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职能部门对能源产业的调控一度非常乏力，而且往往是本来应该影响深远且更加科学现代化的市场性措施如补贴，征税，定价都缺乏失效，基本上比不上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

市场化措施相对于行政命令的好处不用多说，因为看似行政命令都是打着好的旗号，但是事实实施起来，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那样，第一就是资源使用率低下，第二就是至少一半的资源都在“圈内人”之间再分配，再有就是其本身的特权性质便是巨大的腐败源。可惜的是，中国ZF改革这么多年，依然不得不依赖这些“中世纪”的管理手段来管理世界第一庞大的人口，最后是管哪儿哪乱。

即便如此，市场化措施在中国的能源市场显得更加乏力甚至缺乏效果。有时候就像是ZF的相关部门涂了胭脂唱了好一出，能源业界根本就没有反应，活像一个被帅哥视作透明的发春小姑娘。当然，后来这些小姑娘也就不相信爱情什么的了。这都是必然的，在一个国有资本占超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能源业中，ZF经济职能部门的市场化措施是根本被屏蔽的。

原因我看到的，主要有两方面。总体说就是，市场化措施的基本前提是企业会进行自我优化，而国有资本基本没有这个动机，市场化措施的另一个基本前提是有相应的技术可能性，可是国有企业的干部和职工文化已经基本失去这一发展空间。

第一，  国有资本的运营方式从本质上说与市场无关，国有企业根本不能称为事实上的企业。它们盈利或亏损对于经营者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保住官位和晋升的是其他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国有企业根本对于盈利和生产效率完全忽视。也许居高位的经济官员们未曾如此细致的考察过究竟国有工业企业的生产状况及管理状况是如何，如果除去一两个众目睽睽下用来做典范和门面的厂家，剩下的国有工业我只能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差的工业，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糟的人员。他们在把一件事情做糟上已经达到一般人值得惊叹的地步——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例如我考察过的一家国有电厂，他们的除污装置本身就已经实实在在的被淤泥完全结痂了，在帮助他们清洗这些器械的时候，我们发现每件器械都如出土文物一样，我实在无法理解如何能把器械用到如此地步。正是由于对于企业盈亏和生产效率的完全忽视，国有资本不会对于市场性的刺激措施有任何反应，因为赚多的比不上赚少的，关键还是在玩儿，因此大部分国家电厂骄傲的说我们在狂亏啊，仿佛他们尽社会责任一般。这样既抬高了资源价格，拖累了整体生产效率提高，也挤压了其他企业的生存空间和进步余地。

第二，  国有资本的人员缺乏专业培训，职业文化和创新能力。在国有企业里面搞技术改革或者管理革新，最常听到的话就是，“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我们一直都是怎么怎么样的”。其实很多对于现代工业来说最基本不过的课堂知识，在这些几十年浸泡在国企有毒气体中的中上层干部的大脑中，都是闻所未闻，甚至是天性抵触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见过。我的父辈在经营私企收购旧国企并进行改造的事情，我最近在外企中参与对旧国企收购并改造的业务，最大的体会就是，老国企里面的人都已经被废掉了——他们不单不具备现代工业的生产能力，他们甚至是阻碍正常生产的痞子和文盲。因此当国家经济职能部门发出科技或管理创新的激励政策和引导性指示时，在这些干部和员工的大脑中，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共鸣，他们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可以把这些条文应付过去。

也许而今不少人还视国有企业为体制和国家公权的盟友，我宁可视其为肿瘤和蛀虫，传染病和瘟疫。事实上，国有企业的领导们是最关注自身利益的，国家政策只有对之有利的不利的，但归根结底都会被转化为能够被良好利用的，至于企业本身的生产职能，由于责任制度的混乱而无法得到改善。很多人这些天总说欧洲的失业率，对比中国的失业率比较低。对于我来说，这两者根本不具备可比性，欧洲的失业很大程度上和他们的高福利有关，因为不工作能够领取的资源相对高，而他们整体的高生产率也能够维持这样的高福利。他们的失业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完全丧失创新能力。可是中国大量的“僵尸”国企里面养着一群一群的没有生产能力的人，他们对于经济来说，其实就是事实的失业，如果把这些“僵尸”都算入中国的失业中去，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生产效率依然如此的低，以至于人均收入停滞不前已经十年。

国企在消耗着国家政权的公信力和民族经济的大量资源，束缚着中国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也继续的毒害着新一代，每天都在培养失去生产能力的干部和员工。这些国企天然的屏蔽着国家经济职能部门的政策和调控，并且而今，依然在他们的推动和游说中，中国又开始新一轮国进民退式的肿瘤式扩张——他们和当年为了一己私利而推动整个日本进行无谓军事化的日本军部是没有特别大的区别的，最常见的案例就是几个臭领导和他们的朋友为了自己能分个五十万的回扣而花国家五千万去建造一条根本低效不使用，并且会在未来三四十年让整个城市高能耗运行的某某工程。

该收笔了，国企之害，罄竹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