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词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类似于另一个问题：象棋中的一个棋子是什么？”

 

                               ——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以下内容摘至李维森教授的《比较制度分析：一个法律、伦理、文化和语言的综合比较视角》

 

     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科斯（Ronald Coase）和诺思（Douglass North）各人在使用“institution”一词时，所涵指的现实对象性也实际上也有差异。众所周知，

     哈耶克倾向于把他的研究对象视作为一种“order”（秩序）；

     科斯则把“institution”视作为一种“建制结构”（有点接近英文的“structural arrangement”或“configuration”）；

     诺思则把“institution”视作为一种“约束规则”—— 用诺思本人的话来说，“institutions are rules of game”。

     一位当代哲学家刘易斯（David Lewis，1969，p. 58）的定义：“A social convention: 在一人口群体 P 中，当其中的成员在一重复出现的境势 S 下，作为当事人常规性（regularity）的 R 只有在下列条件下而成为人口 P 中的共同知识时，它才成为一种惯例：（1）每个人都遵同（conform）R；（2）每个人都预计到他人会遵同 R；并且（3）因为 S 是一个协调问题，而一致遵同 R 又是 S 中的一种协调均衡，在他人遵同 R 的条件下每个人又乐意遵同它。”

     那么什么是一种“social institution”呢？模仿刘易斯的这一定义，肖特（Schotter, 1981, p. 11）是这样定义“social institution”的：A social institution: 在一人口群体 P 中，当其中的成员在一重复出现的境势 Γ 下，作为当事人常规性的 R 只有在下列条件下而成为人口 P 中的共同知识时，它才成为一种institution：（1）每个人都遵同R；（2）每个人都预计他人会遵同R；并且（3）因为 Γ 是一个协调问题，而一致遵同又是Γ 中的一种协调均衡，或者在他人遵同 R 的条件下每个人又乐意遵同它，或者（4）如果任何一个人偏离了R，人们知道其他人当中的一些或全部将也会偏离，在反复出现的博弈Γ中采用偏离的策略的得益对于所有当事人来说都要比与R相对应的得益低。”

     最能精确界定西方文字中的“institution”一词的还是《牛津英语大词典》中的一种定义：“the established order by which anything is regulated”。《牛津英语词典》中的这一定义直译成中文是：“业已建立起来的秩序，由此所有所有事物均被调规着”。这一定义恰恰又与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中所主张的“行动的秩序”是建立在“规则系统”基础之上的这一理论洞识不谋而合。到这里，也许读者能明白近几年笔者为什么一再坚持要把“institution”翻译为中文的“制序”（即由规则调节着的秩序）这一点了。因为，正是按照《牛津英语辞典》的界定把英语以及均质欧洲语中的“institutions”理解为从“个人的习惯（usage） → 群体的习俗（custom） → 习俗中硬化出来的惯例规则（convention） → 制度（formal rules, regulations, law, charters，constitution），这样一个动态的逻辑发展过程”，韦森（2001，2002，2003）坚持将“institutions”翻译为“制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对均质欧洲语中的“institutions”概念有这种个人理解，但考虑到肖特教授在这部著作中实际上是在汉语中“制度”相对应涵义上来使用“institution”一词的，建议把“social institutions”翻译为“社会制度”。因为，肖特所理解的“institutions”，大致对应汉语本来含义的“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要把“社会制度”与现代汉语中意识形态化了“社会制度”（在英文中对应的是“social regimes”）区别开来。现代汉语中意识形态化了“社会制度”，一般是指“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制度”等等。而肖特教授所使用的“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s）是指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内部成员认可和遵同、并作为映照着人们社会博弈中均衡选择的一种“规则系统”和“构型安排”，因而与现代汉语中意识形态化了“社会制度”根本风马牛不相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