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德比较：人多力量大

总体来说，我赞同易博士对人口与经济问题的研究，我以前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主要是在战争和变革层面。17世纪欧洲处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变迁过程中，由于社会资源、制度准备等方面的积累，跟不上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变的速度，欧洲各地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大量“过剩人口”，发生很多政治革命和社会变革，欧洲国家之间战争频发，对外则是通过征伐大量建立殖民地。17、18世纪以来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上的革命和战争，主要都发生在欧洲，或由欧洲发动。这段时间里面，欧洲的人口增长特别快，年轻人口特别多。

人口是国家的关键性战略能力，也是国家其他战略能力的前提和基础。法国与德国这两个同处欧洲大陆的国家，在19世纪以来随人口变迁而发生的竞争优劣态势转换就非常有典型性。在欧洲历史上，法国长期一直是除哈布斯堡帝国之外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增长迅速为它赢得优势。然而，这一优势在19世纪以后开始削弱。法国是欧洲最早开始实行节制生育的国家，随着各种避孕手段的推行。在法国人口增长速度放缓的同时，欧洲其他一些大国特别是德国的人口，却在迅速增长。从普法战争时候起，德国人在青年男性的比率方面就占优势，到1939年，德国在年龄上适于从军的人数相当于法国的两倍多。

法德两国在人口上的变化，对各自国家的经济与战略能力，产生了明显影响。1850年法国仍是欧洲最大的工业国，法国人口也一直相对而德国为多，法国与德国的较量总是以法国占优。但是到了1870年，德国人口从此永久性地已经超越法国，德国的工业生产与总体经济能力，特别是当时在经济增长中最有代表性的钢铁产量，差不多已达到法国的两倍以上，这使德国明显比法国处在有利地位。戴高乐在20世纪30年代对法国的命运很是担忧，他指出每有一个法国男子达到兵役年龄，就有两个德国人可以参军入伍。事实证明两次世界大战，法国都抵挡不住德国的进攻。

三波人口变迁

放到全球层面，进入现代世界以来，在近300年左右的时间里，全球人口结构发生了三次大的变迁，每次变化都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面貌。

全球人口的第一波变迁，大致是在1700年到1900年，这段时间里面，欧洲的人口增长特别快，1700年的时候，欧洲的人口大概占整个世界人口的18%左右。但是到1900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25%左右。在这段时间里面，欧洲人口总量虽然并不占世界多数，但其年轻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却是世界最高的。欧洲在这两三百年的时间内，不断向外移民、对外扩张，将全球经济纳入到了它的体系，也在此过程中建立起了欧洲的全球优势地位，当时的世界大国，基本上都是欧洲国家，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中心都在欧洲。

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两个超级大国，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共同左右了世界格局。这又是怎么来的呢？法国哲人托克维尔曾说：“未来世界将由美国的钱袋和罗斯的皮鞭共同主宰”，他这样说的主要依据就是这两个国家的人口。1800年的时候开始，这两个国家都进入了人口快速增加的轨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前夕，它们各自的人口数量，都比位居其次的德国人口多了一倍。人口资源给它们提供了绵绵不绝的经济增长活力。这是这两个国家在19世纪后期以后逐渐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共同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并且成为20世纪全球主要两个大国的由来。人口变迁给全球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变化，也是政治上的变化。

风水轮流转。以2008年以来主要发生在欧洲和美国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为标志，今天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又在发生新的激烈变革，它的一个重要来源，乃是全球人口出现了第三波变迁。这一波变迁大致起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一些国家甚至近年出现人口负增长。与此同时，亚洲、非洲、南美国家的人口增加速度非常快。今天世界的人口流动，也由以往欧洲向全世界移民，转变为全世界向欧洲移民。

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一般会有20年以上的滞后期。一开始表现为生育率下降，接着是年轻人口占比降低甚至总量减少，再接着是劳动人口数量减少。日本的生育率下降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对日本经济、社会产生影响则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欧洲的情况大同小异，今天欧元区发生危机，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欧洲人口结构发生了几乎不可逆转的变化，其影响已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全面呈现，在欧洲人口步入老龄化之途，年轻人口不仅占比减少、而且绝对数量下降后，欧洲已经没有支撑实体经济的人口资源，近两百年来财富主要来源于工业生产的传统机制在欧洲也已经丧失。这种状况是工业革命以来两百多年时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第三波全球化潮流中，亚洲正在一点点接收美国的主导位置。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不仅人口数量多，而且年轻人口占比大，过去几十年里获得了良好的经济增长。东亚地区如今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实体经济区，在全球制造业纷纷转移到东亚地区后，整个世界的贸易版图近些年来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全球人口第三波变迁所产生的影响当然还有其他方面。去年以来北非、中东发生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人口变化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埃及在穆巴拉克执政的30年内，增加了4000万人口。这是什么概念？将近一半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这个社会充满活力，如果说欧洲现在是老年人政治，那么，中东北非地区则是年轻人政治，老龄人想保守已有的东西，而年轻人则想推陈出新、弄些以往没有的新花样。中东北非地区于是有“茉莉花革命”。

谈论世界经济、政治的变化，一定要回过头来看世界人口的变化，只有了解了这个背景，才能理解今天所看到的各个国家朝什么方向走。一个国家有没有活力、国家战略能力强不强，不光要看人口数量，另外两个因素也很重要。

一是人口的文化和族群构成。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在其人口中形成对某种主要文明的认同，没有相通（而非共同）的种族构成，其内部凝聚力就不会强盛，那么即使产生人口增长，人口多也难以形成数量优势和国家可用的有利战略资源。奥匈帝国在这方面就很典型。在与普鲁士争夺德意志控制权的1865年，哈布斯堡帝国的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虽然已有3700万人口（为当时欧洲除罗斯外的第一人口大国），却还是因为人口结构过于驳杂，难以形成统一的凝聚力，在19世纪下半叶败给了普鲁士。苏联最后解体，同样与内部种族和文化构成复杂有关。

二是人口的物质文明构成。近代以来，欧洲和美国为什么对非西方世界产生巨大优势，不仅在于人口数量上与非西方世界的差距减小，也在于人口结构中，欧洲人口的科技和商业素质比非西方世界为高。即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中，欧洲和西方远远走在非西方国家前面，而哪一个国家在人口的物质文明转型中速度更快，效益更佳，谁就会拥有更好的人力资源，也就相应就会积累更强的国家战略能力。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而在21世纪，人口中一个新增因素，也将影响到大国兴衰和世界政治变迁，即人口的年龄构成。这一因素只是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才出现。此前，人类没有出现人口总和出生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和老龄化的现象，世界各国间人口结构的差别不大。但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这个问题出现了世界性扩张，全球主要国家和不同地区间，人口年龄结构地图已发生显著差异。这一差异已明显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内外政策，从而影响世界政治。

中国的四大人口危机

回过头来讲中国的问题，中国以往的人口政策，现在是到了要全面反思的时候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们通常很自然是要往城市里迁徙的，但现在呆在农村的那些老年人，是不可能转移到城里去的，他们很快会面临老无所依的局面，因为中国目前是未富先老，不可能建立起像欧洲那样的社会福利体系，农村里面的老人不可能被福利政策所覆盖，弄不好会导致一场人道主义的危机。

中国今天的人口状况，可能会带来四方面的危机。第一个就是发展的危机，经济发展速度会逐渐减小直到最后停顿。广东、浙江这些省份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经济发展速度很快，最大的因素不是别的，就是国家给了东部省份一些优惠政策后，全国的年轻人都到沿海去了。近几年来由于沿海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上升，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内地省市的很多年轻人开始选择留在当地就业，不再出省打工，这些内地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下子就上去了，相反像广东、浙江这些地方，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于是开始搞“腾笼换鸟”、推进产业升级转型，但是年轻人大量减少之后，一个地方活力减弱了，不是你想产业升级就能升起来的。

第二个是在国防安全上。以往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多子女家庭占绝对多数的社会，对“人命”的敏感往往被压制在对谋生的巨大需求中。今天中国社会已解决温饱问题，进入了发展型社会，军队兵源超过一半是独生子女，未来一旦发生战争，整个社会对前线军人大量牺牲的承受能力会降得很低。不仅如此，社会老化也会使一个国家在财政、人力和心理上，对战争的承受能力下降。

第三是社会安全上遇到麻烦。性别比严重失衡，按照目前的男女比例和生育结构，到2020年大概会出现3700万到4000万的男性光棍，这对社会治安是严重隐患。

第四个危险是文化安全。中国以前的文化传统传承，与中国的生育文化紧密相关，而在以男性为传承谱系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伦理感、道德感很强，从小就被灌输要对家庭、家族、国家负担责任的观念。但是现在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几个老人围绕一个孩子转，伦理观念很淡薄，这样会导致全社会的道德缺失。一个无信仰、无道德的社会有没有前途？很成问题。

(二楼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