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
　　　　　　
　　　　　　《信息时报》8月23日报道，广州每年出生的八万新生儿中，至少有100名是弱智儿。强制婚检取消后，有数据显示广东的出生缺陷率明显升高。有媒体称为这是取消强制婚检酿成的苦果。无独有偶，去年取消收容遣送制度以后，也是有人惊呼广州的犯罪率上升。
　　　　　　
　　　　　　取消强制是改革开放以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离的一个标志。原来我们国家是有对个人私生活进行干涉的。必须承认，这种干涉原来是为了人们的福利，目的在于为民众的生活进行适当、全面的指导。原来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所有的新人必须到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婚前健康检查，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婚前健康检查证明。甚至有极端的例子，据2003年05月19日《华商报》报道，昆明市盘龙区公证处为作为45岁的何女士出具昆盘公字98第95×号公证书，代表国家证明何女士是处女。突破私人领域和公共部分的界限是危险的，造成很多严重社会问题。
　　　　　　
　　　　　　按照民法中的说法，人身权利是与人本身不可分离的，是不可能交给国家的。而实际上，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人身权利只与每个人相关，不对他人产生影响，所以国家也没有必要进行协调和管理。隐私权就是这样一种人身权利，它只涉及个人私生活，不影响他人。所以国家没有必要干涉。也就是说，政府应该是有限的。　
　　　　　　
　　　　　　新《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把婚检列入“可选择“的范围之内，结婚登记将充分尊重个人的隐私权，婚检将成为很私人化的一个检查，婚姻登记机关只会倡导新人进行检查，在结婚登记前给予婚检的告知单，给予一定的提醒。而不再作为硬性条件，强制进行。这样实行自愿原则充分尊重个人人格，在个人意志和社会利益之间达到平衡。
　　　　　　
　　　　　　毫无疑问，婚姻在有的时候可能具有负的外部性，例如有遗传病等，如果放任不管，其后果必然转由社会承担。还有例如近亲结婚，不仅不利于优生优育，而且属于人类禁忌，也是人类情感所不允许。婚检更是可以看出公共利益所在。作为《婚姻法》的主要起草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说，有一部分人主张取消婚检；我个人不同意完全取消婚检，那样比较冒险，对于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也不利，对整个社会不利。
　　　　　　
　　　　　　如果国家权力没有以关怀公民的婚姻质量和人口质量为借口，那是不可能介入这块天然的私人空间的，正是在公共利益的名义掩护下，才能大规模的入侵。可以说这是一种多数人的暴政。婚姻是非常私人的事情，是极权政体的天然敌人，应该承认原来的婚姻制度是夹在公共利益和天赋人权之间，没有办法完全摧毁天赋人权的观念，所以《婚姻法》中的婚姻自由也规定得堂堂正正。
　　　　　　
　　　　　　美国宪法人权法案中“不准立法“条款禁止政府侵犯人身权利和契约。我认为在文革之后，中国的市民社会逐渐初步形成，它有两个标志。一个是权力从经济生活中退出，原来《经济合同法》规定，主管部门造成一方合同违约的，这一方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而主管部门和违约方之间处理为一种内部关系，当行政权力不直接影响契约时，就是从市民社会中退出。
　　　　　　
　　　　　　另一方面就是开始保护隐私权。正是在保护隐私权这一动机的驱动下，新《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把婚检列入自主选择的范围，而不再作为硬性条件，强制规定。这样实行自愿原则充分尊重个人人格，在个人意志和公共利益之间达到平衡。当国家权力从私人空间退出以后，可以将协调天赋人权和公共利益的重任交给市民社会，由市民社会本身来承担原来国家的这部分功能。
　　　　　　
　　　　　　因为广州每年出生100多弱智儿，就惊呼取消强制婚检酿成的苦果我认为这是有关媒体在大惊小怪。不管如何，弱智儿毕竟只占少数。如果为了严防死守避免弱智儿出生而恢复强制魂检，这是为了少数人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天赋人权。不能为了万一而牺牲一万，不能为了制造某种论证效果而夸大了取消强制婚间的危害。建立在耸人听闻的基础上，就毫无理性的强制所有的新婚夫妻体检，从而企图达到避免弱智儿的目的，这是公权力的滥用。这好比是释放的人员重新犯罪率很高，就把所有正在服刑的犯人都实行终身监禁一样。
　　　　　　(8/28/2004 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