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总是先入为主地假设，智商或者能力不足的人才会作弊，钻空子，但事实常和我们预设的相反。行为经济学奠基人阿莫斯和卡尼曼认为，人对于风险和收入的看法是不同的，损失的负面影响比收益大。亚当认为，“益智游戏”的损失太大，教授们拿到作弊证据的可能性为零，在这种情况下，他比卡普兰这样重视考试的笨学生更加喜欢作弊。而对于卡普兰而言，做简单的题目已经很困难了，自然认为收获更大些，反倒更加认真，主动作弊概率反倒比较低。

糟糕的是，我们这种先入为主的假设经常自己把自己拐到阴沟里。 一个典型的事实是，人们容易轻信大多数富翁们的慷慨程度，高估他们的慈善诚信。对做救世军或者为教堂捐献的穷人们，大家又低估其慈善诚信和慈善的水准。

1976年美国国庆日，纽约地产大亨哈里•赫尔姆斯利花10万美元用红、蓝、白三色将帝国大厦装饰一新，只为讨好自己年轻的妻子利昂娜•赫尔姆斯利。对此，这个女人只是轻描淡写地评价道：“比一条项链便宜。”1988年，赫尔姆斯利因逃税170万美元遭到指控并被法院定罪，在狱中服刑18个月，从此才开始专心做慈善事业。

2007年，利昂娜·赫尔姆斯利去世，遗嘱仅留给继承人50亿美元中不到0.5%部分的一次性遗产，其他99.5%遗产捐给赫尔姆斯利基金会。但直到今天，一提及利昂娜•赫尔姆斯利，立刻就有人说：“哦，你是说吝啬女王？”以利昂娜为原型的电视剧《吝啬女王》仍是美国人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据说，盖茨目前是世界上最慷慨的富人之一，或者说是慈善家中最富的人。他有数不清的名誉和勋章，盖茨的做法是留下全部遗产的2%给子孙做家族控制的基金会。纽约的贵妇人布鲁克·阿文森特死后葬在沉睡谷，留给两个孙子的钱是利昂娜的两倍，她获得了盖茨也没获得过的美国总统自由勋章。作为“吝啬女王”的对立人物，阿文森特夫人被加冕“慈善女王”。即使利昂娜借口照顾小狗给与自己关系不太好的哥哥数百万美元，仍然被人视作“只关心狗，不关心人”的荒谬可笑之举。

按照富裕程度排名，显然比尔·盖茨最富，阿文森特夫人最穷；按照捐款程度贴现的结果说，利昂娜是最高的，比尔·盖茨垫底。我们很多人从来缺乏探讨实际的眼力和识别真相的能力，对于实际最为慷慨的利昂娜给予了最不应该的吝啬的评价，而忽略了比尔·盖茨才是三者中最“吝啬”的富人。

这还是仅仅针对这三个有名有姓的上流社会的富豪，在整个慈善活动中，美国人的错位和错误的评价更是登峰造极。没有一个美国的穷人会因为向教堂裸捐，成为哥伦比亚公司的座上宾，相反，这个人会被讥讽为“信仰发烧友”。如果一个人年收入是4万美元，捐款5万美元的话，他不仅不会得到总统自由勋章，还会因破产给社会添麻烦，联邦调查员很快入户调查收入——你必须靠领救济金生活，你的好邻居甚至会毫不客气地背诵《马太福音》评价此事。

即使无功利的普通的教堂捐献，救世军、基金会捐献，尽管穷人们的承诺总是百分之百兑现，管理人却盯着捐款箱，随时查探某个家伙是否“诈捐”，一纸诉状足够令表现虔诚的穷人在监狱待上数周。

真正的穷人，比如普通人汤姆和杰瑞，因为美国复杂的法律和宗教信仰，面临完全不同的成本风险和收益，诚信程度和捐款程度都比盖茨之类的富人要高得多。

一个雅虎论坛上活跃的茶党同情者指出，“美国国税局（IRS）501（3）条款，对慈善基金做出免税规定。根据该条款的优惠规定，大多数美国富翁建立各类慈善机构，既获得社会声誉又免去了遗产税、所得税，名利双收，一石两鸟。操作流程很简单，假设A拥有百万以上的资产，诸如地产、邮轮、豪宅、股票等。他将这些资产全部注入自己所设立的B慈善基金，成为实际控制人。慈善机构通过股票所赚取的钱是免税的，A又把自己薪水的大部分捐给B基金（这部分收入也是免税的），接着要做的就是把A的日常开销全部由慈善基金收入的5%支付，例如豪宅之内的所有管家和仆人的开支，吃饭和旅游的开支，豪宅邮轮的日常维护开支等等”。

当某位富翁宣布他支付数倍于普通人的税金时，他的实际收入和应纳税总数应该是普通人的数十倍。教堂、救世军、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外，绝大多数富翁建立慈善机构都是为了避税。  

作为穷人，如果也想照葫芦画瓢，因为报税单上的剧烈变动，他们被国税局指控的概率会大大提高。要知道，老百姓无法承担高昂的律师费。真正的穷善人，慈善的热情和行为真实可靠，只要不守信诺，你就可能比富人有更多的机会遭到诉讼。亿万富翁有足够的精力和金钱打官司，在他们很少受到指控的情况下，富翁们可以明目张胆地逃税，只要逃税收益不好，他们就会想尽办法虚增慈善的捐款，然后溜之大吉。

美国是个宗教信仰普遍的国家，普通美国人从慈善中得到的精神慰藉要更大些，九成以上的美国穷人相信某种宗教，穷人担心上帝的惩罚并不比法律影响小，而现代新贵们许多是无神论者，慈善不过是他们不错的作弊幌子。在法律和慈善的信仰权衡中，富人显然在慈善上诚信上越差，收益越高，欺骗的伎俩也越高明；穷人则多数深有自知之明，反倒接近真实可靠的水平。如同我们开头的实验结果一样，统计证据也表明，美国穷人的捐献比比尔·盖茨之类的富人更可靠和更诚信。

至于利昂娜·赫尔姆斯利，并不是因为逃税而坐牢，是因为她不小心说出了“富翁不纳税，平头百姓才纳税”的秘密，说出了真话也是罪名，因为美前任税务局长承认国税局不喜欢美国人知道富人慈善的真相。但相比比尔·盖茨，利昂娜要诚信得多，可能正是因为被加上了不太公正的“吝啬”的名声，她的捐献力度和实际执行力度更彻底些，像那些被时刻盯着的穷人一样，她没有机会作秀和在慈善上打歪主意。

比尔·盖茨及梅琳达基金会宣称正在非洲解决艾滋病医疗，但他的基金会控制的医疗企业却公然拒绝将药品输送到非洲。多看看这类新闻，你就知道本文的内容有多么正确了。

巴菲特和盖茨的中国慈善之旅，也许是因为福布斯排行榜上的中国财富榜扩容的冲击。中国富豪的总体财富正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每14个中国人就有一个千万富翁。95%的中国财富由不到5%的中国富人掌控着，这个分配线在其他国家也许已经足够天崩地裂，但就中国庞大的盘子而言，这也许只是个小小的非和谐插曲而已，也许中国人对慈善不待见的态度更接近客观事实。

从道德或者分配的正义角度来说，如果富人们都是有效率的，那么他们的巨富不值得担忧，应该受到奖赏，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绕开怜悯之心，任由悬殊的财富拉开社会差距，威胁社会稳定。拒绝慈善，可以视为为富不仁，那么从货币分配的幻觉上我们依然相信慈善，毕竟这是一种改进。虽然巴菲特和盖茨不够高尚，可是中国的富人们似乎更加不高尚。

相关调查显示，新富的中国阶层不安全感更加浓烈，如果财富能够带来安全感，从经济学上说，同样也带来不安全。因为穷人已经有足够少的钱，他们更加乐天知命，光脚不怕穿鞋的，岂止如此，他们还可能理直气壮。可富人呢？有些调查说中国富人现在打算移民的人数为数不少，问题是他们最希望移民的地方，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本来就有慈善的传统而且更加富裕。移民到国外，仍然逃不开慈善或者税收，在中国，明明奉献的几率比美国还要低。同样是捐钱，为什么要出国奉献，而不把善心和责任留给自己的同胞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也许经济学解释已经无能为力，这似乎是文化上的某种心理作祟。

卡内基是美国历史上开创大企业家慈善事业先河的大人物，人们至今都在津津乐道这个人在美国各地的各种善举，不过真相是尽管这个苏格兰移民在童年受尽苦头，在他的一生中，他最关注的慈善地从来不是美国，而是英国和加拿大。在卡内基奉行慈善的时候，和英国的财富相比，美国只不过是个刚刚有点钱的暴发户而已。可见在这一点上，东西方的暴发户都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解释能说明的。顺便说一下，一直以来卡内基并不受他的母国欢迎。

   注：这不是广告。本书出版后，我会公布书名和目录的。有愿意看的，自可以看，欢迎痛骂。因为我很想知道这种方式，会多大程度上招来反马克思主义分子们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