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生意经科学化的还有一个生意人，寇尔斯（Alfred Cowles）。他是用数理逻辑及统计数据学来操作股票交易赚了大钱的第一人。他是耶鲁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发财后，捐了一大笔钱给芝加哥大学成立了寇尔 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他大力支持商学的系统性研究。后来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又在美林证券公司的支持下，在1962年成立了证券价格研究中心 (CRSP)，有系统的整理及保留美国的证券交易资料，这个研究中心成为商学研究革命的火药库。大量精致的实证研究，从之而出。

在20世纪50年代，有几位统计学家为股价的科学研究做了些探索，并得到初步的成果，他们是沃金（Working）、肯铎（Kendall）及 罗伯兹 （Roberts） 。前面俩位都与商学院没有关系，是统计大腕。罗伯兹是芝加哥商学院的教授，我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时，他还在，是个非常沉默客气的一位老学者，我在芝加哥大学 教了一年以后，才知道他辉煌的过去。他为商学院的师生写了一套统计软体，让统计白痴都能用统计数字来做商业决策。我就用他的软体来教芝加哥的MBA学生。 这套软体有了不少模仿者，现在成为软体大公司的SAS 就是从这个软体扩展出来的。我听珐玛 （Fama）说，商学研究革命的第一代，都是用罗伯的软体做论文。如果说CRSP 的资料库是商学研究革命的火药库，罗伯的统计软体，应该就是枪炮了。

商学革命的第一个战场就是股市的公平有效性，革命斗争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喧嚣於股市中的炒股大师。有了大量的数据库及精确的统计方法，学者就可以有 系统的验证那些炒股大师的理论。基本上，没有一个炒股大师的理论，经得起推敲。于是乎，芝加哥学派推出了【有效市场假说】。这个假说是现在进入了全世界商 学院的教科书。

谈到对股市的研究，还有一个大人物，凯因斯 (John M. Keynes，见图)。他也是数学家出身，一辈中，许多看法，都引起很大的争议及反响，他对股市的看法也与众不同。真正的学者的共同特性就是好奇心。凯因 斯对什么事都有兴趣。他是真正的学者及科学家。如果他在世的时候有经济学诺贝尔奖，他注定有分。他虽然有极好的数学根底与天分，他通常世用敏锐的直觉来思 考问题，是20世纪最重要的10个思想家之一。他学数学出身，数学是早发的一个学问，是纯逻辑，不需要对人世间有太多了解，但经济学可要有敏锐的观测力。 他当了几年数学教授后，开始对社会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发报刊文章，谈社会问题。 谈到了为什么在三十年代有大恐慌。这一个没有念过经济学的人，不但找到一个理论改变了我们对经济学的想法，而且开创了一个经济学门：宏观经学。他认为股票 市场是像个选美大会，感性多于理性。足足有六十年，他的看法被认为是炼丹术，不科学。由于我们对生意经科学化的不断深入及积累，已经有学者用心理学来讨论 股票市场，这就是所谓的【行为金融学】。至今没有人能证明可以用心理学在股票市场里面有系统的赚钱。



在股票市场上，已经被证明能有系统、有理论的赚钱方法是基本分析（Fundamental Analysis）。基本分析是从会计与经济信息里面挖掘出公司的真正的价值及生产力。公司的经济价值叫做公司的基本面。公司真正的价值，是可以用会计 学，经济学分析出来的。能不能分析到百分之百？我想是没有人能做到。但是如果被人只能算出百分之三十的准确性，而你能算出百分之三十五的准确性，你就有胜 算，能有系统性的胜算就是赢家。做生意与下棋一样，没有绝对的高手，只有赢家，只要在这场棋里面，比别人好就行了，找到自己能做生意高手的地方就能赚钱， 这个学问叫核心竞争力。最早的开始倡导基本分析的十葛兰。他对会计学有很深的了解，但没有太多经济学的知识，他破了产，不过他的学问是很令人尊敬的。有学 问，不一定发财，那学问有什么用？学问是找到一块能堆积的砖，经过千万人的积累，就能建成知识的高楼大厦。如果能拥有这个系统性的知识，在市场竞争中，就 能站上风，而成为赢家。

虽然葛兰并没有发了大财，他的思想门徒，却有相当大的成功。一个成功的例子是麦哲伦基金的前任掌舵人彼得林治 (Peter Lynch， 见图）。如果你能在彼得林治于1977年开始掌舵时，买一万美元的麦哲伦基金，你在他1990年退休时，就能拥有二十七万元。十七年内，你的财富增加26 倍。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时巴菲特。他在2004 年拥有三百五十亿美金的财富，这全是他在过去的四十年用基本分析的投资方法赚来的。

人文底蕴与科学方法在商学上的冲击

开始运用科学方法来审视生意经的头一批与第二批学者都是数学家。第一批是纯数学家，一辈子都与商学及管理院系没有关系，商学问题只不过是这些人逻 辑思维的延伸。有趣的是第一批商学及管理教育的教师，也写了不少东西，没有一样传世。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与事迹。连第一个在历史留名的会计学者也是一 辈子没有做过生意的数学家，珀奇雅理（Pacioli，见图）。帕奇雅理运用严谨的数学逻辑，推导出复式簿记的理论框架，让每一笔账都有两个记录，这为查 账与分析提供了可行的架构。一个没有严谨思维的人，是无法从事科学的。不用科学的严谨的系统方法所思考出来的学问，是无法传世的。科学的严谨性与系统性， 造成可复制性与可传播性。只有可复制可传播的学问，才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批用科学方法来谈生意经的学者们，就大都有过做生意或在商学院任教的经历，但是这些人的学术训练主要是在统计学。他们拥有严谨的研究方法，到商学领域 来找饭吃。这些人对生意本身没有深厚的了解及浓厚的兴趣。他们对方法的兴趣大于对研究主体的兴趣。第三批用科学方法谈生意经的是对生意有深刻理解及浓厚兴 趣的人。他们是为解决一些商学与管理学的问题，而去寻找解决的方法。 例如法玛（Fama）是芝加哥大学掀起学术革命的第一批博士生，他本科念的是法文，在念博士学位时，在CRSP 的资料库打工。他以一个科学家的精神细心地去挑资料的毛病，他是全世界对这个资料库最了解的人，他学统计方法是为了处理这些资料。第三批学者都是用统计方 法及大量资料进行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

会计学与财务金融学的革命发生于1965年左右，依我的年纪，如果我是在芝加哥商学院念博士，我应该是革命的第一代。可是我是在罗澈斯特大学念经 济学博士，我是到了芝加哥商学院做经济学助理教授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本科的专业，已经有了一场革命。当我参加革命时，我的辈分已经是第二代。不过这也不 算晚，以后，我走到那里，革命就跟到那里。当我与维勒奇雅（Verrecchia）在1983年一起转任沃顿商学院时，沃顿商学院才开始用科学方法来看会 计问题，足足比芝加哥商学院晚了18年。我于1988年到杜兰商学院任讲座教授时，美国南方才开始用科学方法讨论会计问题。到了1992年，我与陈玉树、 陈乃福一起创办科大商学院时，亚洲才知道商学学术在三十年前起了一场革命。我于1999年在清华大学与陈小悦（现任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创办北美商学博士 班，这场革命在中国有了个开始。但是这个博士班撑不了多久就变了样。在这个老大农业帝国闹革命可不是件容易事。

当初在创办香港科大时，12个创系系主任（另外六个还没有到位），各自构想自己的系能办到多好。吴家玮校长是个极有魅力的人，香港ZF又提供了相 当好的办学条件。当时我们都知道，办成亚洲第一个及第一名的研究型大学，应该没有什么困难，问题是在世界能排到第几名。当时12个创系系主任都是世界级响 当当的人物，海外华人在理工学术圈子里，人才辈出，可是几个理工系系的主任，把目标订在十年内达到五十名左右，只有我订在世界前15名。当时很多人认为我 吹牛，可是当我在七年后离职时，香港科大的会计系用最难的标准，以世界前五名的学术杂志文章数计算，排到世界第一名。其实这个把戏，是建立在商学革命上。 由于我是革命的第二代，只要抓住几个革命头头与他们的得意门生，就成了。物理系在全世界，起码有三十家大学有诺贝尔奖得主坐镇，办个前五十名谈何容易。在 1999年，我离开了香港科大，以十分之一的薪水，到清华去办北美商学博士班，这次可陷进了大泥沼，这个故事以后有机会再说。

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的研究，主要是分析均衡价格的规律，其研究方法及严谨度，跟物理学很像。而公司理财与会计学谈的是市场均衡后面的组织及信息 因素，要比股市均衡来的复杂及难以分析。公司理财及会计学的分析工具应该是博弈论，虽然已有几拨，包括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博弈论的研究成果得到认可， 但博弈论的分析工具在公司理财与会计学上的运用还是非常笨拙。要把公司的财务管理变成严谨的科学，还有漫长的路。

在商学的领域中，与市场有关的问题是比较容易用科学方法处理，芝加哥大学是其中翘楚，而组织与人的问题，大多停留在人文的讨论，哈佛是其中领袖。 由于科学易于传播及大量的复制，世界顶尖商学院的研究，基本属于芝加哥学派。而公司老板最关心的是组织与领导的问题，名校EMBA 的教材，基本上是哈佛学派研究出来的。只有科学没有人文，研究结果是严谨但脱离现实，只有人文没有科学，研究成果也就是故事书。最近十年，商学领域的科学 家在学习说故事，而说故事的人，也在学习使用科学工具。哈佛的两位当家教授就是好例子。波特（Michael Porter）是在哈佛念的MBA 及博士。他是故事学派的嫡传弟子。他成功的把经济学，尤其是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及研究方法导入策略分析，让策略分析从“老板的故事”变成科学的分析。另外以 位是开普兰（Robert Kaplan），他的研究训练以及学术地位，都是在严谨的数学推理的领域内，1985年，他转任哈佛教授之后，开始做大量的田野研究（也就是故事的搜 集），在详细的观察实际情形后，发现许多教科书上的东西都与事实脱节，他在管理会计领域内也掀起一场区域革命。波特是把小说家带进了科学领域，开普兰是把 科学家带进了人文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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