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需要引入“制度成本”来分析的问题，在新古典意义上都是“低效”的。

另外，我认为nie兄提出“精神文明建设”应视为政府干预下的“非正式制度“，它并不具有及于全民的强制性效力，而仅为政府对某一特定偏好的意识形态进行“补贴”，改变了意识形态间的“相对价格”。

有种说法是存在的即合理的，在稀缺假定下，只要找到所有关键约束，没有低效这回事，在静态意义上。如果把成本概念一般化为包括交易成本在内的成本，新古典意义上，制度问题也不存在低效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其实在分析方法上没什么新的东西，他的新主要是研究制度约束与“约束制度约束的约束”，主要加了一个研究内容而已。

我想在我国特定的现实情况下，有必要区分正式制度与得到执行的正式制度之间的差别。我国现实中确实有很多流于形式的正式制度，就象我曾经举的例子。得不到执行的正式制度通常可能与非正式制度相冲突，或者试图改变非正式制度中的行为规范；但其自身的执行又无法得到强有力的执行。

正式制度的范围可能未必是限制在一个国家之内：一个以家族为单位的村，正式规定的村规民约，在这个村的范围内应该是正式制度；一个联邦制国家，在州范围内适用的法律，在该州之内也应该是一个正式制度；在一个公司系统内禁止打麻将的规定，也应该是一个正式制度吧。

非正式制度更有可能是没有明确的规定，大家可能自觉遵守，但执行的标准、程度和方式可能彼此存在差异，就象送礼，可能以不同的方式送，送礼的多少也可能因人而异。

期待大家进一步分析到底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有什么区别。

首先，赞同nie在52楼发表的关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区别的看法。为进一步说明该观点，个人觉得青木的这段话对我们澄清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别有一定启迪（《比较制度分析》P206）：也许根本不存在一种纯粹自主性的制度，因为很难想象一种博弈情形，其中所有的规则对于域的参与人来说都是外生的和技术性的。即使惯例和规范的演化也主要发生在业已存在既定法律的域。反过来，为了使内生的非正式规则的含义确切无疑的被人理解，甚至改进其实施效果，非正式规则就有必要成文化和精确化。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3 12:12:55编辑过]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别,前面几位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看了很有启发.本人以为,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通过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强制执行,象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应该归为正式制度,而风俗习惯,惯例等则应该归为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是对正式制度的补充,非正式制度如果在最广大范围内得到认可就可以转化为正式制度.上面提到,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如果是倡议的形式,应该说还是非正式制度,相反,如果明文规定,居民应该干什么并强制执行就应该是正式制度.一点思考,供大家批评指正:)

事实上，本人存在这样的疑惑，正式和非正式的划分合理吗，怎样的制度叫非正式制度，其临界点是什么，分得清吗？除了这个，我也问问大家，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划分合理吗？怎么样的才叫强制，政府和法律，还是杨瑞龙说的政治中心，还是什么？权利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