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在华尔街投资银行做交易员，金融危机前后这几年一直在市场第一线奋战，算是当兵赶上了世界大战。 准备讲讲故事，谈谈感想。 论坛高手云集，在下班门弄斧，各位请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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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浊酒一杯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且说我朝德宗初年，美夷国布什当政，对外屡兴干戈，无暇内顾，经济之事遂尽付美联储主席者曰格林斯潘氏。 格氏屡经危机，皆靠“印钞票”渡过难关，岂知印钞易，收钞难，后来竟引出一段大故事

我的华尔街之路，是从赌场开始的。
　　
　　若干年前，我坐在赌场里对着一大堆红红绿绿的筹码计算得失，给自己挣点零花钱；若干年后，我管理着数亿美元的交易账簿，为银行创造着以千万美元计的利润。 这之间的跨度不可谓不大，却又似乎不是很大：都是赌，赌注不同而已。
　　
　　关于赌，我应该很有些遗传：据说我太爷爷就好赌，我太姥爷还开过麻将馆。 我继承了两边的基因，然而由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的好赌本性很长时间内受到了压抑，以致转而热爱数学，并且混进了北大。 不过大学四年我只学明白了一件事：数学这个领域太过艰深，而我真正精通的只有算术，还是扬长避短，找个与算术关系密切的职业比较稳妥。
　　
　　毕业后我随着出国大潮“盲流”到美国，踏着前辈们的足迹转学了电脑，却没有顺理成章地奔赴硅谷，而是误打误撞进了某投资银行从事IT工作。 其实那时候我都不清楚投资银行到底是干什么的，只觉得每天与变幻莫测的市场打交道应该很酷。
　　
　　到了华尔街之后我才发现，虽然“身在赌场”，可我的工作与“押宝下注”毫不沾边。 我所在的部门属于“后台”(Back Office)，与直接负责融资交易的“前台”(Front Office)完全不是一回事，待遇也差别很大。形象地说：前台负责战斗，后台负责保障支援，虽然陈老总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可立功受奖的都是解放军战士。中央军委的新年嘉奖令上写得明白：解放军指战员，每人慰问一斤猪肉、五包香烟；支前群众，每人一包香烟。投资银行发放年终奖金，也照此办理。
　　
　　在投行久了，我自然想转到前台工作，其中固然有“一斤猪肉、五包香烟”的诱惑，更重要的是我很想体验在市场中冲浪的感觉，每天和数字打交道似乎也能发挥我“精通算术”的特长。 但想从后台转到前台十分困难，基本只能靠“二进宫”，去名牌大学商学院“回锅”读书，毕业后重新找前台的工作。我本来早想走这条路，无奈为了个破绿卡蹉跎了好几年。不过这几年倒也没有虚度，我自学成材完成了“华尔街预科教育”——在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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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的美国赌场就像阿里巴巴的藏宝洞，似乎遍地是钱，大堆的筹码在赌桌上被推来推去，四周时时响起“叮叮当当”掉硬币的声音，好象在召唤着赌客们赶快来发财。 其实绝大多数赌场游戏对玩家来说都是“久赌必输”，例如老虎机和轮盘赌。如果能控制冲动不在这些游戏中下注，就算练成了一项重要功夫：没有机会绝不出手，兵法中叫“不动如山”。
　　
　　在密布陷阱的赌场里也隐藏着机会：21点（Blackjack）。 高手可以通过记牌打败赌场，许多华尔街前辈年轻时都干过这事。 从概率上讲，21点是庄家优势很小的游戏，只要玩家掌握了基本战术，庄家的优势就只有0.5%左右，也就是说玩家每压一百块，平均只输五毛钱。　更妙的是，这个0.5%微小差距还会随着剩余大小牌张的比例有上下 1% 左右的浮动。　21点的取胜秘诀就是：通过记牌估算概率，当形势于庄家有利时，下小注，当形势于玩家有利时，下大注。
　　
　　一个偶然机会，我得到了一本传授21点赢钱“秘技”的小册子，如获至宝，马上挑灯夜读。 不久后我确信自己“武功”已成，遂奇袭拉斯维加斯。 那是痛快的一个星期，我一家家赌场扫过去，十步赢一把，千里不留行，揣着两裤兜百元大钞回到纽约。
　　
　　赢钱如此容易，我一度觉得21点可以当成提款机。 其实，那次只是幸运女神向我微笑了一下而已。 因为在那之后，我虽然总体能赢，但起伏很大，再也没有每战必胜的运气了。 经过一番研究，我终于从数学上认清了21点的内在问题：风险太大，与回报期望值不成比例。 比如想达到平均每小时赢20元的期望值（Expectation），就得承受上下浮动1000元左右的风险（Standard Deviation），用金融行话来说，就是夏普比率（Sharpe Ratio，投资回报与风险的比例）太低。 换个角度讲，21点输赢波动很大，因此赌注不能下得太大（相对总赌本），否则很容易赔光，但不下大注又怎么可能赢大钱呢？所以21点是个“赢不了大钱”的游戏。这些看似弯弯绕的分析中其实蕴藏着深刻的道理，下面的章节中将会谈到：风险、回报和杠杆正是“对冲基金”模式的核心。
　　
　　由于赌场规则改变，靠记牌赢21点很快变得近乎不可能了，这时美国又开始流行“德州扑克”(Texas Hold’em)。　相比21点的机械战术，德州扑克更强调“与人斗其乐无穷”——你不需要最好的牌技，只需要找到比你更差的对手；你不能只看自己的牌，更要揣摩对手的牌；你不能总是虚张声势 (bluff)，但也不能总是实实在在，你必须七实三虚，在对手以为摸透你的时候，悄然改变战术。初级玩家根据自己的牌押宝，高级玩家根据对手可能的牌和对手的心理押宝，德州扑克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上极其深奥的游戏，网络牌室和电视转播使其迅速风靡美国，我一度沉迷此道，甚至想过辞职做专业牌手。
　　
　　德州扑克教会了我一个重要的投资、交易和赌博原则：在新游戏中最容易赚钱，只要你能先行一步，在别人还没反应过来时把策略研究清楚，在别人还犹豫不决时抢先行动，你就把握了最大的胜算。例如，当网络赌场刚刚推出“无限压注”(No-Limit) 扑克时，很多玩家都错误地延续了“有限压注”的策略，那段时间很容易赢。等群众们渐渐明白过来了，竞争就变得激烈了。后来网络赌场又推出了“单桌淘汰”(Single Table Tournament)：十个人一桌，每个人只有一定数量筹码，输光了走人，最后三个人按名次分钱。这其实是一个相当数学化的游戏，出牌方法可以依据自己的牌、位置、对手人数和各方筹码情况做出量化分析。我在大多数人还在“瞎玩儿”的阶段就总结出了一套简单方法，并通过同时玩五到六桌牌的办法提高利润率，在群众们战术水平提高之前赢了不少。
　　
　　在赌场里我还养成了观察其他玩家的习惯。 例如，赌客们在拿到好牌的时候往往十分保守，生怕“煮熟的鸭子飞了”，为确保眼前的小利往往采取相当糟糕的行动；而他们在输钱的时候却又变得十分激进，不断加大赌注力求翻本，全然不顾“适时止损”的法则。 也许这些都是人类本性的反应，但一个好的赌客必需反其道而行之：我从不押输不起的赌注，输到限额绝不恋战；我甚至不十分关心某次的输赢，只在乎是否运用了正确的战术；我不相信运气，我相信技巧、概率和风险控制。
　　
　　赌得多了，又看了不少明星交易员和基金经理的传记访谈，我渐渐悟出一个道理：真有本事在赌场上赢钱的人，反而最不应该赌博，因为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如果专注于正业往往能取得比赌博赢点钱大得多的成就，所以赌博的至高境界乃是不赌。正好此时那鸡肋绿卡也终于拿到了，我于是决定金盆洗手，投考商学院。
　　　那几年金融界流行搞数学模型，一种称为“金融工程”的专业应运而生。 这是个介乎金融，数学和电脑之间的学科，专门培养业界急需的三项全能人才。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金融工程专业号称全美排名第一，并且硕士文凭只需一年时间就能拿到，特别适合为了换工作而读书的人，所以伯克利就成了我的首选。 这个专业挂靠在商学院，“鸡麦特”（GMAT， 商学院资格考试）分数是录取的重要参照。标准化考试我最拿手，反正几个答案中总有一个对，这本身就是重要的提示，再结合上下文猜猜意思，揣摩揣摩出题人的心理，“鸡麦特”比德州扑克简单多了。
　　
　　答完最后一道题目，电脑屏幕上显示出 790 的变态高分。 我知道，凭着这样的成绩和已考过的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 三级，伯克利金融工程专业的录取应该是十拿九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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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克利的校园座落在近海的山坡上，古雅的建筑掩映在葱翠的树丛中，仿佛座座学术殿堂。 矗立在半山的钟楼是学校的标志，从那里可以眺望金门大桥，以及更远处浩瀚的太平洋。 落日的余晖和着钟声唱晚，勾勒出一幅宁静从容的画卷。 刚脱离了纽约尘世喧嚣的我，恍如置身世外桃源。
　　
　　这是一所世界著名的大学，曾经出过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 这还是一所左翼思想占据主导的学校，据说很多教授倾向社会主义。校园里难得见到星条旗 ——那是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标志。 各式各样的反战、反布什、保卫地球环境之类的示威游行倒是经常有，“革命青年们”还特地将校园附近的一个小公园命名为“人民公园”。
　　
　　商学院是这所左翼进步大学里的资本主义死角，只有这里总能看到有人穿西装打领带。　自成格局的小院子里，三五成群夹着笔记本电脑、口里蹦着最新商业名词的未来社会主流人士匆匆而过，我混迹其中，奔波于教室与图书馆之间，发愤研读金融创新时代的武功秘笈。
　　
　　伯克利金融系师资力量强大，一上来就派出了本系挂头牌的鲁宾斯坦教授给我们上“金融产品”这门课。 这位鲁教授是学术界大大有名的人物，年轻时提出了用二叉树方法为选择权（Option）定价的重要理论，如果不是因为鲁教授中年时一段失败的从商经历，他可能已经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美国金融史上一个“创新”时代。先是房贷抵押债券，然后是垃圾债券，华尔街为各种新发明得意洋洋，大获其利。象牙塔中的鲁教授大约也有些心动，便联合另外两位教授开了个公司，设计推销金融创新产品。鲁教授理论联系实际，根据自己的选择权定价方法推出了用交易指数期货模拟空头选择权 (Put Option) 的策略。 简而言之，就是追涨杀跌、越跌越卖，以确保在牛市中不踩空，在熊市中损失不超出限额。 这个“投资组合保险”(Portfolio Insurance) 策略风靡一时，不幸的是，不久之后的1987年10月就发生了道琼斯指数一天下跌22%的“黑色星期一”事件。 鲁教授“投资组合保险”的信徒们在下跌时蜂拥进场抛售，为股市崩盘做出了巨大贡献，鲁教授等三人也为此遭到国会专案小组调查，虽然最终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但鲁教授的英名毕竟蒙上了污点，心灰意冷的他只好回到伯克利教书。提这段旧事是因为类似的事情在金融危机时还会重演。
　　
　　有了这样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鲁教授对给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投机分子上课这种破事自然提不起兴趣，课堂上除了为自己当年的被调查鸣不平，就是照本宣科讲一份看上去很有些年头的讲义：那里面最新的例子都是1987年的。“投资组合保险”理论听腻了，某些同学便大着胆子不来上课，面子受损的鲁教授于是祭出了“天下教授一般黑”的办法：不定期课堂小测验，记入期末成绩。 在这样的师生斗法中一转眼两个小学期过去了，最后一堂课前，鲁教授很仁义地提醒同学们：下堂课一定小测验，各位贪睡分子不要抱侥幸心理。
　　
　　最后一堂课，同学们揉着惺忪睡眼嘟嘟囔囔地按时到达，一直等到下课，鲁教授也没提小测验的事儿。 同学们群起指责教授无信，鲁老阴险地嘿嘿一笑，说出了两学期课程最有用的一句话：
　　
　　“The last promise，is the only one you can break。” （最后一个承诺，是唯一可以不遵守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