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的困境与美元的前景
200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几乎全部的西方发达国家，美欧均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关于危机的原因众说纷纭，笔者比较认同朱锡庆教授的观点，即当前西方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其知识积累水平相对于新兴国家的领先优势大大缩小，从而其竞争优势不再。

事实上，西方的危机与互联网的兴起有关。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享受着高收入和高福利，其生活水平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西方国家的知识积累水平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正如人才市场的竞争一样，有多大能力就能享受多高的待遇，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是如此。维持高收入水平的前提是保持在知识积累水平上的优势，然而互联网的兴起使得知识的传播成本大大降低，传播速度因而大大增加。如此一来，在很短时期内，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积累水平迅速拉近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而在另一方面，新兴国家的工资水平却远低西方国家水平，其成本也远低于西方国家，于是在国际竞争中，西方国家一败涂地。竞争的法则要求这些西方国家降低其生活水平，从而降低其生产成本，才能重新获得竞争力。然而高福利一旦形成就很难削减，民众的反对引发政治动荡又对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因此，西方国家的调整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这就是美国与欧洲所面临的现实。

这其中，美国与欧盟及日本的情况又有所不同，美国可以利用美元的垄断地位应付危机。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已经实行了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由于美元作为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结算货币和各国的储备货币，其在外流通量巨大，超发的美元大部分被其他国家与地区所吸收，美国国内的通胀水平并没有显著上升。

然而，对于美国而言，利用美元的国际地位超发美元固然有助于其应付当前的经济困境，但同时其中隐含着巨大风险，甚至有可能导致一场对美国经济的灭顶之灾。一方面，美国相对生产能力的下降动摇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基础。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知识积累水平优势的缩小是其生产能力削弱的根本原因。以中国为例，中国1990以前不会造手机、电脑；2000年以前几乎不会造汽车，而现在这些产品产量均是世界第一，其制造成本远远低于美国。竞争劣势导致美国国内产业的空心化，目前其GDP大部分来自于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尽管其高科技产业依然很发达，但是它总体上不足以支撑美元当前的国际货币地位。也就是说，美元在未来的购买力需要美国的生产能力作为保证，然而从目前的趋势看来这种担保相当不靠谱。另一方面，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势必引起境外美元资产持有者的不满，进一步强化了美元贬值的预期、动摇了对美元的信心。

上述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人们在未来会尽可能减少或避免持有美元及其资产。但当前另外三种国际货币：欧元、日元、英磅，其相应国家（地区）也陷入了经济危机，其状况并不比美国好。因此，短期内人们别无选择，不得不继续持有和使用美元及美元资产。然而，一旦人们找到一种可以替代美元使用的货币或交易途径，美国经济将面临灭顶之灾。这是因为，流通在美国境外的美元及美元资产数量巨大，远远超过美国国内的货币流通量；如果对美元的信心动摇，境外持有者大量抛售，这些美元将回流美国，势必导致其国内恶性通货膨胀，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动摇对美元的信心，境外持有者进一步抛售，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果真如此，届时，美国出现1000%以上的通胀率亦不足为奇，而美元的崩溃将不可遏制。在笔者看来，在未来15年以内，这种状况很可能发生——美国人需要为他们此前利用美元的垄断地位大肆挥霍还债。但这一切还要取决于中国的作为。

三、中国的经济问题
前文述及，历史上生产能力最强大的国家，其货币都是使用最广的国际货币。反过来，设想一个国家生产能力世界第一，而其对外经济活动几乎全部使用他国货币，情况会怎么样呢？这就是当今中国的情形。

1.美国滥发钞票，中国通货膨胀
中国企业出口商品和劳务，换回的美元在国内兑换成人民币，从而转化为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于是，在央行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国内的货币供应量也同步增长，这就是人民币被动超发机制。中国源源不断地输出真实财富（商品和劳务），换来的美钞却未能对国内生产者进行补偿，于是国内的需求被越来越被抑制，就相当于中国经济在不断地失血，这种局面是难以为继的。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可以说，当前中国所有的重大经济问题均或多或少与此有关。

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的实际生产能力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而国际贸易中却主要使用美元等其他国家的货币结算，这使美国得以大量印发美元以解决其经济困境。正常情况，一个国家滥发货币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然而奇妙的是，美国滥发美元最后却转化为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事实上，过去的近十年，中国一直在替美国承受通货膨胀的压力。由于美元的国际地位，超发的美元被其他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中国）吸收，美国国内的通胀反而远低于中国——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地位，将通货膨胀转嫁给了以中国为首的其他国家。

2.“水多了加面”与“藏汇于民”均于事无补
由于人民币被动超发导致的货币供应量过剩，并不仅仅表现为通货膨胀，过剩的流动性在国内寻找投资机会，必然引起投机盛行，资产泡沫化；致使资产价格紊乱，严重干扰产业资本家的决策和产业企业的正常运作。

关于人民币被动超发及其引起的问题，周其仁多有论述。然而周没有看到问题根源在于中国生产能力已跃居世界前列而人民币却并非国际货币这一结构性矛盾，因此周所开出的药方也就是无的放矢了。总结周先生的主张，大致有三点：“人民币与美元脱钩（人民币升值）” 、“投放更多的资产（水多了加面）”和“藏汇于民”。关于第一点主张留到下一小节讨论，这里先讨论周先生的后面二点主张。

“水多了加面”一语已经流传甚广，意思是政府动员更多的资产/资源进入市场，以吸纳国内过剩的货币供应，从而缓解通胀压力——周先生将其形象地比喻为“水多了加面”。然而，周先生在论证这一主张时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另外，这一主张所依据的货币数量方程本身是有问题的。

在《流动性创造流动性（2011.4.25）》一文中，周先生这样问道：“为什么流动性最强的货币没有更多转为其他流动性较低的资产，从而缓解通胀的压力呢？”显然，周先生错误地认为,人们使用货币购买了流动性较低的资产后，这部分货币就积淀下来，流通中的货币就减少了——这是一个逻辑错误。例如某人出资100万购买房产后，这100万元转入卖主手中，继续流通。那么这笔买卖仅仅是短期地占用了一定的货币，对于减少流通中货币及抑制通胀的作用微乎其微。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周先生严重地夸大了“加面（即动员原本不能交易的资产进入市场）”对于抑制通胀的作用。例如在《水多了加面（2010.9.6）》一文中，周先生举了这样一个例子：2007年我国贸易顺差为2.3万亿元人民币，国内超发的货币也就是2.3万亿；那么砍它2.3万亿元的木头，砍下的木头不准出口，就可以平衡超额供给的货币了。问题是“砍它2.3万亿元的木头”果真能平衡2.3万亿的超额货币供给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究竟要砍多少木头才够呢？这取决于现实中的货币乘数，假若存款准备率为10%，则理论上最多需要砍23万亿元的木头！

另外一个偏差来自于货币数量方程本身。货币数量方程将经济的运行简化为商品与劳务从生产到消费的一个单向运动过程，它仅仅考虑经济中的一个流量，而没有考虑存量资本的交易的货币需求。换言之，货币数量方程隐含地假定了资本市场及其货币需求完全与基础货币供给无关。而现实中，随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深化，资本市场的货币需求是不断上升的，对于物价水平及商品生产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周先生所主张的“水多了加面”恰恰属于存量资本的交易，对此是不能用货币数量方程来解释的。

那么，存量资本交易所产生的货币需求究竟几何？笔者试举一个股票市场的例子说明之：

设某证券公司，名下有一万名客户开户并交易。每名客户的证券帐户中初始总资产为10万元，客户帐户状态或空仓或满仓，概率各占50%。客户不断地交易，若买入，其帐户状态由10万元资金变为市值10万元的股票；卖出则由市值10万元股票变为10万元资金。进一步假设每个客户每天最多交易一次，每天交易的概率为0.1且买入和卖出的客户数量相等。

我们来考察上述这样一个小型股票市场会占用多少货币。该证券公司名下的股票总市值为5亿元[1]，资金余额亦为5亿元。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市场占用了5亿元的货币。每天有1000名（0.1*10000=1000）客户交易，500个买入，500个卖出；故每天交易需要的现金货币为：500*100000=0.5亿元。而证券公司的总资金余额为5亿元，只需留下0.5亿元应付交易需要，其余4.5亿元可以贷给商业银行，追逐其他商品与资产去也。因此，这样一个小型股票市场，所占用的货币为0.5亿元，它等于股票市值（5亿元）乘以交易概率（0.1）——这里的交易概率，换一个通俗的术语就是我们熟知的换手率。

上述计算方式当然不可能是精确的，笔者的用意在于阐述这样一个结论：一个资产市场所占用的货币与其总市值和交易频率成正比。当资产价格上涨或交易频率上升，该市场占用的货币也随之上升，反之则下降。交易频率反应了资产的流动性，因此，恰恰与周先生所说的相反，流动性越高的资产，所吸纳的基础货币越多——理论上对通胀的抑制作用越强。2011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疯狂地发行新股——有关当局是否受了“水多了加面”思想的影响，希望以此抑制通胀——笔者不得而知。但这个过程恰好为我们提供了检验这一主张的难得机会。检验的结果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了，大量新股上市导致换手率极度萎缩，伴随而来的是股价暴跌，总市值下降。由于这两方面的效应，从股市释放出巨量的流动性，当前的通货膨胀中，这一因素的贡献小不了。可知，“加面”非但不能抑制通胀，更可能的是助长通胀。“水多了加面”——此论可以休矣。

至于“藏汇于民”更是无济于事。美国的经济困境非一日之寒，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元滥发将是常态。可以想见，今后美元依然会如潮水般拥入。 “藏汇于民”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人民币被动超发的问题，政府将这个烫手山芋扔给民众，其结果亦难如愿。国内民众与企业固然有一部分持有并使用美元对外投资，然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缺乏美元的投资渠道。因此，民间对美元的吸纳能力极其有限。另一方面，美元仍然源源不断地拥入，那么市场上人民币对美元就会形成巨大的升值压力。如果央行不加干预，则人民币兑美元将疯狂升值，如果干预，则必须买入美元，放出人民币，结果仍然是人民币被动超发。

周其仁主张动用国企利润用于购汇，以代替当前央行购汇，这只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这些国企如何使用巨额的外汇，大概不能指望这些国企在海外的投资/投机会多有效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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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是指的预期值。根据大数定律，客户数量越多，这一数据依概率收敛于其预期值，因此，现实中这一数据会非常接近于其预期值。同理，下文中所有数据均指预期值，不再另外说明。

三、中国的经济问题
前文述及，历史上生产能力最强大的国家，其货币都是使用最广的国际货币。反过来，设想一个国家生产能力世界第一，而其对外经济活动几乎全部使用他国货币，情况会怎么样呢？这就是当今中国的情形。

1.美国滥发钞票，中国通货膨胀
中国企业出口商品和劳务，换回的美元在国内兑换成人民币，从而转化为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于是，在央行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国内的货币供应量也同步增长，这就是人民币被动超发机制。中国源源不断地输出真实财富（商品和劳务），换来的美钞却未能对国内生产者进行补偿，于是国内的需求被越来越被抑制，就相当于中国经济在不断地失血，这种局面是难以为继的。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可以说，当前中国所有的重大经济问题均或多或少与此有关。

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的实际生产能力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而国际贸易中却主要使用美元等其他国家的货币结算，这使美国得以大量印发美元以解决其经济困境。正常情况，一个国家滥发货币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然而奇妙的是，美国滥发美元最后却转化为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事实上，过去的近十年，中国一直在替美国承受通货膨胀的压力。由于美元的国际地位，超发的美元被其他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中国）吸收，美国国内的通胀反而远低于中国——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地位，将通货膨胀转嫁给了以中国为首的其他国家。

2.“水多了加面”与“藏汇于民”均于事无补
由于人民币被动超发导致的货币供应量过剩，并不仅仅表现为通货膨胀，过剩的流动性在国内寻找投资机会，必然引起投机盛行，资产泡沫化；致使资产价格紊乱，严重干扰产业资本家的决策和产业企业的正常运作。

关于人民币被动超发及其引起的问题，周其仁多有论述。然而周没有看到问题根源在于中国生产能力已跃居世界前列而人民币却并非国际货币这一结构性矛盾，因此周所开出的药方也就是无的放矢了。总结周先生的主张，大致有三点：“人民币与美元脱钩（人民币升值）” 、“投放更多的资产（水多了加面）”和“藏汇于民”。关于第一点主张留到下一小节讨论，这里先讨论周先生的后面二点主张。

“水多了加面”一语已经流传甚广，意思是政府动员更多的资产/资源进入市场，以吸纳国内过剩的货币供应，从而缓解通胀压力——周先生将其形象地比喻为“水多了加面”。然而，周先生在论证这一主张时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另外，这一主张所依据的货币数量方程本身是有问题的。

在《流动性创造流动性（2011.4.25）》一文中，周先生这样问道：“为什么流动性最强的货币没有更多转为其他流动性较低的资产，从而缓解通胀的压力呢？”显然，周先生错误地认为,人们使用货币购买了流动性较低的资产后，这部分货币就积淀下来，流通中的货币就减少了——这是一个逻辑错误。例如某人出资100万购买房产后，这100万元转入卖主手中，继续流通。那么这笔买卖仅仅是短期地占用了一定的货币，对于减少流通中货币及抑制通胀的作用微乎其微。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周先生严重地夸大了“加面（即动员原本不能交易的资产进入市场）”对于抑制通胀的作用。例如在《水多了加面（2010.9.6）》一文中，周先生举了这样一个例子：2007年我国贸易顺差为2.3万亿元人民币，国内超发的货币也就是2.3万亿；那么砍它2.3万亿元的木头，砍下的木头不准出口，就可以平衡超额供给的货币了。问题是“砍它2.3万亿元的木头”果真能平衡2.3万亿的超额货币供给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究竟要砍多少木头才够呢？这取决于现实中的货币乘数，假若存款准备率为10%，则理论上最多需要砍23万亿元的木头！

另外一个偏差来自于货币数量方程本身。货币数量方程将经济的运行简化为商品与劳务从生产到消费的一个单向运动过程，它仅仅考虑经济中的一个流量，而没有考虑存量资本的交易的货币需求。换言之，货币数量方程隐含地假定了资本市场及其货币需求完全与基础货币供给无关。而现实中，随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深化，资本市场的货币需求是不断上升的，对于物价水平及商品生产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周先生所主张的“水多了加面”恰恰属于存量资本的交易，对此是不能用货币数量方程来解释的。

那么，存量资本交易所产生的货币需求究竟几何？笔者试举一个股票市场的例子说明之：

设某证券公司，名下有一万名客户开户并交易。每名客户的证券帐户中初始总资产为10万元，客户帐户状态或空仓或满仓，概率各占50%。客户不断地交易，若买入，其帐户状态由10万元资金变为市值10万元的股票；卖出则由市值10万元股票变为10万元资金。进一步假设每个客户每天最多交易一次，每天交易的概率为0.1且买入和卖出的客户数量相等。

我们来考察上述这样一个小型股票市场会占用多少货币。该证券公司名下的股票总市值为5亿元[1]，资金余额亦为5亿元。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市场占用了5亿元的货币。每天有1000名（0.1*10000=1000）客户交易，500个买入，500个卖出；故每天交易需要的现金货币为：500*100000=0.5亿元。而证券公司的总资金余额为5亿元，只需留下0.5亿元应付交易需要，其余4.5亿元可以贷给商业银行，追逐其他商品与资产去也。因此，这样一个小型股票市场，所占用的货币为0.5亿元，它等于股票市值（5亿元）乘以交易概率（0.1）——这里的交易概率，换一个通俗的术语就是我们熟知的换手率。

上述计算方式当然不可能是精确的，笔者的用意在于阐述这样一个结论：一个资产市场所占用的货币与其总市值和交易频率成正比。当资产价格上涨或交易频率上升，该市场占用的货币也随之上升，反之则下降。交易频率反应了资产的流动性，因此，恰恰与周先生所说的相反，流动性越高的资产，所吸纳的基础货币越多——理论上对通胀的抑制作用越强。2011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疯狂地发行新股——有关当局是否受了“水多了加面”思想的影响，希望以此抑制通胀——笔者不得而知。但这个过程恰好为我们提供了检验这一主张的难得机会。检验的结果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了，大量新股上市导致换手率极度萎缩，伴随而来的是股价暴跌，总市值下降。由于这两方面的效应，从股市释放出巨量的流动性，当前的通货膨胀中，这一因素的贡献小不了。可知，“加面”非但不能抑制通胀，更可能的是助长通胀。“水多了加面”——此论可以休矣。

至于“藏汇于民”更是无济于事。美国的经济困境非一日之寒，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元滥发将是常态。可以想见，今后美元依然会如潮水般拥入。 “藏汇于民”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人民币被动超发的问题，政府将这个烫手山芋扔给民众，其结果亦难如愿。国内民众与企业固然有一部分持有并使用美元对外投资，然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缺乏美元的投资渠道。因此，民间对美元的吸纳能力极其有限。另一方面，美元仍然源源不断地拥入，那么市场上人民币对美元就会形成巨大的升值压力。如果央行不加干预，则人民币兑美元将疯狂升值，如果干预，则必须买入美元，放出人民币，结果仍然是人民币被动超发。

周其仁主张动用国企利润用于购汇，以代替当前央行购汇，这只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这些国企如何使用巨额的外汇，大概不能指望这些国企在海外的投资/投机会多有效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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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是指的预期值。根据大数定律，客户数量越多，这一数据依概率收敛于其预期值，因此，现实中这一数据会非常接近于其预期值。同理，下文中所有数据均指预期值，不再另外说明。

本文转自：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16704174_0_1.html

3.人民币升值进退两难
人民币升值问题国内外有太多的争议。周其仁认为美元价值并不稳定，而人民币钩住美元也因此而不稳，因此应当放弃钩住美元，听任人民币升值。向松祚等则认为应当坚持钩住美元不升值。

在笔者看来，上述议论均有就事论事之嫌——即仅仅着眼于升值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利弊的讨论。不是说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利弊影响不重要——而是这个问题应当放在更宏观的背景下才能看得清楚。

这个宏观背景就是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陷入危机，滥发货币，从而导致新兴国家普遍有货币升值的压力。在这些国家之中，中国经济规最大模/生产能力最强，因而面临的压力也最大。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人民币国际化，而人民币升值与不升值均于事无补，对中国来说是两难选择。

当前的现实是：美欧等国滥发钞票从新兴国家购入商品与劳务，新兴国家向这些国家输出真实财富，而得到的却是不断贬值的外汇。滥发货币是美欧应付危机的主要手段，只要其经济局势没有彻底的好转，这一局面就会持续下去。虽然新兴国家对此怨气冲天——俄罗斯总理普京曾抨击美国借助美元的垄断地位成为全球经济的寄生虫；巴西总统扬言要对美欧进行货币战争，采取进一步措施阻止雷亚尔升值。但是说归说，包括中国在内，谁也阻止不了美欧滥发货币。而且，如上文分析，美欧等经济体的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新兴国家都会面临主要国际货币滥发的局面。

那么人民币升值将会如何呢？若人民币升值而其它新兴国家的货币汇率保持不变，则中国的一部分生产能力将被其他新兴国家取代。由此对中国、美欧和其他新兴国家分别产生如下影响：（1）中国生产能力削弱，国内大量企业倒闭，失业率急增。（2）美欧等国进口成本上升，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加剧上升，这反过来刺激它们超发更多的货币。但是这种局面是美欧，尤其是美国所乐见的。因为人民币对美元的国际地位构成严重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来自于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打击、削弱中国的生产能力，可以釜底抽薪，消除人民币的威胁，巩固其在国际货币中的垄断性地位；至于增加的双赤字，再多发一点货币就是了，这个代价微不足道。（3）其他新兴国家：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增加，外汇储备急增，同时货币升值压力更大。其中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如印度、巴西，如果其货币有成为国际货币的潜在可能，就会被美欧施压要求升值，一如此前它们对中国和人民币所做的那样。

如果坚持人民币钩住美元不升值，则国内的真实财富不断流出而得不到补充，换来的是美元、欧元甚至还有日元如潮水般拥入。长此以往，国内通胀压力越来越大，内需的抑制越来越严重；最终，当通胀压不住的时候，生产能力也会降下来，最结果与升值的效果类似。

综合起来，如果没有人民币国际化，则人民币升值是自废武功，导致中国生产能力短期内急剧下降；而坚持不升值则在短期内保全了生产能力，但要忍受不断失血的痛苦，长期中仍然会导致生产能力的衰落。比较之下，如果按某些学者的建议，放弃人民币钩住美元，听任人民币升值，则会断送人民币国际化的希望。因此，在当前坚持人民币不升值，同时推进其国际化是中国必须的选择。

有学者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刺激国内的需求，代替出口需求，因而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不大。这是危险而天真的想法。升值后，国外的商品和劳务更便宜了，国内的一部分生产就会被进口所替代，有些产业就会流出——它们在国外生产成本更低更合算。另据中国游客反映，许多中国商品在美国的售价居然比在国内还便宜，这种反常现象并非不可能。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出口商品从发货到在美国售出有一个时间差，这段时间内，由于中国国内通胀高于美国，加之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双重效应之下，同样的商品，国内的售价就高于美国的了。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中国出口企业的利润相当之低。一旦人民币升值，这些企业必将难以为继。以上种种，均导致失业率上升，民众收入下降，从而需求下降。

另一方面，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国内民众及企业并不能直接用之于海外购物。人民币升值后，尽管国外物价便宜了，但我们还得消耗外汇去买；而外汇储备还在不断贬值，且升值本身会加速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的贬值。也就是说，我们能买到的东西其实是很有限的，那么人民币升值对于国内民众的福利刺激内需又能有多大的帮助呢？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所谓淘汰落后产能。这更是荒谬。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是由其民众的知识结构决定的——能当工程师的，谁愿意去卖茶鸡蛋呢？这种观点就等于说，禁止卖茶鸡蛋，砸了他（/她）们的饭碗，这些人就去做工程师了！

4.人民币国际化是唯一出路
中国经济规模超越美国已是确定无疑的趋势。中国与美国国土面积相当，其他条件亦相类，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还要多，且中国人至少不比美国人笨；那么在未来，即使保守估计，中国经济规模达到美国三倍或更多是非常可能的。无法想象，一个规模数倍于美国的经济体，其货币却不是国际货币。中国当前重大的经济问题，其根本原因均在于此。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势在必行，是中国经济发展绕不过的坎。

改革开放以降，无论是“亲美”还是“反美”，中国人大多对美国和美元有着崇拜情结；在这些人看来，人民币国际化，直接挑战美元的垄断地位似乎是不可想象的。请看向松祚为美元所唱的赞歌吧：“伟大国家创造伟大货币；强权国家拥有强权货币……”。向松祚提出了“美元悖论”，以此证明美元的地位无可撼动。所谓的“美元悖论”，是指自2002年以来，美元相对一篮子货币已经贬值超过25％，然而各国所累积的美元储备资产却直线攀升。在笔者看来，各国美元资产的上升表明美国大肆发行钞票和国债从国外购买商品和劳务，这恰恰是美国生产力的衰落的征兆。一方面，美国滥发钞票（和国债），另一方面，由于美元垄断地位，世界各国在短期内找不到的替代资产，从而导致了各国美元储备的上升。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美元贬值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根本就不是什么悖论。

可以想见，世界各国必然不甘心充当美国的“提款机”；但是令各国头痛的问题是，国际化货币中的老二老三老四（欧元、日元、英磅）也都陷入了经济危机中，因此，美元一时还无可取代。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目前中国的实际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且中国人口数倍于美国，这意味着其潜在的生产能力亦数倍于美国。因此，人民币如果国际化，中国完全有能力保证其未来的购买力——即维持其币值的稳定；这对于除美国以外的世界各国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利益所在，各国没有理由不舍美元而取人民币。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是符合全世界利益的——当然除美国之外，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成功的前提基础。

人民币国际化是迟早的事情，那么就推进国际化的时机而言，当前即是人民币国际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错过这个机会窗口，今后再推进国际化将面临大得多的阻力和风险。第一，目前主要的四种国际货币各自的发行国（地区）无一例外地陷入经济困境。美元固然有危机，而欧日英亦无力与之争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则与欧日英的利益冲突并不大；再则当前欧洲急需中国的援助，可利用其经济困境，将人民币国际化与其利益捆绑，使之自觉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如果错失良机，假以时日，当欧洲从危机中缓过劲来，它未必支持人民币的国际化。因此，我们面临的对手实际上只有美元，这大大减轻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阻力。第二，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各国竞相采取各种扩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这必然在未来引发全球性的通胀——这种全球性的通胀其实质是主要的国际货币均呈现出贬值的趋势。同时，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加剧。所有这些均会大大损害非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利益。此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同时保持其购买力稳定，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一个有利的选择，必然广受各国欢迎和支持。可以想象，当欧美的经济开始恢复，主要国际货币贬值趋势不再，而其相对之间的汇率也越来越稳定的时候，人民币国际化无疑就很难获得这些国家的支持。第三，中国当前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是开启人民币国际化的钥匙。将巨额的外汇储备用于支持人民币国际化是一本万利的事，这是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最佳出路。反之，外汇储备存在巨大的贬值风险，错过人民币国际化的时机，同时也会造成外汇储备的巨大损失。

中国经济规模及生产能力已经居于世界前列，进一步的发展必然要求人民币国际化。由于这一结构性矛盾，中国经济发展已经遇到一个瓶颈，原有的发展模式无法持续。如果这一结构性矛盾不解决，则即使中国经济表面上仍然在增长，但国内民众的实际福利及国家的综合国力却在下降——我们的增长换来的仅仅是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国内的真实财富却源源不断地流出。自古华山一条道，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唯一出路就是人民币国际化，舍此之外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