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子弟为何一步步走向堕落?

历史是时间的蝉蜕，满清八旗贵族的历史，就是一堆往事的遗骸。从山海关的铁骑纵横，扬州城的血火淋漓，再到京师贵族的大宅门生活，再到三百年后不堪回首的境遇——当一切都已关灯打烊，当歌声已远，回忆最终变成了遗忘，只留下北京城仍在不断地迁徙、变易。

满清本就是一个骁勇粗犷的民族，在入关之前，就制服了曾经横扫天下的蒙古，入关后，他们那雄浑不羁的精力与豪情，犹自方兴未艾。接下来，他们逐步征服了全中国，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凭借的正是金戈铁马的纵横驰骋，以及八旗子弟的骁勇善战。

说到八旗制度，早在清军入关之前即已形成，它是努尔哈赤在战争中所创立的，原有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后又增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称八旗，是当时后金政权兵民合一的组织形式。八旗子弟自幼苦练射骑，勇猛善战，平时耕猎为民，战时披甲为兵，在入关前后，确实很有战斗力，一度是大清帝国国家安全的保证。

八旗军以满族后裔子弟为主，其官兵为了满族统治的利益而世袭从军。很多八旗子弟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享受一份军饷，即使是最下层的满族子弟的一份军饷，也相当于一个清王朝七品官的薪水，足可以养活一家老小。

清朝取代明朝，清军以征服者的姿态入主中原，他们的后裔驻扎在全国各省，成为帝国政权的象征。入关以后，世居京师，他们离东北白山黑水的“发祥地”已越来越远，记忆早就变得模煳，北京早已被他们认成自己的家乡，一百多年下来，他们已然成了北京城里地道的“土著”居民。

在最初的阶段，八旗官兵还保持着当年骁勇善战的作风，按时操练兵马，坚持不怠。在他们文化心理的底部，还沉淀着质朴、强悍、具有尚武精神的满族原初乡野文化。但是到了清雍正时期，随着和平时期越来越长久，八旗军练兵的次数逐渐减少。那些上层官员“出行则皆乘舆，以骑马为耻，武艺日益荒疏”，即使进行军事训练，也无非是“以图塞责，不过闲谈饮茶而散”。

到了乾隆年间，八旗军的腐化堕落已日见明显。有一次乾隆皇帝亲自校阅八旗亲军，测试射箭，结果大部官兵“所射非不至布靶，即擦地而去”。这些日子越来越舒坦的八旗后裔，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而言了。

由于八旗制度不允许旗人在吃粮当兵之外有其他生计，统治者用“铁杆庄稼”（即所谓“旱涝保收”的钱粮）买走了他们的终生自由，一代代的旗人子弟，都被束缚在当兵吃饷的道路上。同时又长久的没有战事，所以从上层贵族到下层旗兵，整个八旗实际上都是有闲阶层，他们终日肥马轻裘，挥霍无度，精神空虚到了极点。

这种悠闲而又有相当社会地位的处境，使得他们的文化心态开始急剧异化，浮夸柔弱的风气代替了剽悍骁勇的尚武精神，漫长的富裕和闲雅的时光，把他们身上最后的一点草原血性慢慢磨掉。从此，他们便驯服的在繁缛礼节和声色犬马中消遣人生。终于，他们竟然成为了一群“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只知道追求声色之美的纨绔子弟、无赖儿郎。

他们学习汉文明，却又瞧不起汉人，在有选择地吸收汉文明的同时，他们同时也在小心翼翼地避免同化，用严格的措施将自己与汉人区别开来，以维护自己的权威。然而，最终的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整个满清统治集团，汉化得越来越深。历史舞台上重复着长演不衰的征服者被征服的故事：他们在军事上征服了汉民族，经过若干年代，又在文化领域中反而被他们的征服者所征服，最后则被自身的腐败所征服。而八旗子弟更是靡然从风，他们征歌逐色，宴饮无节，似乎生活得不像个汉族士人，就不足与他们的高贵身份相称配。这在当时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了。

由于不被许可从事任何经济活动，又不许擅离驻地，八旗子弟们要像鸟儿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一辈子。为了找到心灵上的平衡与慰藉，艺术开始成为他们调节生活的重要途径。于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人们在吹拉弹唱、戏曲曲艺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整个族群的艺术化的倾向愈演愈烈。

对于当时的八旗贵族而言，他们的生活空间是相对狭小的，皇帝手中掌握着上三旗，还有五旗则在八大铁帽子王爷手上，这些王爷手握重兵，相互走动多了就容易出事。为了怕王府间勾结谋反，清王朝有一个规定：王族宗室未经过批准，不准出内城四十里。正因如此，王爷们闲得无聊，也就只能在自己家里闹腾，过自己的文艺生活。据溥杰说，肃亲王府的日常生活就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每天都要在王府里热热闹闹地唱戏，一天不落，而当时剧院一年中也不过上演二百场。其他的王府也各有各的爱好，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王爷们大都艺术造诣很上乘，直到清朝崩溃后，那些王族的后裔中还在源源不断地出艺术家。

在一种纵情声色、挥洒自如的氛围中，他们用诙谐幽默的生活情趣来排遣光阴，甚至于还把日常的礼节礼貌都安排得充满艺术性。泡茶馆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项，老北京的茶馆，有只供应清茶、偶尔加上点杂耍的清茶馆，还有表演各种评书、京韵大鼓、梅花大鼓的书茶馆。茶客们一杯清茶、一盘五香瓜子，就能得半日逍遥。老北京的茶馆屋子非常高大，摆着长桌与方桌，长凳与小凳，都是茶座儿。隔窗可见后院，高搭着凉棚，棚下也有茶座儿。屋里和凉棚下都有挂鸟笼的地方，玩鸟的旗人每天在遛够了画眉、黄鸟之后，要来这里歇歇腿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北京的茶馆，涵养出了满人闲适、优雅的气质风度。

除了喝茶，旗人日常生活还有一个重要的消遣就是养鸟。旗人养的鸟有南北之分，北鸟鸣声婉转，种类一般分为画眉、百灵、红子、黄鸟、胡伯劳、蓝靛颜、红靛颜、柞子等；南鸟则外观美丽可人，以观赏为主，种类一般有鹦鹉、八哥、鹩哥、白玉鸟、珍珠鸟、沉香鸟、芙蓉鸟等等。我们印象中的八旗子弟就是这样一个提笼架鸟的形象，鸟儿是他们悠闲生活的寄托品。

“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年的都消磨在生活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都会唱二黄、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儿词。他们的消遣变成了生活的艺术。”入关后锐不可当、铁骑纵横大江南北的满洲骑士们，由弓马骑射发展到走票唱曲，固然能培养出一批文化精英，但同时也会造成人性的萎弱。

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八旗子弟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堕落一群。他们一代不如一代，生命力和人格力量同步衰变。同时，随着清王朝与各国列强签订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随着不断的割地赔款，白银外流，国库空虚，**对于八旗子弟的供养，也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他们的生活明显开始走下坡路。据《清稗类钞》记载，有很缺德的一伙宗室子弟，竟然干起了下作的勾当。“道、咸以还，京师风气日偷，宗室子弟往往游博无度，资尽则辄往荒僻，攫农家乳孩以归。次日，故张贴招领，托词途中拾得者。至农家来赎时，则又多方勒索酬金，必取盈而后止。”他们赌输了钱，竟然跑到乡下去偷农家的婴孩，然后从中勒索。八旗子弟沦落到这个地步，清王朝不灭之真是天理难容了。

在清朝最后的几十年，八旗子弟退化到完全靠鸦片、古董、赌博、玩鸟，以及躺茶馆和泡澡堂子之类消磨空虚岁月的地步了。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启功先生的爷爷，有一个奇怪的爱好，就是为自己办丧事，有几次他宣布自己死了，然后乔装打扮躲起来，看府里的人为自己大张旗鼓，他会详细欣赏，那个纸做的金盘子雕刻什么样的花纹，用了多少质地的金子等等，都津津乐道地写在文章里。等张罗完了，人再现身，说我没有死。这种事皇帝也不管，只要你按规定体制在自己家的王府里，想干吗都由他去。

“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最密切的关系……”他们成了一个有声有色、相当艺术化的群体。“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像鸽铃、风筝、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若是细心地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四世同堂》）。他们已经丧失了任何进行生存竞争的能力，成了进行自然繁殖的软绵绵的寄生虫，寄生在祖先安排好的社会秩序上。

随着清朝的覆灭，那看似光洁完美的秩序，一下子土崩瓦解了。清末一些笔记野史记有旗人辛亥前后的潦倒困顿，北京城的下层旗人失去了“铁杆庄稼”，又一时难以学到较多的谋生手段，一下子堕入衣食无着落的境地，他们为饥寒逼迫，大批涌入城市贫民的生活行列。为了遮体果腹，他们中稍微有点儿力气的，只能去卖汗拉车。还有其他卖艺的、作工匠的、干小买卖的，以至于沦落为妓女的，日子过得凄凉无比。他们比起京城下层汉人穷苦的生活命运来，也有过而无不及。

地位高一些的旗人，他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入不敷出，寅吃卯粮，甚至债台高筑。因为形势的变化他们有不少遭受了劫掠之苦，又没有谋生的本领——优异秉赋是要在正常秩序和优裕条件下才能发挥的，如今须凭一双手挣自家“嚼谷”，只能是穷困潦倒。世事是如此的混沌不清，“他们为什么生在那用金子堆起来的家庭，是个谜；他们为什么忽然变成连一块瓦都没有了的人，是个梦”（老舍《四世同堂》）。有的贵胄王孙竟至于有以纸蔽体者，状极凄惨。虽经清末相当一段时间的情势积累，对于优游终日的膏粱子弟，仍像是一朝夕间的事，如同是晴天霹雷。

他们本就很有艺术感觉，如今更是津津有味地讲起养鸟、养蝈蝈与蛐蛐的经验，于是忘了正在遭受的磨难。被讨债的打破门板时，他们也表现得谦和豁达，随遇而安。平心而论，这真是一群不会杀风景的人物。他们懂礼貌、知情理、重风度。久而久之，这个没落的人群普遍养成了夹杂着几分玩世不恭的幽默天性，而这一点尤以京城旗人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