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之前，全球经济学界已经有两版发展经济学，分别是二战后流行的“结构主义”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的“华盛顿共识”。前者强调ZF作用，要求发展中国家发展重工业等“进口替代”产业；后者则强调市场作用，要求发展中国家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但是，这两者都没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　　“新结构经济学”采纳了“旧结构主义”关于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产业机构不断调整和升级的过程这一观点，提出了国家应该在发现、培育和扶持具有比较优势产业上扮演积极的角色。为了具体指导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政策，林毅夫将市场和ZF的作用结合起来，提出了“增长识别与协调”（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六大步骤。它们也被称之为“新结构经济学”下的发展“食谱”。
　　“双轨制”国家的成功
　　80年代以后，各个国家开始进行改革转型。最早开始改革并成功转型的是毛里求斯。它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也曾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出现了很多扭曲。从80年代开始，它推行跟中国类似的“双轨制”，给予既有产业必要的补贴保护（国家的作用），但是放开了对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进入（市场的作用）。这种“双轨制”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和越南的改革相对成功，也受益于此。
　　前苏联国家中转型效果较好的也都是因为“双轨制”。它们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或者逐渐转向市场经济。但是ZF在转型和发展过程当中扮演着相当积极的角色。所以它们既有原来旧“结构主义”所强调的ZF干预，也有“华盛顿共识”所强调的市场作用，但它们既不是“华盛顿共识”，也不是旧“结构主义”。
　　作为一个国际机构，世界银行的理论政策自然会受到主流舆论的影响。比如说它在80年代以前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大项目、大产业和大基础设施。但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它在80年代后转向“华盛顿共识”。
　　1994年，世行出版了《东亚的奇迹》一书，解释东亚经济鹤立鸡群的原因在于它推行的是“出口导向”政策，既坚持市场方向，也要求ZF发挥积极作用。
　　2004年，世行又出了《九十年代的经验》一书，总结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十年转型。它发现转型比较好的国家都有一些按照它们特定情况制定的政策。这也跟“华盛顿共识”不同。后者推出了一个推荐所有国家遵行的政策组合；2008年，世行总结二战后13个实现平均7%的年经济增长且维持25年的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后发现，它们有5个共同特征：第一，开放型经济，而非内向型的经济；第二，宏观经济稳定，没有大起大落的情形；第三，比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第四，以市场为基础；第五，有一个相当有为的、有能的ZF来推动经济发展。这五个共同特征跟“华盛顿共识”和旧“结构主义”理论都不一样。
　　超越凯恩斯主义
　　“新结构经济学”是应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它的变迁。发展本身是一个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变动的过程。所有国家在现代经济出现以前都是农业经济；要变成现代国家，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要大幅下降，从原来的90%，变成20%到30%，最后变成发达国家的不到5%；原来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现代国家人口都在城市。结构变迁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发展在本质上依然是一个技术、产业、软性制度和基础设施结构不断变动的过程。它的基本理论前提是：任何经济结构都是内生的。所谓“内生”指的是它受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个国家的要素结构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都是特定的，包括其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应该由其特定时间内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素禀赋”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总预算，包括其劳动力和各种资源等；其次，不同国家拥有的要素禀赋不一样，这就决定了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总预算和相对价格是经济学分析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变量。
　　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特点在于资本相对多，包括劳动力资本和物质金融资本，因此它在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就有优势。发展中国家则相反。它劳动力相对多，所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优势。这种要素禀赋相对丰富的产业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也就是这个国家最有竞争力的产业。
　　一个国家要在产业上、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前提条件是其要素禀赋结构要赶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所以它们应该想方设法增加资本在其禀赋结构中的比例。这就必须利用其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创造最多的剩余和最快的积累，从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提升以后，原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失掉比较优势，而新的优势产业也会涌现，这样产业升级就变得可能。贫困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也可以在发展过程当中得到改善。
　　要理解根据要素禀赋转变产业结构的重要性，有必要理解拉美国家长期深陷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大多数国家从18、19世纪以来遭受的“低收入陷阱”。拉美国家石油丰富，一开始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但因为没有有效地、根据自己的内生禀赋及时升级产业结构，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没有减小，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有些国家在工业革命时期后，没有有效地进行结构调整和升级，而只是边边角角地修整，所以收入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善。
　　要做到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的产业布局，唯一可能的制度安排是市场制度。所以比较优势实现的前提是有比较完善的市场制度。市场中各种价格信号可以稳定各种要素。
　　在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过程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电力供应、港口等都需要改善；法制环境、金融系统也要慢慢完善。但是这种大环境的改善跟农民春种秋收、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不一样。它们都不是个人或者企业能决定的。有的改善是可以靠私营企业提供，但是这种提供也是需要协同的。这种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企业行为的协同都需要ZF发挥作用。这是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当中的一个特性。除了基础设施，交易成本也必须最低，这决定于各种基础制度安排，也必须有国家的积极作用。
　　此外，产业升级、技术变迁都有一定的风险。企业在判断一个产业是否具有比较优势或者是否会成为比较优势产业可能出现失误。所以ZF要给先行者一定的外部性补偿，鼓励他们“先行先试”。
　　这种要求ZF在产业升级中扮演引导角色的理论也可称为“超越凯恩斯主义”。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建议ZF在就业率很低时，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就业。但这也意味着ZF的公共债务增加、税收增加，导致人们消费欲望不强，必须储蓄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高税负。但“超越凯恩斯主义”所建议的投资项目是为了消除发展瓶颈、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项目。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基本饱和，因此公共投资空间有限，但是南美、非洲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还很大。如果能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就既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改进基础设施、提高经济增长潜力，也能够帮助发达国家扩大市场，走出经济危机。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发现
　　2008年，金融和虚拟经济非常盛行。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如果要现代化，就应该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的金融结构：大银行、股票市场、风险投资、二板市场，因为2008年以前，美国利润的40%到60%来自于金融街。但是金融结构是由实体经济特性决定的。最佳的金融结构应当视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公司规模、资本要求和风险要素而定。
　　旧“结构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建议发展中国家发展远远超过它们发展阶段且不符合它们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建立起来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华盛顿共识”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体系中有很多扭曲，但ZF的作用还是很必要的。很多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失掉了ZF的扶持就会死。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转型就会很慢，甚至根本不会发生。“双轨制”取得成功是因为它意识到了市场的基础作用，但也意识到了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企业在初始阶段没有自生能力，需要ZF补助和保护。因此，要形成有活力的经济增长，需要由市场经济来有效配置资源、促使企业自主创新和跟随比较优势，但也需要ZF解决协调性、外部性问题和支持基础性研究。所有转型成功的经济体都遵循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ZF为辅助的“二元系统”。“二元系统”中的ZF能够通过支持发展比其现有的产业结构略高、但不是高很多的产业来推动经济转型。产业结构滞后的国家可以通过模仿产业结构先进的国家来实现产业升级。但是这两者的人均收入不能相差太大。不成功的产业政策通常是因为模仿国家的人均收入不足被模仿国家的20%。
　　16、17世纪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是荷兰。作为落后国家的英国学习荷兰所采用的策略就是：国家出钱把荷兰的工人偷偷聘请来，从而成功实现技术的转移和产业的升级。当时英国人均收入是荷兰的70%；工业革命后，英国变成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德国、美国、法国、美国相对落后，但是它们的人均收入已经是英国的60%到70%，所以它们模仿后者的比较优势产业能够成功；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也因为它的模仿对象是德国（当时日本人均收入是德国的40%），而不是英国（当时日本人均收入不到英国的20%）；二战后，日本模仿美国获得成功，因为当时前者的人均收入是后者的40%；60到80年代，“亚洲四小龙”模仿的是日本，当时它们的人均收入是日本的30%到40%；70年代，毛里求斯发展的产业是当时香港、台湾由于工资提高以后准备转移出去的产业。当时前者的人均收入是后者的50%。
　　智利和爱尔兰都曾经是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智利一直跟随“华盛顿共识”，ZF不干预经济，所以一直没能走出经济低谷；但是爱尔兰ZF却在80年代选择了扶持信息、电子、化工和制药四大产业来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它所要升级的产业结构就是模仿当时的美国的。当时，爱尔兰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45%。
　　“新结构经济学”下的发展“食谱”
　　新结构经济学政策建议为：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同时需要ZF为经济发展提供便利。这类政策的希冀结果是：开放性的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具有竞争力和强大的外部性支持，包括强大的财政账目、更少的内生性危机和可以为反周期操作提供更大空间的财政政策；较大的经济盈余，较高的投资回报，较高的储蓄和投资。
　　需要说明的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建议与《东亚奇迹》的理论发现是一脉相承的。
　　尽管经济学家普遍承认发展成功有原材料，但是没有“食谱”，但我们仍然可以有一些政策建议。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是“增长识别与协调”（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六大步骤：
　　第一步：找出与自身产业结构类似、且人均收入约为其两倍的、发展迅速的国家作为参照模型。找出被参照国在过去二十年增长迅速且可交易的产业；
　　第二步：如果参照国里已有民营企业进入上述产业（不管这些产业是已经出现的还是正在出现的），ZF应识别造成这些企业无法良性发展或者阻碍后来者进入该产业的障碍。采取措施消除这些障碍；
　　第三步：如果参照国中没有民营企业进入上述已经在被参照国发展迅速的产业，ZF应采取措施吸引外资进入这些产业。这些外资应该来源于第一步中已经识别的被参照国。也可以在这些产业中培育本国新企业；
　　第四步：除了培育上述被参照国内发展迅速的产业，ZF也应该注意识别本国民营经济体在新产业里的成功创新，支持它们发展壮大；
　　第五步：在基础设施落后、商业环境不够友好的国家里，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可以用来消除企业进入的障碍、吸引外资和形成产业集群；
　　第六步：ZF应当为已经识别的上述“先锋式”企业提供限定期限的税收优惠、直接信贷投资和外汇支持。
　　另外需要补充两点：
　　第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农业至关重要。它可以消除贫困、提供资本和市场。发展农业同样要求升级科技和产品结构。
　　第二：若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希望资源成为其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它就需要管理好这些资源，并将这些资源带来的部分收益投入到产业结构转型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去。


　　（根据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北大国际
　　（BiMBA）校友大讲堂”上的演讲及问答整理。）转自和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