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学 还是学术场所吗？

“我们的大学，现在还是一个学术场所吗？”院系是大学教学研究的基本细胞，如果连细胞都行政化官僚化到了如此田地，那么大学的衙门化程度已经深入骨髓。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鸣，在博客上撰文，痛陈“大学的行政化、衙门化，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他认为，诸多问题的根子，都出自教育体制的行政化上。（《中国青年报》）

　　大学的行政化、衙门化，其危害显而易见，由于管理体制的行政化损害了大学的主体性，造成了中国大学及其教授们基于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创发能力的萎缩。教授们的“科研”大多是急功近利地跟踪、模仿、复制甚至抄袭。据了解，一头挑着官位、一头挑着学术职称的“双肩挑”人群，正在成为学术丑闻的高发人群。近来爆出的几起有影响的学术丑闻，大都和“学官现象”有关。按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的说法，国内几乎所有著名高校都已传出有学者卷入学术丑闻，被点名和被质疑的不下百人。何以如此？是“学而优则仕”的古训，还是“研而优则仕”的导向，使得政研不分和官学不分。

　　有学者说，今日中国之高校，要找出一个没有教授职称的行政领导，比找一只没有颜色的猫还要困难。张鸣所披露的现象，从大的方面讲，大学分为厅局级大学，副部级大学，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的评审，没完没了的评估检查。所有的学术评审，评委的选择，只看官阶，不看学术地位，官大学问大；从小的方面看，一个学校分校、院、系三级，层层上级任命，多数大学里，教师连选个没有实权的系主任的权力都没有。与此相印证，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许章润在接受“直通两会”栏目采访时说，现在大学的行政首长、学术领袖不是经过大学共同体自发产生的，而是经过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出现的。教授成为完全被动的被管理者，这与现代大学精神，所谓的教授治校、教授通过选择学校的管理者来治校是背道而驰的。大学，准确地说是“衙门”，已不再是培育人才的领地，也终于不难理解大学教育质量出现大滑坡的现状了。

　　马克斯·韦伯指出，一个学者要想赢得社会的认同感，无论就其表面和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完美的成就。行政职务、权力与学术成果、学术职称、学术声望挂钩，教育科研体制缺乏必要的独立性，科研、教育机构沦为官本位体制的一部分，研究职务都相应冠以一定的行政级别，名为学者，实为“学官”，以及无处不在的官场腐败，滋生学术的腐败也就不难理解了。有人质疑，眼下大学校园浮躁的学术氛围，似已难以为教授们摆下几张平静的书桌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纠缠不清，学术研究被异化为“仕进”、“待遇”的一种手段，难怪香港学者郭绍棠教授在考察内地多所高校后，忍不住就提高大学教师的质量提出诚恳意见：非教师的行政人员不应评定学术职称，以维护学术职称的尊严。也正如金岳霖先生所言，中国惟有依靠学者，并用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并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不要做官，要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毫无疑问，重塑大学精神，以此为据彻底反省，是大学获得新的生命力的必由之路。大学精神寓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传统之中，必须拥有绝对的理想主义色彩，具备超然的独立自主地位，一定程度上超越世俗社会，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完成独立地位的回归。我国大学要想回到健康发展轨道，需要重新认识久违了的大学传统精神，重温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机制问题不解决，大学衙门化现象短期内解决无望。依现时的国情，大学制度的改革，不能囿于大学自身的变革，还需辅以整个社会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革新，才能彻底根除掉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并最终还学界以清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