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我从不看好海归派经济学者,认定他们到国外仅仅学点经济学皮毛,就自认为取回了圣经,其实他们除了学的一点市场操作实务,作为养家过日子的本钱,真正的大学问体现出来的,的确不多,</P>
<P>            前段时间,偶然看了复旦大学教授韦森写的几篇涉及经济学中的语言问题研究的文章,发现现代西方经济学者,也一再研究语言在经济理论研究和教学中重要意义.我有点孤陋寡闻了,不能看不起美国的经济学家.</P>
<P>.特转贴如下:</P>
<P align=center><FONT face=宋体 size=3>从语言的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语言——评鲁宾斯坦的《经济学与语言》</FONT></P>
<P align=center><br><FONT face=宋体>         【内容提要】：通过对语言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语言两方面的历史文献的综合评论，本文对经济学和博弈论的深层哲学基础进行了一些理论反思。在哲学和其它多门社会科学已发生了“语言转向”的当代社会科学话语语境中，本文第一节提出了是否也将会在当代经济学中发生一个语言转向问题。</FONT><FONT face=宋体>第二节对自亚当·斯密以来语言的经济分析方面的文献进行了综述。第三节则讨论了经济学的语言和修辞问题，发现国际经济学界大部分人目前还没有意识到经济学和博弈论的话语体系本身也有一个内在的语言问题。这一节还从数学哲学和逻辑哲学的理论层面对当代主流经济学中充满数学证明的“我向思维自恋症” (autistic)进行了一些反思。第四节评介了鲁宾斯坦就博弈论实质和功用所做的一些论述。第五节讨论了语言反思对经济学的制度分析进一展的深层意义。      </FONT></P>
<P align=center><FONT face=宋体>【关键词】: 语言、语言转向、博弈、线序二元关系、生活形式、制度         </FONT></P>
<P align=center><FONT face=宋体> “人们不能互相理解，因为他们不讲同一种语言，并且还有人们不懂的语言。”     —— 庞加莱（Henri Poincaré, 见Benacerraf & Putman, 1983，中译本，第102页）          </FONT></P>
<P align=center><FONT face=宋体>“我越是深思语言，就越是惊讶人们毕竟一向都能相互理解。”     —— 歌德尔（Kurt G?del，引自Wang, 1987，中译本第118页）          </FONT></P>
<P align=center><FONT face=宋体>      在当代经济学的理论殿堂中，鲁宾斯坦（Ariel Rubinstein）是一位国际著名的博弈论经济学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位被人们一般认为活跃在当代博弈论理论领域中的“四君子” 之一的鲁宾斯坦，在国际经济学界可谓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尤其是鲁宾斯坦在1982年和1985年的两篇文章中所提出的讨价还价模型，曾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为是对纳什（John Nash）讨价还价理论的重大发展，以至于在国际上有“鲁宾斯坦讨价还价”这一经济学界的业内行话。      </FONT></P>
<P align=center><FONT face=宋体>      鲁宾斯坦教授于1951年生于耶路撒冷，1972年获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的数学－经济学－统计学学士，于1975年和1976年先后获该校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和数学硕士学位，并接着在1979年获该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博士学位后，鲁宾斯坦开始了其学术生涯，并于1981年升任为希伯莱大学经济系的高级讲师，1984年升为经济学副教授，1990年被聘任为该系经济学教授。1990年以来，鲁宾斯坦转聘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经济系教授，并自1991年起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级讲师（Lecturer in Rank of Professor）。2002年，鲁宾斯坦被牛津大学Nuffield学院聘为荣誉研究员。除了上述教职和兼职外，1982年，鲁宾斯坦还被选为国际计量经济学学会的资深会员，并于1984年被该学会选举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最近，他又被国际计量经济学学会选举为本届（2004年度）学会主席。除此之外，鲁宾斯坦教授还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的外国荣誉院士，并于1995年成为美国经济学会的外国荣誉会员。由于他在博弈论经济学领域中的巨大贡献，鲁宾斯坦教授曾任《计量经济学》、《经济理论杂志》（JET）、《经济研究评论》（RES）、《博弈与经济行为》等9家国际顶尖英文学术杂志的副编辑和编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鲁宾斯坦教授还曾在许多国家的著名大学做过访问教授，其中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哈佛、芝加哥、普林斯顿、牛津、剑桥、伦敦经济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纽约大学等这些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学术重镇等。       鲁宾斯坦教授的主要学术著作有：《讨价还价与市场》（1990，与M. Osborne合著）、《博弈论教程》（1994，与M. Osborne合著）、《模型有限理性》（1998），以及《经济学与语言》（2000）。除上述著作之外，鲁宾斯坦还有70余篇学术论文发表于一些国际顶尖和著名学术刊物上。</FONT></P>
<P align=center><FONT face=宋体>    2000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与语言》，是根据1996年鲁宾斯坦在剑桥邱吉尔学院所作的“邱吉尔讲座”系列讲演的讲稿而成的。这本只有百余页的小册子，虽然篇幅不大，但却探及到博弈论、一般经济理论、语言学以及认知科学的许多深层问题。要理解这部学术专著的理论意义，看来还得从自20世纪初在国际上的哲学和许多社会科学中所发生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谈起。           </FONT></P>
<P align=center><FONT face=宋体>     1 经济学的语言转向        </FONT></P>
<P align=center><FONT face=宋体> 自20世纪初以来，在当代哲学和许多社会科学中较普遍地发生了一个“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这一语言转向首先发生在哲学中，继而国际学术界和思想界对语言的关注从哲学广泛地推进到伦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和文艺理论等其它社会科学中。最早开启这一当代语言转向的，应该说是19至20世纪之交的奥地利哲学家弗雷格（Gottlob Freg），而主要推动或者说引致这一转向的哲学家，则主要是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以及牛津日常哲学学派的领袖人物奥斯汀（John R. Austin）等。       </FONT></P>
<P align=center><FONT face=宋体>     萌发于19世纪下半叶而到20世纪中才基本完成的这一当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语言转向，与人们对世界认识的深度及其进展有关。从哲学史的沿革来看，哲学家们首先思考这个世界是什么；接着他们反思人自己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起对表达人们对世界认识的媒介和工具来。于是乎，哲学史就经历了一个从对本体论的形而上把握，到认识论的思考，再到语言哲学的反思这样一个自然发展过程。       在当代哲学中发生的这一语言转向，也与伴随着近现代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生的人们在各学科、各领域中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不断向深层推进的进程密切相关。随着各学科的思想家对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人们开始感觉到语言的束缚以及对所用语言的困惑，因而不约而同地从各个学科和各领域的不同研究视角同时探及到了语言问题。譬如，赫德尔（Johann G. Herder）和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对语言的关注是与他们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兴趣有关。弗雷格则是在对逻辑和数学的研究中开始注意并思考语言问题的。维特根斯坦从对世界的本体论的逻辑思考转向了对日常语言的反思，而对日常语言哲学思考又经由赖尔（Gilbert Ryle）、奥斯汀和塞尔（John Searle）等当代语言哲学家的推进而成了当代哲学中最蓬勃兴盛的一维“研究向量”。在欧洲大陆方面，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是从各自的哲学思考视角不约而同地把对语言的反思回归到了哲学的本体论诠释。从其它社会科学来看，20世纪以来，不同学科的思想家在哲学中语言转向潮流的影响下也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角转向反思自己研究领域和话语体系中的语言问题。譬如，从其元伦理学（meta-ethics）思考视角，斯蒂文森（Charles L. Stevensen）和黑尔（Richard M. Hare）等当代主流伦理学家均把道德伦理问题最终归结为了语言问题。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则是从人们交往中对符号的运用这一研究视角把语言问题内含在他们的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分析之中的。剑桥大学以马内利学院前院长、新（左）派神学家卡皮特（Don Cupitt，1997）甚至把上帝存在问题也归结为一个语言问题。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界中一些思想大师对语言的反思，又与近代以来语言学诸领域中的一些重要发展密切关联，并相互促进，以至于在近现代和当代国际语言学界出现了像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萨丕尔（Edward Sapir）、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韩礼德（M. A. K. Halliday）等这些国际语言学界的思想大师。       于是乎，如果说当代哲学和多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巨大思想发展和深入理论探索构成了一首宏大交响曲的话，那么，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学术各界对语言的反思就构成了这一交响曲的主旋律。然而，与之不相谐调一个明显的理论反差是，自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凯恩斯（John M. Keynes）以降，以新古典主义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各学派一般还只注重数学分析工具的运用和计量模型的建构，并相对自我封闭地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一个风格凸显（理性最大化推理）和自成一体的理论世界。与当代哲学和其它多门社会科学以语言反思为主旋律的宏大理论交响曲不相谐和的是，直到如今，当代经济学家似乎还很少有人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到了20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Ariel Rubinstein）终于醒悟了，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于是，在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话语语境中，读过鲁宾斯坦（Rubinstein, 2000）的《经济学与语言》，我们自然会联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从21世纪初开始，在以博弈论蓬勃发展为主要动力机制的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也将会发生一个语言转向？       如果说当代经济学真得要发生一个语言转向，其主要动因恐怕并不像鲁宾斯坦在这本《经济学与语言》的小册子中所昭示的那样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又一次“外侵”和“远征”，而毋宁说它将是经济学作为分析人类经济和社会行为及其后果的一门学问之本质的自然延伸以及其理论向深层推进的一个自然结果。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是考虑到，不管是运用日常语言的阐释，还是运用复杂数学语言的建模，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和对象毕竟是人以及人们活动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既然经济学——尤其是经济学的制度分析——要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并解释人们经济行为的社会后果，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是：人作为人的维度是什么？人与人交往和交流（包括市场交换和社会博弈）的工具和手段是怎样影响人们行动和交往结果的？迄今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制度经济学家）并没有认识到，这两个问题均与人类的语言紧密相关。人的交易与交换与人们的语言密切相关，这说来并不是什么新的见解。因为，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早就识出了这一点，并明确地指出，人的交易是需要语言的：“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一只狗与另一只狗进行公平的、有意识的骨头交易。从来没有人见过一动物以它的姿势或叫声向另一动物示意说：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愿意以此换彼”（Smith, 1776, p.15）。[ii] 依照亚当·斯密的这一洞见稍加一点推理，我们会进一步发现，人类——惟独人类——之所以有市场交换和交易行为，之所以在种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一些习俗、惯例和制度，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人类有并使用语言。有了语言，人才有理性、道德和正义感，才有种种社会礼俗、文化传统、商业惯例和制度规则。种种社会规范（social norms），商业惯例（business practices, conventions）以及种种法律和制度约束（constitutional constrains）说到底只不过是个语言现象，或者说必须以语言（包括口头语和书面语）来作为其载体。即使是作为一种自发社会秩序的习俗（custom），也自然有语言的维度在其中：没有人们语言的交流，社会习俗会能生成？又能自我维系和自发扩展？事实上，语言是人成为人的基本和根本维度这一点，也曾为当代著名语言哲学家塞尔所意识到。塞尔曾指出，“语言实际上是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能把我们与其它动物区别开来的东西”（引自涂纪亮，1996，页221）。很显然，没有语言，人还不成其为人，也就没有人类社会，也就没有人类生活的种种规则。动物世界可以有基因型（genotype）或现象型（phenotype）行为中的常规性，如蚂蚁爬行成行，大雁飞行成队，燕子秋去春来，蜜蜂群居筑巢，这些均表示动物世界的某些“自然”秩序，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动物有动物的“社会”。但由于动物世界没有“语言”[iii]，这些动物“社会”中的却没有习俗，没有约定俗成的惯例约束，没有道德和社会规范，更没有规章、法律与制度，因而，虽然在其它动物世界存在其行为的常规性，并构成了动物本身的“社会”，但动物“社会”中却不存在任何制序（institutions），即“established order by which everything is regulated”。       由于语言构成了人成之为人的主要维度，不了解语言，不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市场机制运作中的作用，显然难能对人类“经济世界”的内在秩序及其变迁机理有一个到位的理解和把握。从这个研究视角来观察问题，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种种生活形式（Lebensformen——这里借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其名著《哲学研究》中所使用的一个概念，以总括人类社会的种种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笔者这些年来所使用的中文的“制序”概念——对应于均质欧洲语中宽泛含义的“institutions”——在笔者的实际使用意义上等同于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的生发、型构与变迁中的作用，以及反思、描述并试图从各种理论视角复现人类经济社会中种种自然秩序的经济学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成了经济思想界认识和洞悉人类生活世界（Lebenswelt ——这里借用哲学家胡塞尔的一个概念）研究进程的一种自然推进的结果。从这一广阔背景的视角来评估和理解2000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鲁宾斯坦的《经济学与语言》，我们就会发现，经济学的语言转向，应该说只是迟早的事。           </FONT></P>
<P align=center><FONT face=宋体>    2 语言的经济分析         </FONT></P>
<P align=center><FONT face=宋体> 要思考和探讨经济学的语言转向，自然要涉及到经济学与语言的关系问题。经济学与语言的关系，实际上又必定牵涉到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其二是对经济学话语本身的语言反思。在这一节中，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       首先，分析语言在人们经济活动以及在社会交往中的习俗、惯例和制度生成和演化中的作用，从经济思想史上来看，应该说这已经是非常久远的事了。即使我们认定古希腊哲学家、汉代以前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如子思、孟子和荀子）以及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思想家对语言的反思基本上还不能视作为语言的经济分析的话，但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那里开始，语言的起源和生成过程问题就被置放到经济学理论思考的维度中提了出来，进而分析了语言在经济活动、市场秩序与规则生成中的作用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理解斯密在语言起源问题上的理论洞见，是把握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他的自发制度生成论的思想，以及“斯密问题”（人具有利己动机和同情心双重人格）的一把“钥匙”。用一种隐喻式（metaphoric）的话语来讲，如果说斯密的“分工原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棋子原理”，“斯密问题”、以及斯密在法理学、国家、军队以及税收等问题上一些伟大理论发现构成了他的宏大经济社会思想体系中一颗颗璀璨的明珠的话，斯密的语言观，就像是把这些明珠串在一起的一条“金丝线”。       </FONT></P>
<P align=center><FONT face=宋体>从斯密在语言学方面的文著来看，早在1880年，伦敦一家Ward Lock & Co出版社就曾出版过他的《哲学和文学论文集》。在1983年，西方一位学者J. C. Bryce又编辑了一部亚当·斯密（Smith，1983）的《关于修辞和纯文学的讲演》文集，并由著名的牛津Clarendon出版社予以出版。近些年来，西方学界已有不少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其中，主要有J. C. Bryce（1983）, Steven K. Land（1977）, James Otteson（2002）以及Rudi Keller（1994）等。其中，在1994年由英国著名的老牌学术出版社Routledge出版的一位语言学家Rudi Keller的著作中，其书名就非常有意思地引用了斯密的著名经济学原理：《论语言变迁：语言中的看不见的手》。在2002年发表在《哲学史季刊》上的一篇题为“亚当·斯密的第一个市场：语言的发展”一文中，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James Otteson也对斯密的语言观与他的其它经济社会思想的关系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       从目前笔者所能查到的西方学界讨论斯密语言观的文献来看，大多数学者到目前为止较集中地讨论斯密于1761年发表在《哲学随笔》（The Philosophical Miscellany）杂志上的一篇题为“对语言最初形成以及和复合语言的原初不同天赋（different genius）的思考”（以下简称“语言”）的短文（大约只有20页）。据James Otteson（2002, pp. 66-67） 说，尽管这篇文章的发表比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还晚两年，但有充分理由相信，斯密撰写这篇文章的时间要早于《道德情操论》。他给出的理由是，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也有许多关于语言的论述，且照斯密看来，理解语言是理解道德判断、道德准则以及人类联合的关键因素。       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始，斯密就对人类语言的最初形成情形作了一些猜测。他首先假定有两个还不会说任何语言的野人，这两个野人碰到一起，要进行交流，要表达各人的需要和愿望，就要进行——用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话语语言来说——“语言游戏（博弈）”，从而形成最初的语言。依照斯密的猜测，这两个野人应会先确定名词和动词（因为，他们要先对外在所熟悉的一些特定事物进行命名），然后，才会扩展到形容词和副词，并随着二人语言游戏过程的进展而形成更抽象和更复杂的语言系统。       基于今天的理论标准，也许有人会觉得斯密对语言最初生成过程的这种猜想仅仅是一种直观推想，甚至有点天真。然而，切不要小看了斯密的这一猜想。因为，这里面蕴含着在当代社会科学话语语境中讨论道德起源问题的一种深刻洞识，并内涵着哈耶克式自发制度生成论博弈论诠释的最初理论原型（参韦森，<st1:chmetcnv UnitName="C" SourceValue="2003" HasSpace="False" Negative="False" NumberType="1" TCSC="0" w:st="on">2003c</st1:chmetcnv>）。正如Otteson所见，斯密眼中的语言生成过程，与他对“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秩序生成原理和道德的起源的论述，实际上是采用了同一个理论表述程式，并与卢梭的语言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为，按照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中的观点，现代人在猜测在语言的最初形成过程时会有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境：人类在语言最初形成中的一般化（generalization——或言“概括”）能力首先在于人要有一般化的词汇，而只有在人有了一般化的能力之后才可能有一般化的词汇—— 那么，到底孰先孰后？由此，卢梭曾得出了一个不可知论的解释：“语言单凭人类的智能就可以产生并建立起来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事”（J.-J. Rousseau，1954，参中译本，第81－82页）。熟悉当代西方语言哲学前沿争论问题的学者马上会意识到，卢梭的这一思想，实际上与当代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关于“人遵守规则的悖论”[iv] 的商榷是讲的同一个问题。碰巧的是，卢梭与斯密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差异，好像是前者早在二百多年前就提出了“维特根斯坦悖论”的雏形，而后者则在二百多年前就天才地猜测到了乔姆斯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才逐渐形成的“转换生成语法”的基本观点。也许在研读过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1953）的《哲学研究》和乔姆斯基（Chomsky, 1985）的《语言知识》后，再读卢梭和斯密在语言问题上的这些洞识，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当代思想家所争论的问题，原来在200多年前就曾被卢梭和斯密提了出来，并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和探索。       现在，就让我们进一步察看一下斯密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并且他是如何想超出“卢梭悖论”的。照斯密看来，人之所以能最初形成一些概念，并非像卢梭所认为的那样在于人的由一般语言概念所决定的一般化概括的（理性）能力，而是在于人的心智结构中的联结不同事物的一种自然能力（mind’s natural power of association —— 这显然有点接近乔姆斯基后来所提出的人的“先天语言官能”说）。照斯密看来，有了这种大脑的自然语言能力，人类就可以在无意识的情况下通过相互交流中的“经验博弈”——用今天的博弈论语言来说——而自发地形成语言了。换句话说，依照斯密的见解，人类的语言是在人类个人无意识地相互交往过程中自发生成并自发演化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斯密还明确地指出，尽管人们是在无清醒意识（without conscious deliberation）的情况下自然地形成语言的，但这决非意味着语言的产生是无规则（lawlessly）和完全偶然地（haphazardly）。实际上，斯密认为，假如没有规则所规定的适当用法，人们将无法进行交流。然而，正如维特根斯坦和哈耶克（F. A. von Hayek）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才发现无解因而均自然发问的那样：决定人们行动（包括言行——英语为“speech act”）的规则从何而来？在这个问题上，斯密好像早在200多年前就天才地猜测到：规则源自博弈，源自人们的自发秩序！具体到语言问题上，斯密认为，用词的规则是与词语本身的形成过程同时产生的。到这里，我们方能体感到斯密那平朴语言中的伟大和深刻来了：原来他在200多年前就好像猜测到了200多年后维特根斯坦和哈耶克所仍然困惑不解的问题！       在对斯密的语言观做了上述简要介绍后，下面让我们再来反思一下斯密对语言产生的天才猜想与他的其它经济、社会和伦理思想规划之间的关系。       任何一个稍研究过语言学的人均会发现，每一语言系统都有其内在规则，包括词法、语法以及（拼）写法，等等。对我们这些语言学的行外人来说，这也好像是不言而喻的。在现代社会中，一些主要语言的内在规则一般都会在有关该语言的语法书中归纳和描述出来。即使在没有语法书的一些原始语言系统中，这些规则也会被语言共同体中的长者通过言传言教的形式传教给下一代。但问题是，一个语言内部的规则最初是如何形成的？照斯密看来，情形决非是像曾有一个人或一组人首先发明了语法规则，然后再像发布敕令或谕旨那样将其强加于人民大众，让民众说话和撰文时照之执行。恰恰相反，任一语言的规则起先都是使用该语言的民众在一个自发的语言交流中形成一个习惯用法（usage），然后才上升到显性的或规范的语法规则。因而，照斯密看来，语言的形成过程更显示出了一个自发社会秩序的生成过程，并相应地昭显出了从一种自发秩序到一种自发规则的转化过程。用斯密（Smith, 1983, p. 211）自己的话来说：“一般规则是不知不觉地（insensibly）和缓慢地自我建立起来的，是[人们的]模仿和对声音相似之喜好的结果，这构成了迄今为止绝大多数语法规则的基础。”      </FONT></P>
<P align=center><FONT face=宋体> 比较一下斯密对语言的内在规则自发生成机制的这种猜测和他后来才提出的市场运行中“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就会发现二者的惊人相似之处了。按照斯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人们对自己个人利益的无意识地追求，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福利增进。正如人们在相互的语言交流中无意识地自发创生出词汇且生成、遵从并演化语言的内在规则一样，人们也几乎是在同样一个怀着追求个人需要的无意识的社会过程中自发创生出来一些精巧、复杂和后来又觉得难以理解的一些社会生活形式（包括习惯、习俗、惯例、法律以及其它种种制度等）的。也正如休谟、斯密、弗格森、门格尔以及后来的哈耶克所坚持认为的那样，人类社会的种种制序，恰如其中的“语言制序”（著名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曾认为语言也是一种特殊的“social institution”[v]）一样，均是一种人们无意识和无计划交往活动的自发结果——用斯密自己的用词来说，它们是在一种“insensibly”（不知不觉地）过程中出现和形成的。这一点在斯密的语言观中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来。因为，照斯密看来，像其它绝大多数社会制序一样，语言制序本身就是一种人们无意识活动的“unintended order”（非意想或无计划设计的秩序）。应该说，斯密对语言形成的这一洞识和猜想，基本上为今天大多数语言学家所接受。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像Rudi Keller这样的当代语言学者才把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隐喻运用到他的语言学著作的书名中去了。       不但作为自发市场运行之无计划结果的经济秩序与语言的形成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就连道德准则也与语言一样是自发社会博弈的结果。这也是斯密语言观的一个重要理论含蕴和映射。按照斯密的《道德情操（感）论》，道德情感（moral sentiments）源于人们所禀有的“相互同情的愉快”，而作为具体的道德或伦理准则，则产生于人们的共同情感判断。然而，问题在于，由于我们每个人都对他人在其特定环境中的动机、欲望和需求无详尽的知识，我们又怎样无偏颇地猜测他人的情感呢？斯密认为，只有当一个人设身处地地考虑到他人的情感时——或用斯密的原话说，只有当在所有场合中他人的“情感就是用来判断我的情感的标准和尺度”的时候——人们共同的道德准则就在共同同意中生成了（参Smith, 1756/1976，中译本第2、3、4章）。由此看来，在斯密的眼中，道德或伦理准则，市场中的自发经济秩序，与语言的自发生成过程一样，也是在人们无意识的相互交往中信息沟通以及愿望和情感交流的一个非计划过程的自发结果。       到这里我们也许就可以认识到斯密语言学研究的重要了。可能正是通过对语言生成过程的猜想和理解，斯密萌发了他的“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原理，也型塑了他的道德情操论的基本理论话语（discourse）结构。因为，市场经济秩序和道德准则均与语言一样是人们在无意识交往与社会博弈中的一个自发结果。由此看来，理解了亚当·斯密的语言观，我们也就比较清楚地知道斯密是如何形成其“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秩序生成论的理论观点的了，也自然会对其道德情操论的理论建构思路认识得更加清楚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可以把斯密的语言学理论认作为全面把握斯密经济社会思想导向的一条主线。       从与语言的自发生成过程的相似性之处来思考自发市场秩序的生成过程，也同样发生在当代另一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eedman）那里。譬如，在一篇谈“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经典文章中，弗里德曼（Freedman，1987，参中译本，第9－10页）指出， Boulding曾发现，经济学家通常带着一种近乎于迷信的敬畏来看待价格体系，而且常常惊讶于“人类的决策制定及其相互影响中所表现出来的精妙秩序”。自由交换更加广泛的应用，也唤起了同样的看法。通过“思想市场”中的自由交换，人们构造起了绝妙无比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弗里德曼进一步认为，如果再来考虑一下语言发展的例子，就会发现语言与市场自发生成过程的相仿之处了：“语言是一个能够逐渐演化的复杂而又相互关联的结构。然而，并没有任何人按照某种方式来设计它。它只不过是随着千百万人通过自由的语言交流所进行的自愿合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并且，照弗里德曼看来，习俗法的结构也是这样一个自发生成和演化过程的绝好例证。     </FONT></P>
<P align=center><FONT face=宋体>  现在看来，尽管像亚当·斯密与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学自由主义思想大师曾思考过语言在人们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并从语言自发生成的社会机制和过程的相仿性来反思市场秩序的型构过程，但相对而言，在当代经济学的浩大理论世界中，语言的经济分析方面的文献还比较少。就笔者目前在国外与国内所能查到的资料看，在1965年，西方一位叫J. Marschak的学者曾以“语言的经济学”为题在英文《行为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明显是当代经济学帝国主义精神初兴时期经济学家研究领域外侵的一次“牛刀小试”，且并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多大注意。在1993年，W. Henderson，T. Dudley-Evans，R. Backhouse曾编辑过一本《经济学与语言》的文集，另外也有部分西方学者思考和研究过与“发展”（development）以及在西方国家中的少数民族社区的语言使用、外语和双语运用的经济影响等有关的一些语言的经济学问题（如Breton & Mieszkowski 1977; Selten & Pool, 1991; Grin, 1990, 1994, 1996; Bloom & Grenier, 1992; Rogerson, 1997; Breton, 1998; Lazear, 1999），在一些新近的工作论文中，英国约克大学经济系的Sivana Dalmazzone和Albert Breton等少数西方经济学家也从“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的角度分析了在一个语言社群中使用一种语言的递增收益以及某种语言本身扩展的问题。这些学者还从西方国家中汉语教学和使用所带来的收益以及在这些国家能用汉语进行交流的人数增加对国际贸易的增长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探讨。值得注意的是，Donald M. Lamberton（2002）最近编写了一部《语言的经济学》的文集。但从总体上来说，上述这些文献严格来说并不是语言的经济分析，而只是旨在研究和探讨语言在市场活动、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现在看来，用规范的经济学方法尤其是数学工具分析语言及其生成演化问题，仅从当代经济学界来看，以色列经济学家鲁宾斯坦还是第一人。       当然，在当代各种交叉和门类繁多的社会科学王国中，用规范的数学工具分析语言问题，作为一个博弈论经济学家的鲁宾斯坦并不是第一人。一个显见的事实是，随着近百年来数学方法在天文、物理、化学领域所获得的巨大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运用数学分析工具和方法来讨论生命科学、社会科学甚至人文科学的现象和问题。尤其是随着数理逻辑、功能语法和系统语法在当代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数学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开始运用数学工具来分析语言现象。譬如，像罗素（Bertrand Russell）、布劳威尔（Luitzen E. J. Brower）、歌德尔（Kurt G?del）这样的哲学家和数学家在有关数学的哲学基础的讨论中，就蕴涵着丰富的数理语言分析思想，而数量语言学（quantitative linguistics）、统计语言学（statistical linguistics）、甚至代数语言学（algebraic linguistics）也在当代迅速发展起来。其中，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尤为突出。按照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语言模型可以被看作是某种算法（algorithem）过程：给定一套初始元素，这一“算法过程”昭显为按照一定的（深层和表层）语法规则生成这些元素的序列。如果初始元素是字母，由模型生成的序列就是词，如果初始元素是词，由模型生成的序列就是句子。因此，照乔姆斯基看来，由这种算法过程根据语法规则生成的所有序列的集合，就叫做“语言”（参陈远明，1983，第161－190页）。另外，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不但当代一些语言学家开始运用数学工具分析语言问题，就连一些数学家也关注语言现象来。譬如，俄国大数学家马尔可夫（A. Mapкoв，1856－1922）就曾用概率论方法统计过普希金的诗史《欧根·奥涅金》中的俄文字母序列，并以此来说明马尔可夫随机过程的数学理论（参陈远明，1983，第163页）。尽管如此，就笔者目前所读到的资料看，真正运用数学工具尤其是博弈论分析工具来分析语言现象的经济学家，目前看来还只有鲁宾斯坦。       </FONT></P>
<P align=center><FONT face=宋体>经济学家赶了上来，要参与处在人类思想探索前沿上的哲学家、数学家、语言学家和其它社会科学家们来一起思考与人类语言现象有关的种种问题（包括经济学和博弈论自身的语言问题），这无疑是理论经济学的进步。鲁宾斯坦的这一步迈得虽说还并不大，但却意义深远。       这里之所以说这一步还不大，是因为博弈论经济学家鲁宾斯坦并不是从反思经济学的语言问题来开始研究语言的，而是从对语言的经济分析这一研究视角来切入探讨经济学与语言的关系。换句话说，博弈论经济学家鲁宾斯坦的语言研究，仍然还只是当代经济学中的帝国主义精神膨胀的一个自然表现，是主流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不断外侵这一思想习惯的一个自然延伸，或者说是经济学家总是试图用最优化的解释套路“模型”一切社会现象这一思想程式自我编程的一个自然结果。       这里之所以说这不大的一步意义深远，则是考虑到当代主流经济学家们终于开始认真思考经济学与语言的关系相关的一些问题了。加之，尽管经济学家关注语言问题比当代哲学界和其它社会科学界的思想家们要迟得多，但像鲁宾斯坦这样的博弈论思想大师一旦开始关注起语言问题（尽管从这本小册子的参考文献和鲁宾斯坦讨论问题的视角来看，他对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广阔领域中既存的汗牛充栋甚至浩如烟海的文献阅读得并不多）来，就径直指向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交叉处的一些最深层问题。譬如，在这部著作的一开始，鲁宾斯坦就提出了五个问题。熟悉当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基本精神和发展趋势的学界同仁会马上解读出，这五个问题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交叉处的一些深层争论问题密切关联：有着不同语言的人类为什么会有着共同的思维形式？词语为什么会有确定的意义？不同的语言为什么能互相转换和翻译？很显然，这些问题直接指向了与当代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和人的先天“语言官能”（language faculty）相关联的一些问题，并直接与乔姆斯基本人就维特根斯坦“人遵守规则的悖论”而与当代语言哲学家们——如克里普克（Saul Kripke）和塞尔——所发生的并正在进行中的激烈争论密切相关。这样一来，也许鲁宾斯坦本人还并没有意识到（因为从这部著作所引的参考文献来判断，他好像并没有注意到有关这一争论的理论文献），但他提出这五个问题本身就直接使他作为一位理论经济学家处在与哲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认知生理学家沟通和对话的前沿位置上了。[vi]       与维特根斯坦从逻辑哲学的角度通过思维直观径直走向哲学的语言反思相类似，作为一位博弈论经济学家，鲁宾斯坦也是出于自己理论理性的直观以及当代主流经济学最优化推理的思想习惯而迳直探及到（involved in）经济学与语言问题的。这一点，可以从鲁宾斯坦从他一开始对他为什么思考语言问题所作的自我表白中得以确知。在《经济学与语言》第0章一开始，鲁宾斯坦（Rubinstein，2000, p. 4）就说明，他之所以思考经济学与语言的关系，是想弄清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济理论与语言问题相关？他的回答是：“经济理论是对人们相互作用中的常规性（regularity）进行解释的一种尝试，而人类相互作用中的最基本和非物理性的常规性就是自然语言。”由此鲁宾斯坦认为，“经济学试图将社会制序解释为从某些函数的最优化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常规性；这一点对语言也是适用的”。       上述认识，自然决定了鲁宾斯坦的理论探究思路，这就是从主流经济学和博弈论中最优化选择的常规套路和新近发展（演化博弈论）的一些理路来探究语言的性质、形成机制和演化过程。于是，这就有了鲁宾斯坦博弈论视角的语言经济学的分析和尝试。       经济学家研究语言现象，自然离不开语言学家所关注的一些显性的争议问题本身。熟悉当代语言学发展趋势和理论进展的学界同仁会知道，在当代语言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认知科学以及脑神经科学诸领域中，自近代以来——尤其是在当代——可谓是层层推进，不断发展，已取得了并正在取得许多重大理论成果。这些重大的理论进展，不仅极大地推进了人类对世界、社会和自身认识的理解，而且也导致语言学中的子学科以及诸相互关联的其它学科已形成了一个决非亚于当代经济学诸学科领域的一个宏大的理论世界。面对已取得巨大理论进展的当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理论世界，当鲁宾斯坦这样的博弈论大师“入侵”到语言学领域而试图给语言一种经济分析和理论解释时，他是先选择了语义学（semantics）作为其切入点和突破口的。在“语言的经济学”部分第1章，作者就使用了“Choosing the Semantic Property of Language”（语言的语义性质之选择）这样一个语义十分含混且闪烁不定的题目。这样一个语义含混的题目，既昭显了作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睿智，也看得出作者作为一个博弈论理论家的“策略”思维。对这样一个“策略性”且语义含混的题目的意思，作者在这一章的分析中似乎做了解释，这就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解释自然语言的特征是怎样与某种‘理性’函数的最优化相一致的”（Rubinstein，2000, p. 9）。博弈论经济学家的这一研究视角和理论方略，自然会牵涉到如何理解语言（严格来说人们思维结构）的根本性质这样一个核心问题：语言的语义结构（不仅仅是语法）及其生成过程，是否受最优化选择法则所支配的？[vii] 或者换个问法：在人们语言和思维中一些看来好像蛮符合经济学最优化法则的安排是偶然和巧合的吗？从一个更深的语言哲学层面上来思考鲁宾斯坦这里所提出的问题，这实际上牵涉到当代哲学中的一项主要争论：当某人说出指称某一（个或类）外在对象或对象性的一个语词时，作为某种声符或字符的“语词”与外在对象或对象性是如何相符的？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瑞士语言（哲）学家索绪尔把之归结为语言符号任意性的约定俗成，而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则把之归结为人们的“语言游戏”。现在，经济学家鲁宾斯坦则从数理逻辑和博弈论的分析进路，把之归结为人的语言或思维结构中实际存在的某种线序（linear ordering）[viii] 最优二元关系，这就是他的第一章的结论一：“当且仅当一个二元关系是线序时，它可以让[语言的]使用者能够指出全集（the grand set）的任意子集中的任意元素。在标示每一个子集的每一个元素上，线序是最有效的二元关系”（Rubinstein，2000, p. 13）。       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语言结构——亦即人们的思维结构——中大量存有这种看似最优化的（“经济的”）二元线序关系？鲁宾斯坦猜测到，这抑或可能是因为在“世界的初始阶段上”存在一个语言的“工程师”或“计划者”（上帝？），他选择了（或设计并构造了）语言（和人类思维结构）中的二元关系以及语言的线序特征；抑或是自然的演化力量自发选择了就其所满足的功能而言为最优或者是说“最经济”的语言（思维）结构。鲁宾斯坦（Rubinstein，2000, pp. 22－23）接着指出，后一种演化论的看法在当代经济学中已很常见，且为哲学家所注意到。鲁宾斯坦举例到，当代一位大哲学家奎因（W. V. Quine, 1969, p. 126）就曾指出，“如果说人们所固有的素质差异具有基因特征的话，那么，为最成功归纳法所确定的这些差异是会通过自然选择而趋于主导地位的。”显然，在回答这个艰深的语言学问题上，博弈论经济学家鲁宾斯坦走向了演化论，即认为演化赋予语言以意义，并且演化过程生成了语言或人思维结构的线序优化特征。熟悉语言哲学发展脉络的学界同仁又会一眼就识出，鲁宾斯坦的这一洞识，与索绪尔词语符号任意性的约定俗成观，以及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决定了词语意义的词义生成观，在精神上应该说是一致的。       用演化论来理解语言和人的思维结构中的最优二元线序关系，在当今数学和社会科学的工具箱中，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自然就是最优的方法论工具了。而由生物学家史密斯（Maynard Smith）所引发的演化博弈论，又以“演化稳定策略”（ESS）为其核心概念。用作为一种精练或言强纳什均衡的演化稳定策略的理论进路来模型词语的出现以及词语语义的约定俗成的生成过程，博弈论经济学家自然离不开ESS，自然又会将其分析理路和理论模型构建在演化博弈的一些基本假设之上，这就是：各种演化力量不仅仅依赖于标准博弈收益（payoff），而且取决于收益与“复杂策略成本”计算的均衡。正如鲁宾斯坦（Rubinstein，2000, pp. 25-28）在分析英文“Be careful（小心）”这一短语语义的“均衡”和其生成过程时所见，在说英语的社群中，当一个人发出“Be careful”这样的惊叫时，其他人为什么会理解为“存在某些危险”呢？鲁宾斯坦的数理推理表明，任何词语的特定含义均是通过某种语言演化的最优化过程而形成的演化均衡而确定的。照他的说法，在“均衡”处，假如无人大叫“小心”，那么，也就没有人会浪费他的“脑力资源”来准备应付这样的大叫了。依照这一分析理论，博弈论经济学家假设，“演化会起作用，以使脑力资源浪费最小化，并消除对这一信息的惊恐反应”（Rubinstein，2000, p.28）。沿着这样的一条分析理论，博弈论经济学家发现，自然与社会的演化力量具有优化特征：原来“上帝”也是个理性最优化者！       从博弈论最优化理论把任一话语（utterance）被共同理解的方式均视作为一种同一语言社群内部说话者之间博弈均衡的结果，经济学家也就自然而然地要求助于语言哲学家格拉斯（Paul Grice，1989，p.26）的说话人之间的“合作原则”了：“在谈话时的一定阶段，要依照你所参与谈话交流中可接受的意旨和话头所要求的来参与交谈”。为了达致这一合作原则，格拉斯本人曾具体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1，在数量上要提供适量信息；2，在质量上要说真话；3，在关系要求上要提供与谈话目的相关的信息；4，在表达方式上要清楚明了。       博弈论经济学家要从经济学最优化均衡的理论套路来模型词语的演化生成过程，格拉斯的“合作原则”显然是必要的。然而，我们略加思考，就会发现，人类语言及其语义的复杂程度，是目前已看似已相当发达（well-developed）的博弈论理论模型还远难企及的。因为，在任何语言中，人们交谈时所用的词语的语义都非常灵活，且有时会超出说出来的话的字面或话面意义，甚至意义完全相反。这里，不妨让我们仿照格拉斯和鲁宾斯坦在这本小册子所举的例子假想以下两段对话：      例1：阿婷：“阿磊好像还没有一个女朋友吧？”     阿军：“阿磊最近常常去杭州。”     在这个谈话中，阿婷显然是向阿军打听阿磊有没有一个女朋友，但阿磊却回答了一句似乎不着边际的话。但是在现实中，任何人都会听得出来，阿磊确实回答了阿婷的询问。因为，阿磊的回答的“弦外之音”显然是：“阿磊在杭州可能有个女朋友”。这是这种人们交谈话语中的“弦外之音”，就是鲁宾斯坦（Rubinstein，p.39）在这本小册子中也注意到的格拉斯所提出的一个专有名词“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会话涵指）。从上述这个对话中，我们还看不出阿婷和阿军这一简短会话在任何地方不符合格拉斯的“合作原则”。即便是如此，种种复杂的现有博弈模型，又将如何“模型”人们实际会话中大量存在的这种“弦外之音”？鲁宾斯坦所言的词义“均衡”又在哪里？看来还真有博弈论理论家们做的。      例2：经济学家张教授打电话问经济学家王教授：“你的学生阿丙如何？”     王教授回答道：“很好啊！他的诗写得蛮不错。”     王教授的回答，从句面意义上来理解，好像是在称赞阿丙，但如果真实情形是阿丙作为王教授的经济学硕士生正在报考张教授的博士生，单从王教授的这种语音和语调中，张教授可能会不再考虑录取阿丙。因为，尽管从话面上理解王教授的回答好像是对阿丙全然称赞，但对王教授这一回答，张教授可能会理解为：“这个学生长于写诗作赋，却在经济学上没有多大作为，甚至有点不务正业”。这种“反话”式的回答，难道不符合博弈论经济学家们自己所信奉的最优“经济”原则（像宾默尔和鲁宾斯坦这样的天才和有趣的博弈论经济学家们，常常更可能会以这样的方式回答人们的问题）？博弈论经济学家又如何“模型”这种会话含义上的“均衡”？       从以上两个发生在人们日常会话中最常见的例子中，我们会发现，人们的语言游戏（博弈）、语义的形成过程以及人们对已有词语语义的控制、运用以及对词汇的配搭使用，均极为复杂。由此也可以知道，博弈论经济学家要把词义的形成理解为一种最优化的演化博弈均衡，并依照这一分析理路对语言进行经济分析，路程还甚长。尤其是考虑到由美国语言学家McCawley, Lakoff和Ross 所提出的生成语义学以及神经语言学的新近发展，我们更会感到用博弈论（包括演化博弈论）来程式化语言博弈和语义、词义“均衡”的困难（参王德春，1997，第8章）。由此来判断，对博弈论经济学家鲁宾斯坦（Rubinstein，p.42）的以下乐观信念，看来目前我们还有理由打点折扣：“如果博弈论要解释现实生活的现象，那么，语言现象就是最有前途的候选者了。博弈论中解的概念最为适合稳定的、且有大量博弈者经常‘参与’的现实环境。因此，在用以解释语言现象时，博弈论工具可能最为有效。”也许真得会是如此？           </FONT></P>
<P align=center><FONT face=宋体>3 经济学的语言与修辞          </FONT></P>
<P align=center><FONT face=宋体>在对语言的经济分析法方面的文献做了以上初步综述后，我们再来看经济学本身的语言问题。从对经济学语言和修辞问题的理论反思方面的文献来看，尽管从国际经济学界整体上来说到目前为止仍相对较少，但这也却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譬如，早在1907年，一位叫William W. Carlile经济学家就在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以“经济学的语言”为题发表过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Carlile（1907, pp. 434-447）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学家所使用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经济学术语和措词进行了尖锐的批评。Carlile（1907, p. 434）发现，在当时为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fred Marsahll），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John Clark）和德国经济学家von Thünen等所倡导的“marginal this”、“marginal that”世风中，一些论者使用了谁也不知何指的“disutilities”，“dis-commodities”，“negative value”，“quasi-rents”，“consumers’ rents”等等这些玄奥的术语，使经济学大有成为某种玄学的趋势。Carlile还进而对克拉克、von Thünen以及马歇尔所主张的边际产品决定（等于）工资的经济学“神话”进行了讨论。在对当时流行的一些经济分析的措辞学（phraseology）进行了一些反思和评论之后，Carlile（1907, p. 447）总结道：“为了使我们能够继续保持与真实生活情形的可能联系，应当使用真实生活的语言，而不是任何别的语言。”在当代经济学越来越规范化和数学化的今天，重温Carlile在近一个世纪前对边际效用理论经济学家所使用的一些稀奇古怪的语言和措辞的批评，现在仍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就笔者目前管窥所见，在20世纪初 Carlile提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之后，经济学界好像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关注和反思这个问题。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1979年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Schultz，1980，参中译本，页234）方开始意识到了经济学的研究终究要受到经济学语言的束缚这一问题，并进而呼吁经济学家们要反思自己的语言问题。现在看来，舒尔茨这一当代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呼吁，好像也并没有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多少反应与注意。在经济学修辞问题的研究中，引起人们较多关注的倒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D. N. McCloskey。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McCloskey就经济学的修辞问题发表和出版了许多文著，并从对经济学话语修辞的反思中涉及了经济学与语言学的一些相关问题（McCloskey, 1983，1985，1994; Klamer, McCloskey & Solow, 1998）。譬如，在《经济学的修辞》一书中，McCloskey（1985，参中译本，第2－3页）曾把修辞学定义为“语言的经济学”，并且把经济学修辞的任务定义为“思考经济学家之间如何交谈”。McCloskey（1985，参中译本，34－37）在讨论语言学作为经济科学的楷模问题时，还专门谈到了索绪尔的“历时性”（the diachronic）和“共时性”（the synchronic）语言研究。根据这一区分，McCloskey认为，新古典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属于共时性研究。McCloskey还指出，像马克思主义、德国历史学派和新老制度主义都曾试图在共时性的大树上嫁接历时性的小枝，“但后来小枝都掉了下来”。在这部著作中，McCloskey还从经济学话语修辞的角度讨论了Paul Samuelson, Gary Becker, Robert Solow, John Muth, Robert Fogel尤其是Ronald Coase等经济学名家的经济学话语修辞。譬如，在评价科斯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修辞时，McCloskey（1985，参中译本，第119页）曾富有洞见的指出，科斯的交易费用，其实是说话的代价：“导致降低交易费用的因素，在严格意义上也是减少交谈的因素”。因为，按照科斯对交易费用的理解（即使用市场的成本），它包括“发现有关价格的成本”、“进行谈判协商并为每一笔交易拟定一项单独的契约”的成本、“预测”的成本、不确定性的成本，以及销售税和价格控制的成本，等等（Coase, 1937, pp.38-42）。McCloskey认为，这些成本都与语言的运用有关。通过对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语修辞的对比和反思，McCloskey（1985，参中译本，第242）得出以下结论：“人们之所以走进经济学，并不是因为这个领域里现在所玩的沙盘游戏。也许有些人的确如此，但大多数人不是出于这个原因。大多数人都想改变现实和对科学有所贡献，有了这样的崇高目标，第一件应该做的事就是突破现代经济学的修辞骗术，使经济学这样一种自亚当·斯密以来已非常显赫的话语彻底回归到人类话语的范畴”。       除了William W. Carlile 和D. N. McCloskey外，在1990年，Warren J. Samuels （1990）也编辑出版了一部《经济学作为一种话语：经济学家语言的分析》的文集。但现在看来，尽管从William W. Carlile的20世纪初的文章到D. N. McCloskey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些文著中均包涵了一些对经济学语言措辞和修辞问题的反思，但这些少量文献与国际当代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界从对本学科基本问题的深层反思而自然走向语言反思还是有重大区别的。换句话说，这些文献严格来说还只是对经济学话语修辞的反思，还不是经济学语言的反思。就连鲁宾斯坦教授的《经济学与语言》的小册子中第二部分“经济学的语言”，基本上也属于经济学的修辞问题研究。因此，如果说博弈论经济学家鲁宾斯坦基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精神对语言的经济分析直接指向当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中一些深层问题的话，在这本小册子的第二部分“经济学的语言”中，他却不像当代语言哲学家那样经由对本学科最深层问题的艰苦思考自然而然地走向语言反思。换句话说，尽管鲁宾斯坦提出了经济学的语言问题，并对博弈论中的一些基本术语如“博弈”、“策略”、“解”等进行了语言学的语义反思，但他好像还没有从整体上意识到作为一种解释人类行为及其结果的一种话语（discourse）体系的经济学和博弈论本身也有一个内在的语言问题。至少，从他的整个论述来看，鲁宾斯坦似乎还在相信作为一种话语体系的经济学的语言问题还不至于严重到成为一个问题。因此，当鲁宾斯坦谈经济学的语言时，他实际上所关注的也只是经济学的修辞，这就一点也就可以理解了。当然，作为博弈论经济学的一个大师，鲁宾斯坦对经济学的语言反思不乏洞见，且为D. N. McCloskey那种分析经济学修辞的“花言巧语”所无法同日而语的。       在谈到博弈论的修辞时，鲁宾斯坦是从博弈模型中所“借用”的日常术语的反思开始的。在“论博弈论的修辞”一章的“引言”中，鲁宾斯坦（Rubinstein, p. 72）明确指出：“词语是任何经济模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一个经济模型与一个纯数学模型的实质性的差异就在于，经济模型是数学结构与解释的组合。”既然如此，要理解博弈论的局限性，照鲁宾斯坦看来，首先就要从修辞学上审视这些博弈模型中的日常语言词语的含义。例如，在博弈论中，恐怕人们用得最多的术语就是“策略”（strategy）一词了。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依照博弈论经济学大师舒贝克（Martin Shubik）的经典界说，博弈论中的策略是指“对博弈者（player）打算如何从头到尾进行博弈的一个详尽描述”。弗里德曼（Jim Freedman）则把“策略”视作为“指令的集合”。麦克米兰（John McMillan）则把策略定义为“包含了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详尽说明”。对于“策略”一词，《韦伯斯特英语词典》的定义是，“制造或做某事或达到某种目的方法”。《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更为简单明了：“行动的一般计划”。 <o:p></o:p></FONT></P>
<P align=center><a href="http://www.pinggu.org/bbs/dispuser.asp?id=279" target="_blank" ><FONT face=宋体 size=3>韦森</FONT></A><FONT face=宋体 size=3> </FONT><FONT size=3><FONT face=宋体>发表于：<st1:chsdate w:st="on" Year="2006" Month="12" Day="4" IsLunarDate="False" IsROCDate="False">2006-12-4</st1:chsdate> 上午 11:36:31 </FONT></FO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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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5-24 21:06:51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