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以来，中国银行业利润增长骤然提速，其赢利之丰厚让某银行行长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于是，“银行暴利说”应运而生，众多矛头直指中国银行的高利差。但是，就在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对“银行暴利说”进行了正面回应，用事实和数据对“银行业高利差说”进行了有力的回应。因为事实和数据表明，无论发达国家如欧美也好，还是“金砖四国”也好，存贷差都要高于中国目前的水平。巴西的存贷差长期高于30%，最高时超过45%，但是未曾听闻巴西银行业存在暴利。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当中国人民银行在用中国的利差和其他经济体的利差进行比较时，有一个前提就错了：中国的利率是双向管制利率，其他经济体的利率大多是市场利率。双向管制利率下的利差和市场利率下的利差根本就不具备可比性。否则，何以解释利差10倍于中国的巴西银行业就没有暴利呢？

当绝大多数经济体央行都已经实行用基准利率调节基础货币数量的货币发行机制时，“中国利率”至今还停留在“管制存贷款利率”上。因此“中国特色”的货币发行渠道是央行按年度分配给各家银行的“新增贷款额度”，而这些年的管制利率显然太低。过低的利率导致银行贷款成为“稀缺产品”供不应求。同时，持续的货币超发又导致新增贷款金额越来越多，如此，银行业想不赚钱都难。假如央行把存贷差提高到20%，我相信银行业的暴利一定会自然消失。所以，银行业暴利产生的路线图是：RMB巨量超发－作为RMB主发行渠道的银行新增贷款额度不断膨胀－超低利率导致贷款供不应求－银行业暴利。

因此，如果我们把视角稍微放得远一点，就会发现中国银行业12年来的发展路线图是：上世纪末的巨亏甚至濒临破产－通过财政补贴和高利差收益“康复”－进入高利润阶段－暴利阶段。这一路线图，恰恰是中国存贷差从2000年之前的0.5%急剧扩大到2000之后长期高于3%且最高超过4%的阶段，也恰恰是RMB超发越来越严重的阶段。2005-2008年银行业已经是中国最赚钱的行业而不是地产业，只是由于地产业的“突飞猛进”吸引了更多的眼球而已。2009年之后“印钞大跨进”导致银行业放贷规模短时间内急剧放大，规模的增长自然引起利润的成倍增长，想掩饰都难，这才有今天的“暴利”之说。

但是对经济学和经济史了解的童鞋都知道，利率是决定投资结构的决定要素，或者说是决定资源配置结构的决定因素。如果央行扩大货币供给会人为地降低利息率，把实际利息率人为地压低在自然利率之下，投资就倾向于选择回收周期长的项目。用哈耶克的话说，资金会投向远离最终消费的“资本化程度较高的生产”，使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变得迂回，从而导致资源的“错配”，创造一个人为的经济繁荣。具体到现在的中国，就是用“投资带动投资”。当然，由于国有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占主导地位，因此资源错配的主体也是国有企业。事实上在低利率情况下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主体也只能是与银行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有企业以及地方ZF融资平台。

另一方面，利率被人为压低会增加人们的消费需求从而减少储蓄，并导致CPI的全面上涨。而利率管制又会造成民间借贷的盛行，价格双轨制就此出现。被各大媒体口诛笔伐的“高利贷”其实才是自然利率，才是市场利率。民间利率高企则会导致民间资金投向回收周期短的项目，比如房地产。

因此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形成“国有民营二元结构”，双方的资源配置结构都是错误的：国有领域资金回收链条越来越长；民营领域的投资越来越象赌大小。“高阶资本品”出现过剩；消费品的生产和供应会逐渐减少，也就意味着消费品需求逐渐增加。目前的典型结果就是与投资相关的钢铁、水泥行业已经全面陷入困境；农产品的生产供应也似乎出现下降趋势。最终，从事“资本化程度较高的生产”的企业无法偿还银行贷款，银行业陷入困境，货币流通速度大幅下降，经济自然也会陷入恐慌和萧条。要维持这种局面只有一个办法：继续印钞并且继续“用投资带动投资”，只是这只能延长危机的爆发并且使之爆发更为猛烈。

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收紧货币让货币供应恢复正常，实行利率市场化，然后利率恢复到正常水平。但是这一过程却是“投资”纠错的过程，是投资结构重新配置的过程，也是经济从“虚假繁荣－萧条－恢复－正常”的过程。

所以，银行业的暴利，更象是银行业乃至中国经济的“回光返照”。只是12年前银行业的哀鸿遍野似乎早已被人们淡忘，2月27日世界银行报告的忠告犹在耳边。央行对“高利差说”的有力回应更是印证了经济研究领域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彻底沦为“超女快男”的娱乐舞台。每个人今天看上去都象银行业暴利那样没着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