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王小波已离开我们十五年了。一个最有可能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巨人的作家，就这样过早离开了，只留给我们荆棘小路上孤独的身影。如果说，谁能在消费文化日益失控的当代中国，引发持续而强烈的纯文学激情，王小波不容忽视。这个死后成名的作家，在十五年中，经历了从话语圈边缘到焦点的转变，并不断在各种利益驱动下，橡皮泥般被塑造成一个个流动而华丽的符号能指。
      很难形容2007年10月某个下午，当我在网上看到王小波裸体塑像的感想。当“一堆黄泥”以“手捂裆部”的姿态坐在台上，我怀疑这个形象就是王小波。至少，他不是我心中的王小波。我不由想起十几年前，我第一次遭遇王小波时的感受。1997年，我大学刚毕业，在一个小书店发现了王小波的《白银时代》。当我拿起这本书后，却看不下去了，因为它对我的阅读经验来说非常陌生。精神贵族式的知识分子思维，自然主义的华丽铺陈，逻辑证伪式的理性趣味，惊世骇俗又干净坦然的性描写，这完全和我的小说阅读经验不同。那么，王小波是谁呢？人民大学逻辑学教授王方铭的儿子？社会学家李银河的丈夫？留学美国的大学讲师？落魄的自由撰稿人？智慧的顽童？准色情作家？保守自由主义学者？还是堕落年代坚持理想的“小鲁迅”？反对“人往高处走，水向底处流”的不合时宜的文人？这个酷似“粗壮民工”的作家，这个不修边幅、羞涩沉稳，眼神慵懒却不时透出几分倔强的中年“巨人”（他身材十分高大），到底带给了中国文学什么？王小波像一团“迷雾”，吸引着我们，却拒绝所有简单的阐释。他在中国出走红色教堂，飞奔欲望前景的现代化旅程上，不过是窗外一棵高大而古怪的树木，孤独地站立在一片灌木丛中。他的高大与突兀，会让身为旅客的我们“大吃一惊”，成为躁动旅途上的谈资，却难以让我们真正理解真相——也许，这可看作王小波接受史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寓言吧。

穿越悖论的束缚
      在我看来，理解王小波，要将其放在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悖论和文学转型的视域来谈，才能恰如其分。中国多有文人型作家，但真正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思想型作家并不多，而真正思想深刻的中国作家，都首先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文化语境，即现代中国文学的源起和参照是西方文学，这种后发的，被动的中国现代性，是无可回避的。尽管，很多学者认为这个过程是一种“双向交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碰撞和交流中，中国出现了很多悖论性文化景观。文化悖论是反映自我作用于自我的价值矛盾性和逻辑分裂性，中国文学的一大弊端就是无法树立超越文化悖论感的文学模式。鲁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能洞穿文化悖论，进而采取“双向逆取”的态度，他所推崇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就在于并不是简单以“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来区分是否有价值，而更看中“心”，即真诚、诚实的理性态度和人性化的精神信仰。正是有了这种“回心”（竹内好语）之力，鲁迅才能洞穿诸如革命小贩、奴隶总管、西崽、落水狗、智识阶级领头羊等内心和话语分裂，行为和语言分裂的悖论化形象。而20世纪末的王小波，其小说和杂文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强烈共鸣，也恰在于，在某种程度而言，他继承了鲁迅的这种观察和思考世界的方式，他所指出的中古遗风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思维，行货化的文化相对主义，在当时都是反潮流的。他在人文精神的旗帜下看到道德保守的复古心态，在崇洋西化的宣言中看到虚伪和矫饰。在他的小说中，更有着以革命名义满足窥视欲的军代表（《黄金时代》），以革命名义发泄变态性欲的X海鹰（《革命时期的爱情》），以庄严道德大义捞取好处的宣阳坊酷吏王安老爹（《寻找无双》）等悖论化人物。谈到鲁迅和王小波的区别，则在于鲁迅从“自我否定”走向“群体的否定”，其价值态度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虚无之上的，而王小波则是从“群体的否定”走向了“个人的肯定”，在对群体化价值的怀疑中，他更推崇自由、民主基础上的个人主义——从这一点上说，王小波又是复古的。他继承了有关五四启蒙的自由梦想。20世纪以来，无论是郭沫若的革命留声机宣言，还是胡适式“匍匐在地”的自由主义，其个人主义姿态，都必然要服从民族国家话语的合法性。而鲁迅开创的个人主义又太过沉重虚无，如缺少鲁迅自我否定的勇气，就会将虚无引入狂欢。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或过于内在于时代话语，缺乏超越；或延续了鲁迅式眼光，却缺乏创新。90年代市场经济大发展的前提下，王小波式的自由主义，才得以大放异彩。他切中了这个时代的真相和弊端，又给予了那些卑微的人们以价值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既不是故弄玄虚的“文化史诗”，也不是一味“强迫温暖、刻意温柔”的盛世牧歌。与鲁迅笔下灰色的“否定性个体”，如魏连殳、吕韦甫等相反，王小波的小说有很多光彩流溢、风姿卓越的“肯定性个体”，如王二、陈清扬、线条、李靖、红拂等。在沉闷现实的重压下，他们以自虐自嘲，却又自强独立的强悍心态，唱出了巨人般生命的高歌。王小波的杂文、小说、历史三融合的独特艺术思维，都建立在群体否定逻辑的低调理性上，建立在精神个体的自由和创造力的推崇上。他的作品既有文化悖论对中国的深刻影响，又能穿越悖论的束缚，将汉唐文化自由浪漫的开放精神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相结合，以深刻的现实批判品格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创新契机。

对中国的理解真诚而深刻
      当下文坛对王小波的理解依然是隔阂的。平心而论，王小波的文字在中国当代文坛不能算最好，却是最独特的。我们看到他的小说的拉杂、冗长，结构和语言过于西化的嫌疑，及后期小说模式化僵硬等问题，但谁都不能否认，王小波对中国现实和文化的理解，是真诚而深刻的。说王小波是深刻的，是说他洞穿了中国现实话语迷雾重重背后的把戏，在悖论性体验之上，拥有了高蹈流走的气魄和超越性的眼光。由此，王小波的《红拂夜奔》等历史杂文小说，才与鲁迅的“故事新编”系列小说，有了精神上的沟通。而说他是真诚的，则既指精英知识分子的科学理性和说真话、讲常识的勇气，又有对底层和草根阶层的尊重。中国很多作家，一旦成名，就与现实生疏起来。在一面史诗和红色剧满天飞，一面却是出轨偷情泛滥的中国当代小说界，很难有小说让我们感动，让我们震撼——更遑论改变对自我和世界的看法。中国作家更缺乏“直接了当”书写现实的勇气，因如此便会被视为“粗鄙”。我们擅长云山雾罩，曲折回环，却不能面对一些基本事实，例如，性，不是王小波小说唯一价值所在，却是最抢眼的质素，而王小波所有的性描写，恰是反色情的，因为那些文字“直接了当”地说出了内心很多隐秘却真实的体验，这些体验，又成为王小波反对权力控制的身体语言。由此，那些“革命时代的爱情”才第一次光明正大地超越了“革命”价值判断，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另一种“革命+恋爱”。
《革命时期的爱情》结尾，王小波写道：“革命时期好像是过去了，又仿佛还没开始，爱情仿佛结束了，又好像还没有到来。我仿佛中过了头彩，又好像还没到开彩的日子。这一切好像是结束了，又仿佛是刚刚开始。”他提醒我们，文化悖论始终存在，且还在不断深化。由此，也就不难解中国当代市场经济救世论、国学救世论、气功救世论，甚至21世纪的“超女救世论”、“唱红打黑救世论”等光怪陆离的社会思潮了。我一直在思考中国怪异文化的源头。我觉得，悖论所导致的价值杂糅，形成了我们这个特殊的社会：一个开放却又保守的社会，一个贫穷又富有的社会，一个自由又拘谨的社会。只有理解了悖论化中国文化语境，才能真正理解王小波小说所呈现的特殊艺术形态，例如，消解宏大叙事的同时，却具有建构作用；“创新”之中的“复古”，“欲望叙事”之中的“反欲望”，“反启蒙”之中的“启蒙姿态”，“保守理性主义”之中的“激进”。
4月的夜晚，空气还有些凉，窗外一片黑暗，而风在悄悄暴动，雨点在不经意间滚落世界，犹如破碎的天空。让我们在这样的夜晚，一起怀念那个智慧的顽童王小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