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前后，倡导“结构改革”的小泉政权刚刚成立，当时的社会中仍弥漫着一股风气，认为自始至终受雇于一家公司是平庸的生活方式、太过无趣。因此，如果表明自己希望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到退休的话，这相当于告诉大家“我是一个凡夫俗子”，这是很难说出口的。

　　然而，在随后的10年里，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置身于激烈的自由竞争中，让每一位公司职员都感到胆战心惊。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还继续当“凡夫俗子”的话，别说维持正式员工身份了，恐怕接下来的半辈子都只能是自由职业者。原本被视为“平庸”的终身雇佣制如今成为一种“特权”，人们的想法也开始生变：“要尽可能保住稳定的工作”。

　　从安倍ZF开始执政的2006年前后，持有“终生受雇于一家公司”与“跳槽也不错”这两种观点的人数发生了彻底性逆转，那时正值贫富差距备受批判的顶峰期。

　　笔者认为，在“结构改革”的政策下，无论日本怎么“中国化”，已然习惯于江户时代模式的日本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这个世界上原本便不存在没有差异的社会，关键在于利用何种逻辑来使人们接受这些差异，这一过程也体现出了各个国家的独特文化与个性。中国与日本在此方面的做法则正好相反。

　　中国在一千年前的宋朝废除了身份等级制度，采取科举这一实力主义模式，同时也准许国民自由选择职业。虽然这一模式无形地将人们分成了“精英”与“庸才”，但在激烈的竞争中，今天的精英不一定能够在明天继续保持优势，因此不甘失败的人们可以反复挑战。中国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让人们接受了社会的差异。

　　这一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社会流动性，使中国变成一个类似于当今新自由主义原理的竞争型社会，我将之称为“中国化”。

　　然而，日本在江户时代仍维持着身份等级制度，实行家庭、土地、职业一体化的模式，降低了社会的流动性。通过在固定的土地上代代继承先祖的家业来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日本便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让人们接受了社会差异。

　　“虽然跳槽比较困难，但终身受雇的话就能养活家人”，可以说，日本战后的雇用形态依旧是这一模式的一种延伸。不过，由于长期的经济萧条，眼下非正式的临时雇佣制度越发盛行，日本社会也不断实现“中国化”。

　　尽管如此，大多数日本年轻人仍渴望过上江户时代那种虽缺乏自由，但平稳安逸的生活。这种分歧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由此而产生的对社会的不满会不断积聚。

　　例如，对生活保障的批判正成为社会问题，而这正是将他人获得的安宁视为“特权”、并进行猛烈批判的典型。这便是对社会的不满长期积累所引发的典型事例。一直享受终身雇佣制的公务人员、自古就与日本人生活方式不同的少数民族人群等，都很容易成为遭受攻击的对象。然而，相互排挤与彼此憎恶的人际关系并不能孕育出众生和谐相处的崭新模式，所以请大家都不要这么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