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金融

        首先很重要的问题，什么是金融？按照较为广义的定义，金融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今天的钱，我存下来，到以后再花，是金融；明天的钱，我预支出来，今天花掉，是金融；这里的钱或者货物，交换到那里使用，也是金融。

        人从生下来开始，就面临着两种不平衡。一种是收入支出的不平衡：年幼的时候，支出大于收入；青壮年时期，收入大于支出；老年时期，支出大于收入。这种不平衡必须依靠跨时间的价值交换来进行“平滑”，以避免钱少的时候生活窘迫，或者钱多的时候没处花。第二种是风险的不平衡，个人如果遇到大的变化，如失业、生病、结婚等，收入突然减少，或者支出突然增加，就需要向周围的人借钱，实现同时跨时间和空间的价值交换。总而言之，人的一生离不开金融。

        金融是社会形态的一部分，受到社会制度的影响。换句话说，社会制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金融的形式。

        儒家的金融逻辑

        有时候我们觉得，金融是近代才出现的产物，然而按照广义的金融定义，远在两千多年前，儒家文化就已经奠定了一种隐性的金融模式。儒家的核心主旨是“克己复礼”，“礼”指周礼，儒家在此基础上又有一定的内容的扩充，总的来说，是一种社会制度，即周朝开始建立的封建主义制度。在封建制度方兴未艾之际，需要一种文化来支持，于是儒家文化应运而生。这种文化，可以很好地巩固封建主义制度，达成社会的安定稳固。儒家学说中的其他部分，无论是个人道德，还是国家治理，实际上是围绕这样一种封建制度来构建的。

        在封建社会刚建立的时候，很多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金融问题。封建社会的金融上存在两个重大的问题，第一是收入消费时间不匹配，第二是个体风险承担能力弱。首先，在那个时候，人在一生中的收入是程倒U型的，幼年的时候，收入少或几乎没有，在青壮年的时候收入高，在老年收入低，而那时候生产水平不高，人的消费主要是衣食方面，基本上是不随时间改变的。这样，就存在需要将青壮年的收入，拿出一部分来填补幼年和老年时代的物质需求。第二，封建初期，个人的收入主要依赖农业，而农业最害怕的就是灾荒。如果碰到疾病，个人也同样将暂时丧失劳动力。在那个时候，遇到灾荒，或是疾病，个人的力量显得非常脆弱。

        儒家崇尚秩序，提出的主张叫做“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要求长辈对儿女要负有养育、教育的责任，要求儿女对长辈要尽孝道，赡养老人，家庭之间、兄弟之间要和睦、讲信义。实质上，这就构成了一种隐性的金融体系：长辈担当投资人的角色，在青壮年期，对儿女进行投资，等到自己的老年期，被儿女赡养，即为投资回报期；反过来，儿女在幼年作为被投资人，长大之后，对长辈的投资进行回报，同时，作为投资人，对自己的下一辈再进行投资。在突发事情上，选择了一种又家族共同承担风险的隐性合约：家族中的一人，生病、或者结婚等，家族都有义务进行资助，将多个风险承受能力低下的个人绑定在一起，将突发事件的经济冲击，平摊到各人身上。有必要指出的是，对儿女的养育、对老人的赡养、对亲人的帮助，道德上都是很好的。但是，儒家的思想，特别强化了这一点，已经超出了道德的范畴，而是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达到了隐性合约的一种状况。个人不再能够选择遵守或者不遵守，而是必须遵守。不遵守这种规范，即“违约”的，将招致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被以“不孝”的罪名判处死刑。

        这时候，儒家的秩序主张，已经成为了社会制度的一部分。这种制度解决了当时的金融问题，对于农业为主的封建主义社会有着很大的意义。个人在不同时期收入支出不平衡的情况得到了解决，个人遭受突然变故的冲击也减小了，于是个人安居乐业。从这个角度看，儒家构建的隐性金融体系，对维持社会稳定起了关键作用；儒家真正的成功，是金融的成功。相比同时期的别的流派，比如道家，虽然“无为而治”也有道理，但是“无为”不能解决金融问题，于是被边缘化；比如法家，虽然法治也有道理，但是没有抓住社会稳定的关键，也被边缘化。不管是哪家学派，都没有解决金融问题。而只有儒家，解决了金融这一关键，才在千年来长盛不衰。

        显性金融与儒家的没落

        从资产阶级兴起开始，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提高，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金融世界有了迅速的发展。针对个人而言，储蓄、流通，以至于透支、风险防范等，都有了多种的选择。在个人资金富余时，可以选择储蓄或者投资；在个人资金短缺时，可以选择贷款、信用卡透支；在个人为应付突发事件时，可以选择购买保险进行防范。也就是说，封建时代面临的金融问题，已经被新时代的金融手段解决掉了。

        现代的金融手段，与封建时代的隐性金融相反，是一种显性的金融手段。即，将权利、义务、金额、日期，白纸黑字地写得清清楚楚，同时有一套完整的民商法来保证这种契约的执行。我们感觉到当今的金融，远远比过去发达。经济发展是一部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原先的隐性金融，变成了现在的显性金融。

        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儒家构建的隐性金融体系，也就失去了意义。就我国来看，金融关系就进行了几次重大的革新。民国时间，开始构建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采取了银行、财团主导了金融。新中国建国开始，采用计划经济，统一进行了跨时间、空间的价值安排，之后，人民公社等运动，将个人突发事件风险，分摊到了整个集体。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建立了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整个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开始完善。

        在这样的数次折腾中，儒家构建的金融体系开始被遗忘。儒家主张的“三纲五常”，由原先的社会共识，退化到提倡，再退化到被“打倒”，最后不了了之。儒家文化从开始的强制执行，不执行就杀头，退位到现在纯道德层面的提倡尊老爱幼、家庭和睦。

        儒家的没落，根本原因是金融的变革。儒家的核心是金融体系，文化是为金融体系服务的。而它提倡的这种金融体系当今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伴随着的，儒家文化也逐渐淡化了。那么，儒家的金融体系已经崩溃了，为什么当今又有一些复兴儒家文化的声音呢？

        文化对金融的反作用

        当今，可以听到一些复兴儒家的声音，有些甚至要求将儒教定为“国教”。从提出这些看法的人的身份来看，绝大部分是从事文化工作的，而非经济工作的人。他们希望的是，只单独复兴“儒文化”，而不复兴“儒家金融体系”。他们的理由很“伟大”：文化建设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社会失去了信仰，那么就有可能迷失方向。

        然而他们忽视的一点是，文化是可以反过来影响金融的。如果一个地区流行的是支持现代金融的文化，那么现代金融的发展将更加迅速，反之亦然。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民间借贷，利率最低的是浙江省，利率最高的是宁夏自治区。当然有很多种解释，但是非常直观的一种解释是：浙江是沿海省份，接受外来文化较多，鼓励自由契约，自由金融；宁夏自治区的文化以回教为主，而回教教义中是禁止有息借贷的。这样，如果个人在宁夏放贷，就要承担“违反道德”的风险，于是就以风险溢价的形式加在了利率上。以这个逻辑考察，发现不光是浙江和宁夏，有类似的文化情况的，也分别体现出了高或低的利率。如北京、上海等开放城市和沿海省份，都体现出了较低的利率；而湖南、江西属于“土地革命文化”盛行的省份，也认为放贷是不道德的，民间借贷利率也相对较高。

        不仅在中国，文化对金融的反作用在外国也得到了显现。18世纪，英国确立了议会君主制，而法国则否，结果英国整体经济、金融的发展和建设都要明显快于法国。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的原因，但是文化因素也不可小视。二战后，日本几乎是照搬美国模式进行发展，然而发展遇到了瓶颈。日本的经济学家也开始反思，认为日本的发展受到了江户时代开始的中央集权文化的制约，以及《明治宪法》、《昭和宪法》对文化的影响，衍生出来的各种问题。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破除这种文化，需要一场“平成维新”的呼吁。

        再回到儒家文化问题上来。当前的中国就处于这样一个选择当中：是选择儒家文化，这将制约金融的发展；还是选择放弃儒家文化，选择一种别的文化。

        儒家文化难以复兴

        儒家文化的复兴，在提出之后，得到了大多是阶段性的反向，即热闹一阵，但是热情不久就褪去，并没有多少人在坚持实践儒家的文化主张。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儒家文化与现实生活存在许多冲突，在频繁的冲突中，我们自然而然地遵从现有的价值观，而放弃了儒家文化。

        比如，儒家讲“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但是现在经济高度发达，人才流动频繁，职业高度专业化。许多人要想事业上成功，不得不背井离乡，奔赴最适合个人发展的地方。当二者的冲突不可协调时，我们突然发现，待在父母身边并不是必要的，现在市场如此发达了，我们只需要汇款回去，或者为父母买保险，就可以让老人过的还不错。如果真有必要，交通也方便，几个小时飞机就可以到达家人身边。所以，人们自然就放弃了儒家的教条。

        类似的还可以举很多，总的一点，就是儒家文化不再具有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了。

        有人会说，儒家文化提倡的，是人间的亲情，父子、夫妻、兄弟相爱相敬，是道德上的提升。这是一种很美好的想法，然而，现实再一次打破了这种想法。一项问卷调查，调查的对象包括三个地区的人，北京和附近两个农村。问卷内容是生孩子的目的是什么，a，养子防老，b，喜欢小孩。调查结果是，北京有12%的人说“养子防老”，55%的人说“喜欢小孩”；而在农村，有69%的人说“养子防老”，16%的人说“喜欢小孩”。这个数据表现出来的，是金融发达的地区，由于人们在经济上有了现代金融体系的保障，因而亲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纯净了，剔除了经济利益的因素；相反，金融不发达的地区，亲人之间的感情都带有更多的金融成分，父子之间不是纯洁的亲情，而是带有投资者和被投资者的关系。那么，儒家文化到底是一种道德的进步还是退步？儒家文化对现代金融的负面的反作用，到底是改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让人与人的关系变得不那么纯净？

        儒家文化难以复兴，这是我的判断。不仅因为缺乏了生存的土壤，更令人尴尬的是，它竟然间接导致了道德的倒退。还记得“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儒家的初衷当然是令人们安居乐业，人人丰衣足食、奉公守法。然而，以前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关系变了，环境变了，人也变了。在现在的社会，人们也有了比古代更高的要求，要求独立和自由，追求更高的生活层次和文化层次。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文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要求。我们的文化建设，不应当认为简单地“拿来”儒家就可以完事了。新时代有新制度，需要新文化，需要向前看。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有一种新的文化让我们为之信仰，为之奋发，更好地建设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