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6年，我开始根据自己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及合乎逻辑的事态发展而做出了一些预测。其中有些预测似乎相当不切实际尤其是在那些关注中国的中外分析人士看来，他们对经济史或其他发展中国家了解甚少但其中许多预测目前为止结果相当准确。

　　鉴于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开始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面临的诸多制约，我认为，把这些预测列出来从而了解未来还会发生哪些事情或许颇有裨益。或许我与《经济学人》打赌使我把谨慎丢在脑后，因为精明的经济学家向来不会明确作出预测，但我还是在此给出以下预测：

　　1. 中国将成为最后一个摆脱全球危机的主要经济体。

　　我的基本论据是全球危机是由过去10年贸易与资本巨大失衡的必要逆转所造成的，只有当这些深层的失衡问题得到解决，一个国家才能说是走出了危机。

　　中国对全球失衡的贡献是其过高的储蓄率，除非中国的储蓄率下降至合理水平，否则中国便无法走出危机。当然，自2007年至2008年以来，相反的事情发生了：中国政府为了维持经济高增长，故意加剧国内失衡状况。但由于贷款能力是有限度的，因此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我认为，目前相当清楚的是，中国将在未来几年被迫应对并扭转储蓄率居高不下的状况，而只有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后，中国才可以说是已走出危机。这可能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 在放弃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之前，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将停止提高甚至出现下降。

　　我所谓的“放弃现有经济增长模式”意思是从家庭部门转移财富而去资助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必须予以根除和扭转。

　　这实际上是第一个预测的延续。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但2012年很可能成为消费增速超过GDP增速的第一个年头，但前提是GDP实际增速远低于预期，比如低于7%。只要GDP增速超过7%，那么就不会出现实质性的消费再平衡。

　　3. 虽然有许多因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费占GDP的比重却在下滑，但其中金融抑制最终可能被确认为最重要的原因。

　　这种因果关系花费了多年才得到证实，但所有人已清楚地认识到，金融抑制是中国的核心问题。温家宝总理近日相当出乎意料地抨击了中国的银行业，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然而，在我看来，需要至少一两年时间才会看到中国推出任何实质性的利率市场化措施。

　　请记住，债务越多，越难提高利率，而加息措施拖延的时间越久，债务积累得就越多。我想，最终金融抑制的消除不是通过名义利率的提高，而是由于GDP增速下滑所致。（请记住，金融抑制税率是GDP名义增长率与名义贷款利率之差的函数。）

　　4. 中国出现大规模投资错配，这种现象并非由于任何特别的中国特色，而是其经济运行模式的基本要求。

　　虽然现在仍有一些经济学家并不认同投资正被大量浪费的看法，但我认为现在这个问题已获得广泛认同，在此没有必要多费口舌了。

　　5. 债务正以不可持续的速度攀升，债务水平在2020年到来之前便会变得不可持续。

　　这是根据第四条预测得出的，如果投资由借贷资助，如果投资被浪费了，那么按照定义，债务势必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增长，也就是说，债务增长速度超过还债能力的增长。

　　过去三年来，有关债务不断攀升的这个警告信号已被广泛接受，尤其是在西北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史宗翰（Victor Shih）于2009年底开始计算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之后更是如此。对于中国债务是否可持续这个问题，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分歧，有些分析人士，比如中国研究机构龙洲经讯（Dragonomics）的阿瑟·克罗伯（Arthur Kroeber，中文名：葛艺豪）表示中国并不存在严重的债务问题。不过我猜测，一两年之后，没有人会怀疑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容易导致债务不可持续地攀升，而我们正在迅速逼近债务极限。

　　6. 如果出现特定债务问题，中国政府果断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将受到分析人士的热烈欢迎，但这种努力完全没有意义。

　　因为债务问题属系统性问题，而不是特定问题。这是根据第五条预测得出的。这个问题并不是某些具体借款人可能遇到债务问题。只要中国维持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那么债务攀升就是无法避免的系统性问题。如果GDP快速增长（比如说超过6%或7%），那么经济体系中债务水平必定以不可持续的速度攀升。

　　7. 私有化，这个在上层社会近乎忌讳的敏感问题将在2013至2014年期间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我曾在此前的研究简讯中讨论过这个问题。

　　8. 一些政策制定者逐渐意识到这一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危机的风险，政府内部将出现根本性的政治分歧，一方会要求快速进行改革，而另一方则希望维持对资源的控制。

　　问题是维持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将导致债务危机，而放弃这一模式将导致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尤其是国有部门资产积累的增长步伐急剧放缓。这在政治上难以让许多人接受，而且将导致未来几年会出现更多的政治冲突。

　　9. 在2020年之前，中国的政府债务将继续激增。

　　私有化是将财富从国有部门转移到私人部门的最佳方式，如果私有化所得被用于消除债务，那么这种转移尤其高效。但鉴于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私有化很难实施的诸多原因，这意味着债务增长以及政府消化私营部门债务的进程将会持续多年。

　　10. 如果经济转型处理得当，那么中国2010至2020年期间的GDP平均增长率将下降至3%左右。

　　正如我与《经济学人》的打赌表明，此项预测仍非主流看法。《经济学人》以及许多其它媒体仍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使其在2020年之前便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要想实现经济再平衡，其经济增速就必须大幅降低，而在GDP增速远超过3%的情况下，其经济很难重新建立平衡。顺便说一下，如果我此项预测错误，即如果中国2010至2020年期间的GDP平均增长率远远超出3%，那么我预计中国此后将经历GDP增速更低的“失落的20年”。

　　11.如果中国经济成功实现再平衡，那么在GDP增速大幅放缓的同时，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只会略微减缓。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将保持稳定。

　　12. 非食品类大宗商品的价格将在未来三四年大幅下跌。

　　“大幅下跌”在此并不夸张。中国在诸如铁矿石、水泥、铜等大宗商品的全球需求中所占的份额与其经济规模完全不成比例，几乎完全反映出中国高度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当中国投资大幅放缓时（必须如此），全球对非食品类大宗商品的需求将急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