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克莱(Barclays)事件也许没有最近的一些银行业丑闻那么“劲爆”，因为它只是干了错报利率这样一件乏味的“错事”。不过，很少有哪桩丑闻能够像它这样，让人们如此清楚地看到金融系统的腐朽核心。　

　　在那些金融术语的背后，英美监管机构所揭露的无异于一场出于个人和机构利益、迷惑公众视线的旷日持久的骗局。若要将其纠正，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巴克莱高管们毫无价值的悔恨之举，或是当局的焦急与无奈。　

　　卷入此事的银行家们辜负了公众对他们的一项重要信任——对关键的市场利率进行准确的公开记录(用这些利率进行估值的合约价值达数万亿美元)。而他们却利用这一信任为自身谋利，并向外界隐瞒了他们的真实借贷成本。这是大规模的市场操纵。很难再找出什么事情能够比这件事更糟糕——或是更加有损资本主义的声誉。　

　　骗局编织时的随意性令人感到震惊，而几乎不存在什么检查措施来制止它这一点，同样令人震惊。交易员之间的电子邮件透露出一种享有特权的优越感。他们互相许诺，成功篡改数字后，将有香槟奉上。他们还让人们深刻地“领教”了巴克莱腐朽的企业文化。巴克莱首席执行官鲍勃·戴蒙德(Bob Diamond)去年曾发表过一次演讲，其中强调了文化对于构建信任和诚实的风气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说：“文化很难定义，但对我而言，人们在没有旁人注视的情况下会怎样行事，这就是文化的体现。”好吧，现在我们算是知道了。
　
　　事发后，巴克莱的应对措施也做得不够。尽管它对一些个人采取了惩罚措施，但对于已经发生的事，它依然没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比如，从法律和解中人们并不能得知，这桩丑闻究竟深入到了公司高层中的哪个级别。从现在起，这种现象必须予以纠正。巴克莱应立即指派一位能够不受限制地接触到所有信息的独立人士，对利率操纵事件展开调查。调查结果必须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对外公布。如果无法做到这些，当局则必须找到另外的方式。　

　　至于戴蒙德，或许事发当时他并不是巴克莱最大的老板，但作为该行主要高管，戴蒙德显然对该行业绩压力过大的文化负有责任。如果此人还有一点点羞耻之心的话，他就会立即辞职。　

　　巴克莱将不会是最后一个被逮到操纵Libor的银行。有三个大洲的监管机构参与了调查。这些机构正在对参与Libor设定流程的逾20家银行的行为进行调查。巴克莱的过错不可能是孤立事件。看样子，这是个大面积困扰银行业的系统性问题。　

　　要让公众重拾信心，我们显然必须改变对Libor的监管和计算方式。迄今为止享有Libor制定权的银行家行业团体——英国银行家协会(British Bankers’Association)，目前已要求将这一职能置于独立监管之下。此举的方向是正确的。此外，制定Libor及其他关键利率的基础应该是实际的交易，而非各银行估计的自身拆借成本，因为后者很容易作假。　

　　如果我们要求银行家个人更直接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也是有帮助的。在巴克莱事件中，没有任何高层人物引咎辞职，这是令人震惊的(译者注：这篇社评写于6月28日，到那时为止，巴克莱尚未有人因此引咎辞职)。在英国，几乎没有银行家因其在危机及其后续影响中扮演的角色而受到起诉，这也是令人诧异的。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6月28日在议会表示，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没有权力针对巴克莱的银行家们在操纵Libor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对这些人提起诉讼。这个漏洞必须补上。
　
　　然而，且不谈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人们更担心的是金融业的任意妄为。为了追求不切实际的回报，金融业形成了一种不顾后果的鲁莽文化。仅凭更改几条规则或提高银行资本金要求，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关乎的是文化和道德。　

　　如果许多银行都曾参与操纵Libor(目前看来可能事实如此)，那么我们要质疑的就不仅是一家银行的领导层，而是整个行业的领导层。因此，要真正改变人们对这个行业的看法和预期，可能需要让现在这一代行为有亏的金融业领导人集体下岗。英国《金融时报》不会为了打到银行家而打倒银行家。如果银行不改革，对银行家的批判是不会停止的。　

  来源： 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07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