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澧说，“美国百年前已是产值世界第一，科学第一却姗姗来迟。”

     他说，根据比较保守的推算，美国总产值在1890年升为世界第一（还有估计更早的）。诺贝尔奖在1901年首次颁发。

     他采纳研究诺贝尔奖的专家、美国丹佛大学已故世教授伯顿·费尔德曼在2000年出版的《诺贝尔奖：关于天才、威望和争议的故事》（The Nobel Prize: The History of Genius, Controversy, and Prestige）的分段法，将诺贝尔科学奖的历史分作两段，从1901年到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为第一段；之后为第二段。

      吴澧发现，在到1933年的第一阶段，共颁发了39个诺贝尔物理奖。其中有3位美国人，仅占8％。法国同期有6人得奖，是美国的两倍；英国有8人，几乎是美国的三倍；德国有11人，差不多是美国的四倍。就连小国荷兰都有4人。也就是说，在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40年之后，拿到的物理奖还比不过荷兰。

      得到化学奖和医学奖的美国人，数量更少。30个化学奖只有2个给了美国人；德英法都比美国多。美国人拿得最少的是医学奖，34个里面只中了一个还不如欧洲国家中相对落后的俄国（2个）。

     吴澧认为，1933年之后诺贝尔科学奖项国家分布的改变，与科学家逃离法西斯魔掌有关。

      吴澧最后指出：“作为一个孤例，我们不能说美国的经验就是普遍规律。但美国的特例至少表明，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经济第一并不会自动带来科学上的国际声誉。毕竟，科学研究是一个长久的积累过程。促进这一过程，叫口号没用，拔苗助长式的奖励也没用。资金的大量投入，应该有用，但也不会立竿见影。”

     AN宁愿相信这是一个“普遍规律”，而不是“特例”。也就是，即使中国经济总量在2012年就超过了美国，也要到2052年才可能开始获得诺奖。

     于是，中国今天在科学上的投入，不可能给现在的科学和政治领导人增加所谓的显示度。但他们必须明白，如果不认真考虑为未来投资和开始为科学技术的长期、持续发展做准备的话，中国可能永远也成不了世界科学第一。到那时，美国科学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普遍规律”就真有可能在中国成为“特例”了。

    今天，很多人都沉浸在由《自然》（Nature）杂志关于“中国的高质量科研论文数将成为世界第二”的预测引起的亢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