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文　　随着人均寿命的不断提高，中国也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开始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两者在这点上的相似之处很容易导致一种惯性思维：既然别人的办法是提高退休年龄，那中国也应该提高退休年龄。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一个严肃的问题可能被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政策到底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
　　不久前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直接诱因是金融界的贪婪诱发了次贷危机，使不少民众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但抗议现场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又把人们关注的焦点引向另一个深层次问题———居高不下的年轻人失业率。
　　据统计，2010年美国全部劳动力的平均失业率为9.8%，而15—24岁年轻劳动力的失业率却高达18.4%。后者为前者的近两倍。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推动青年人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力军。在受到债务危机冲击的欧盟国家，情况还更为糟糕。在“欧猪五国”之一的西班牙，同年年轻劳动力人口的失业率高达41.6%，创下了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最高纪录。
　　尽管年轻人高失业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过高的退休年龄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在美国和绝大多数欧盟国家，以男性为例，不仅法定退休年龄普遍为65岁甚至更高，而且养老保险制度还鼓励老年就业者在法定年龄以上继续工作。工作时间延长可以得到更多的养老金。2009年，当英国保守党提议把领取退休金的年龄提高到66岁时，英国全国经济与社会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负责人Ray Barrel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这一举措将在一年内导致失业人数上升20万人，其中大多数为新增的求职者。
　　即使是在经济运行较为正常的时期，高退休年龄对年轻人就业岗位的挤占效应同样存在。在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均未爆发的2003—2007年间，美国平均失业率和年轻人失业率分别为5.24%和11.3%。同期，经合组织全部成员国两个指标的数字分别为6.58%和13.1%。无论是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还是发达国家这个整体来看，年轻人失业率均在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可见，高退休年龄对年轻人就业的负面效应是长期性、持续性的。把西方国家年轻人的就业难题完全推给危机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如果把西方并不成功的做法作为经验，机械地移植到中国，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年轻人就业问题是中国和西方同样面对的难题。但在问题的重要性上，中国绝非简单地与西方相同。首先，我国作为人口大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面均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其次，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向城市转移。同时，每年有数量巨大的毕业生涌向就业市场。不为年轻人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就无法消化大量新增劳动力。第三，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阶段，属于社会矛盾凸显期。没有充足的就业机会做保障，社会稳定将面临很大威胁。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曾有过惨痛的教训，中国在年轻人就业问题上不能有任何闪失。
　　当然，人口老龄化同样也是中国必须应对的挑战，但无论如何不能以牺牲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为代价。事实上，部分学者把老龄化问题与年轻人就业对立起来，为降低社会养老负担而不惜牺牲充分就业，完全是违背常识的片面思维。众所周知，退休者在某一年领取的养老金除了来自他们过去的社保缴费，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当期在职者的社保缴费。年轻人就业率越高，他们的社保缴费总额就越高；反之，年轻人失业率越高，退休者的养老金仅靠他们过去的缴费是难以为继的。在养老金问题上，除了节流，更重要的是开源。只有保障充足的就业机会，才能实现退休者和年轻就业者的双赢，才能让我国养老和就业同时走上良性解决的循环之路。▲(作者是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