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的发改委请各地政府将基建项目一并带上京来，以类似批发的形式，一次过地大量批出新的基建项目。发改委的网站数据显示，发改委曾有一天批出上百个项目的记录，这些项目是否真的像学生考试那样，经受过适当的、全方位的论证和可行性研究，就不得而知了。
五月二十三日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国家发改委对审批项目的态度随后出现了重大的改变。
尽管有官员出面否认，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展开了一场全面的保增长部署。这些政策措施，涉及基础建设、消费补贴、政策性住房等许多领域，旨在为放缓的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政府强调的是，这不是又一个“四万亿”，并不否认在为稳定经济而密集出台支持性政策。
目前试图对刺激经济政策作量化分析还为时过早，不仅每个项目在细节上具有不可比较性，有相当一部分项目只是把开工时间提前了，而且相信还会有新的措施出台，所以现在估计刺激政策的总规模，难度大、意义并不大。如果硬要做一个估算的话，笔者估计总规模大概在一至二万亿元人民币之间。这个规模小过二○○九年四万亿（最后地方政府花了近十四万亿）的规模，不过大过笔者之前的预期。在笔者看来，重要的不是规模与数量，而是北京在刺激经济问题上的态度出现了重大的改变。
资金供应，将决定此次财政刺激的力度与效果。与二○○九年的四万亿不同，当年的基础建设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此次中央政府的出资占据更重要的地位。不过中央财政拨款，多极有限，相当一部分资金仍需要出自地方政府与银行。但是地方财政已经捉襟见肘，银行又只愿意贷给信誉最佳的地方政府，所以笔者怀疑此次刺激政策可能热闹几个月后便失去动力。
无论如何，政府启动财政刺激措施，对短期增长是有利的。它为下滑中的经济提供了一个底部，硬着陆的风险因此下降。但是如果民间投资不跟上，光靠政策性投资，中国经济难有象样的反弹，刺激措施不过给低迷的股市打上一剂强心针。批发式地推出新基建项目和在过剩行业建设更多产能，令笔者担心新的不良资产。
政策刺激，可以减少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可以垫高下行周期的谷底，但是很难为经济带来可持续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今天更需要有结构性的突破。开放服务业、打破银行垄断、打破国企垄断、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才是引领中国经济迈向新的高峰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