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女士多次发表文章，呼吁中国继续实行计划生育。很多网友要我反驳她，我一笑了之。2012年08月14日叶檀再次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发表文章《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一）》。在文章结尾说：“我们不能指望美国那些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州、对中国人口问题无关痛痒、主张放开生育的人”。既然叶女士挑上门了，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只好写几句。
　　叶檀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受该校人口史教授葛剑雄、曹树基的影响很大，比如她最近这篇文章中说：“葛剑雄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是当代中国研究人口史最权威的著作，曹树基先生撰写其中四、五卷讨论明清时期人口，可以窥斑见豹。”她引用葛、曹的人口资料以说明继续计划生育的必要性。

  

中国每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年增人口
　　曹树基认为明清时已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为避免马尔萨斯陷阱，中国就应实行计划生育。李中清和王丰教授不认为中国清朝陷入马尔萨斯陷阱。曹树基反驳说：“面对李中清等的新理论，学者们不仅需要重写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甚至还得重新认识奠立当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我在《就清朝初年人口数量与葛剑雄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期）中反驳了葛剑雄、曹树基对清朝初年人口的观点。
　　叶檀说：“据人口专家测算，中国2006年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即一对夫妇一生生孩子的数量）由1.8左右上升到1.87，如果从此以年均0.02的小幅反弹，到2020年将比14.5亿的控制目标超出2900万人。”
       叶檀女士可尽管放心，人口专家的测算从来都是错误的（1980年以来就从来没有准确过），2010年人口普查证实了1996-2010年生育率平均只有1.4左右，其中2010年只有1.18。1.18的生育率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减少差不多一半。
　　叶檀说“由于环境稳定，以及ZF鼓励……人口从1949年的5.4亿上升到（1960年代末）惊人的8亿多。我们难以忘记惨死夹边沟的右派们，但在那个人口狂野增长的时代，因为人口增长，人命反而廉价，人的尊严可以忽略不计。个体的生命价值是有意义的，当人口变成让人目瞪口呆的数字，个体的生命被尘埃掩盖。”
　　其实1949年后中国人口增长并非是“ZF鼓励”，事实上当时中国人口增长是与世界同步的，1950年、1970年、1980年中国人口都只占全球22%，当时的生育率也与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高。中国人口增加是因为死亡率的下降，是“死的少”，不是“生的太多”，是由于预期寿命从1950年的35岁延长到1970年的63岁（2010年的世界银行资料）。恰恰是当时存活的人口奠定了改革开放后经济繁荣的人口学基础。“人口增长，人命反而廉价”也并非事实，美国人口增长率比中国和欧洲要快，不见得美国的人命就更廉价。

新生儿

　　叶檀说：“如果按照1.2％的人口出生率计算，20年后中国的人口增长将达到16.5亿；一旦增长率恢复至2.3％，那么20年后中国的人口将达到20.485亿，到那时，中国恐怕得率先移居到火星寻找资源空间了。可见，就指数式增长而言，一旦增长率突破某个范畴，将是爆炸性增长。”
　　显然，叶檀是将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混为一谈了。
　　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如果叶檀的1.2%是出生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死亡率已经是0.714%了，那么自然增长率只有0.486%（1.2%-0.714%=0.486%，今后还将不断下降），还低于叶檀所认同的0.5%。
　　如果叶檀的1.2%是自然增长率，那么2011年的出生率是1.914%（1.2%+0.714%=1.914%），以统计局公布的134735万的总人口计算，2011年出生人口应为2579万（134735×1.914%=2579），远远高于2010年人口普查的0岁人口1379万；套用2010年人口普查的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出生人口为2579万的话，生育率应该为2.37，是2010年普查1.18生育率的两倍。叶檀的一个数据就将耗费80亿元、800万普查员参与的人口普查撕成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