署名为“丁余”的《余秋雨的诉讼心态》的文章，以文中 “那篇文章所涉及的‘不实之词’早已被我忘得一干二净”证明《文化中的文化》中关于“深圳送别墅”的言词并没有对余秋雨名誉产生损害后果。另，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哲学、人文、社科研究的黎鸣为肖夏林出庭作证，证明四、五年前，其深圳和北京的文化界朋友曾告知有关深圳奖赏余秋雨一套别墅之事，具体情况不详，只是传闻。
    在本院审理中，广州新经济杂志聘用记者朱建国为肖夏林出庭作证，证明其在采访深圳一些文化名人时，曾多次听到余秋雨被聘为“深圳文化顾问”后，获赠一套豪华住宅的传闻。
    本院认为：公民享有的名誉权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肖夏林撰写的《文化中的文化》一文中所涉“深圳送别墅”内容是未经核实的传言，对此肖夏林并不否认。但肖夏林将“深圳送别墅”作为一个事实来采用，目的是论证“文化在这里已是具体的名利”这一论点，是为不妥，本院在此对肖夏林予以批评。而无论上述传言是真是假，社会公众对余秋雨“作深圳文化顾问，为深圳扬名”与“深圳奉送他一套豪华别墅”的看法和评价，会出现褒贬两种结果，即“这是文化商品化的正常表现”，和“文化行为实际是为牟取经济利益”。因此，肖夏林撰写的文章虽有不妥，并不必然导致余秋雨社会评价的降低，不构成对余秋雨名誉权的侵害。原审法院所作判决是正确的，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80元，均由余秋雨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贺卫方：中国绝不缺乏进步判例

    司法与传媒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自己过去有一次学术报告的题目叫做《支撑宪政大厦的九大支柱》。其中有一个是司法独立，有一个是新闻自由。这两者之间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如果没有新闻自由，一个国家的司法无法表现良好，它不可能是公正的司法，因为没有新闻对司法进行切实有效地监督；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司法独立，新闻也不大可能获得自由。

公众人物应该容忍轻微侵犯

    上海法官在我们的法律没有一个字涉及到公众人物的时候，我们上海法官就走在了历史的前头。在他们的判决里居然用了“公众人物”这个概念，而且这个判决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赏。这是我们司法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法官探索着如何维护新闻自由。
    我最近一直在观察我们司法界判决的案例。我觉得这些判例会给我们很多启发和教益，让我们思考许多问题。美国最高联邦法院的大法官说，一个优秀的法官不仅仅要是一个优秀的法律人，而且应当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他要懂得历史，他又应当是一个先知；他还要是一个哲人，那就是对社会进行一种良好的判断。这些年来，我们发现中国的司法界也不断地在探索和摸索，也有很多优秀的法官，他们有感于我们的司法不能很好地保护公民实现他们宪法上的权利，在做一些摸索或探索。在上海，有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法官作出了判决，他的判决告诉范志毅，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范志毅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必须要接受媒体的更强有力而严格的监督。在这个案子的监督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局部的失实，这样的失实是媒体监督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所以驳回范志毅的起诉。
    这样的案例让大家看到第一次在中国的判决书中出现了“公众人物”这个概念。“公众人物”来自于英文。公众人物是什么，在美国的概念里也包括行使公共权力的那些人，包括社会中间非常知名的人士，包括影视界、体育界的明星们，也包括那些由于自己本身的原因而卷入公众事件中的人物，比如说莱温斯基。莱本人不是公众人物，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白宫实习生，但因为克林顿是公众人物，她因这样的事情也变成了公众人物，这样的概念大家都知道。1964年在美国联邦法院作出了这样一个判决，是《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
    1964年这个案件对于美国的媒体如何去监督公众人物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案例，它甚至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沙利文案件所确立的原则被意大利所接受，被德国所接受，一次次地被各个国家所接受。它的原则是什么？那就是一定要确保媒体在报道涉及公众人物的事件时，我们不能苛刻地要求一个记者。他所见到的事情，他马上就发表的时候，更是如此！你们知道人都有局限性，人不是上帝，上帝才是全知全能的。一个记者只能根据他眼前所观察到的情况，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写成文字来发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地有许多东西他看到的可能是片面的。每一个人都是片面的，每一个人只有一张脸，一双眼睛，我们的背后没有眼睛。所以，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全知全能的，要及时迅捷地发布讯息，我们必须容忍记者的失实，《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确立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就是当一个公众人物要提起名誉权或诽谤案诉讼时，他必须要向法院提供证据，这个证据表明了报道者或者媒体有实际恶意。什么叫“实际恶意”？非常简单，就是明明知道一个消息是虚假的，但仍然发表出来。这个举证的责任是交由原告来举证的。
    上海法官在我们的法律没有一个字涉及到公众人物的时候，我们上海法官就走在了历史的前头。在他们的判决里居然用了“公众人物”这个概念，而且这个判决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赏，这是我们司法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法官探索着如何维护新闻自由。
不能苛求媒体核实新闻事实
     这个案件也在认真地确立一个准则，一个人在写文章的时候，他必须认真地去核实事实，但这种核实不能要求太过分，不能超出一种合理的限度。
    接下来一个案件发生在北京，但是当事人和上海有关系，余秋雨诉《北京文学》和肖夏林案。余秋雨也是个公众人物，也是个颇受争议的人物。《北京文学》的肖夏林编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文化中的文化》，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他评论目前文化界的一些现象，但是文章的主旨是批评余秋雨，说余秋雨这样的人沽名钓誉，他根本不是一个文化人，他不是个像样的学者，比如说他在深圳，他说深圳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深圳将来会出现中国文化的深圳学派。大家知道，20多年前，深圳还是个小渔村。他怎么会说这么多的好话，肖夏林先生在文章里面说，哦，原来不是偶然的哦，因为深圳市ZF免费送了他一套豪宅。余秋雨当然是非常地郁闷，非常地不高兴，然后他就开始诉讼。他起诉肖夏林和《北京文学》。然后这官司就打打打，最后判决出来了。这个判决我一看，啊呀，真是好！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一个法官，所作的判决里边，进行了一种非常详细的推理。他告诉案件的当事人，这样的案件到底是否是肖夏林本人在捏造事实，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浦志强律师（肖夏林的代理律师）就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哲学的教授叫黎鸣先生到法庭作证。说是这个事情，在肖夏林写文章那段时间，北京地区的学界、文化界都在传说余秋雨得了一套房子。这个证据被法官所采纳。法官说，这就表明，这不是肖夏林个人捏造出来的事实，不能完全说是空穴来风。而且这个案件也在认真地确立一个准则，一个人在写文章的时候，他必须认真地去核实事实，但这种核实不能要求太过分，不能超出一种合理的限度。比方说，这个案件所涉及到的一种情况，肖夏林作为一个普通的编辑，他如何能去核实这样的事实，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然后他们还告诉我说，当时法庭上还需要举证，你说你的名誉权受到了损害，所谓名誉权受到侵害就是社会公众的评价度下降，那原告方是否能举出证据来证明你的评价度下降了，这个证据几乎是没有办法举的，所以最后东城区人民法院驳回起诉。这对于我们的作者、我们的媒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判决。

求摘要！

还应该有后续故事的，：）

没什么兴趣  

中学时候还是很喜欢余秋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