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付工资所扮演的角色应当得到比现在更多的关注，因为，至少在一些行业中，它看起来是资本家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30)预付工资对于资本家来说，就好像免费的海洛因货样对于毒贩子一样：它是创造依赖性的手段。这一点没什么区别：一个是法律上的依赖性，而另一个是生理上的依赖性。二者都代表着一种瘾，只有意志无比坚强和无比幸运的人才能逃脱。(31)对现在的目的，关键是实质上受合同束缚的奴役行为（尽管与英属北美和非洲殖民地相比，这种奴役行为历史短些）合适地补充了工人在任务上的专业化。预付工资合法地将工人束缚在了他的雇主手下，并且通过将其产品的销路限制在中间商那里，工人的活动在构成整体的小部分上的专业化有助于防止工人逃避他的工作责任，而不为任何其他人工作。中间商形成的市场与最终产品市场相比要小些。大体上，非法地处理未涂白色的扣针比处理涂白色的扣针难得多。(32)
　　虽然利用预付工资来维持工人的依赖性和对生产的等级制控制这种做法在包买商制度下既可能十分广泛，也可能不广泛，但是无论如何，它都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它在其他种类的市场经济之下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特征，在这些市场经济中，使工人处于从属地位的替代性手段还不存在。也许，在美国经验中，最为相关的例子就是在1865年之后南方地区农业组织的发展。南北战争以后的美国种植园主面临的问题在很多方面与工厂产生之前英国包买商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在生产过程中，如何保证自己的必要角色。将从前的奴隶束缚在土地上不再是合法的了，并且，像工厂产生之前的工业生产资料一样，土地不够稀缺也不够昂贵来确保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性。
　　通过将农作物留置信用制度(crop-lien system of credit)与分成制度(share-cropping system)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种植园主—资本家通常会以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及种子、肥料和工具的方式预付信用。这些信用以现在和将来农作物的留置权作为抵押，并且种植者就从法律上处于他的债权人的束缚之下了，直到债务被清偿，因为债权人手中拿着账簿。在分成制度之下，地主而非佃户控制着农作物的选择：
　　并且，除了他能出售的东西以外，他不希望种任何其他东西。如果佃户花时间去维护一个花园，而忽略了地主的首要利益，那么他就失去了地主卖给他额外杂货的特权。(33)
　　对于从前的奴隶来说，甚至土地所有权上的名义的独立性也没什么价值。债务不是一种经济安排，而是征服。并且，谷物留置权实际上给予了资本家对农作物种植模式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与对土地的所有权一样。“胆敢用小片土地自己耕种的农民很快就被警告说他的信用度降低了。”(34)结果是毁灭性的单一经营。
　　在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商人要的是棉花，更多的棉花，几近于只要求种棉花……而种植者既不能在商人背后吃了它，也无法拿出去偷偷卖掉。
　　……想要弄出任何一点棉花到别处去卖掉的任何尝试，即使这是多于应该付给店主的那部分棉花，很快就会招致惩罚。在南卡罗来纳州，如果留置权所有人仅仅是怀疑有这样的动向，他都可以从法庭职员那里拿到命令要求地方警长没收全部待售的农作物……(35)
　　得到了州警方力量的慷慨协助，棉花使得资本家可以在生产者和市场之间横加干涉。实际上，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棉花种植对于资本主义种植园主的意义，与专业化对于资本主义包买商的意义是一样的：不是出于技术优越性进行的选择，而是出于自己介入生产者和市场之间的利益进行的选择。
　　三、工厂的兴起
　　作为包买制度的标志的精细专业化仅仅扫除了工人对生产进行控制的两个方面之一：对产品的控制。对工作过程的控制仍然在工人这里，而不管工人何时、怎样利用这种控制——直到工厂的降生。
　　经济史学家习惯上将工厂的增长归因于大规模机器的技术优越性，大规模机器要求生产活动在新开发出来的动力周围集中——水和蒸汽。据T.S.艾什顿所说，第一批工厂在18世纪初期成长起来，在那时“出于技术原因，小规模的工人被组织在车间里和小规模的水力磨坊中”(36)。但是，现代工厂制度的起源通常与理查•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相提并论，他的纺纱工厂取代了家庭纱线工场。据说，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主导了纺纱的工厂组织：“不同于珍妮纺纱机，纺纱机的工作需要比人力大得多的力量，并因此从一开始，这个过程就在作坊或工厂里进行”(37)。其他权威也同意这一说法。因此，保尔•芒图(Paul Mantoux)说：“……机器的应用将工厂制度与（包买商制度）区分开来，并且赋予了新制度与以前的制度都不同的独特性质……”(38)更近一些的，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曾写道：
　　工业革命……需要一种机器，这些机器不仅取代手工劳动，而且迫使生产在工厂中集中——换句话说，这些机器的动力需要对于家庭的动力来源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并且这些机器的机械优越性足以摧毁旧形式的手工生产的抵抗。(39)
　　应该说，这些权威人士认识到了工厂的其他优势，尤其是作为一种纪律和监督的制度，这在包买商制度下是不可能的。正如艾什顿所说，“正是对工作进行监督的需要使彼得•斯塔布斯(Peter Stubbs)把零散的锉刀制作工人聚集到他在沃林顿的工厂中。”(40)芒图还注意到了将许多工人聚集在一个车间里“从组织和监督的角度来看的明显优势”(41)。据兰德斯所说，对纪律和监督的需要让“雇主的想法转向了车间，在那里，工人们会被集中到一起在机警的监督者手下劳动”(42)。在其他地方，兰德斯表述得更加清楚。他在一部讨论资本主义发展的论文集的导言中写道：“工厂的核心在于纪律——它得到的指导和协调劳动的良机。”(43)
　　尽管如此，从传统上讲，如果不考虑背后的动机的话，在考察工厂制度的成功时，纪律和监督的优势是次要的。就在芒图注意到工厂的组织优势的那一刻，他得出结论说“工厂制度……是应用机器的必然结果。”(44)类似地，就在将纪律看作工厂制度的核心的同时，兰德斯将它的成功归因于技术因素：“集中制造对分散制造的胜利实际上是由动力设备的经济优势带来的。工厂必须在市场上打败家庭手工业，而这场胜利来之不易。”(45)

这种推理背后的逻辑清晰可见：工厂存活了下来，因此它必然比其他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并且，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如果效率是在整个经济的意义上定义的，只有成本最小的方法在技术上是有效率的。因此，工厂必然比其他制度在技术上更加优越。
　　然而，对作为工厂产生动机的监督和纪律的涉及应该让我们警惕对技术效率的过于简化的成本最小化解释。在竞争性模型中，除了被市场机制强加的以外，是没有监督和纪律的空间的。(46)并且，对作为建立工厂的背后推动力的监督和纪律的重要性的任何认识就相当于是承认与完全竞争假设的重要相悖，并且，由此不能把成本最小化和技术效率看作是一致的。因此，技术上的优越性对于工厂的兴起和成功来说，就变得既不必要，也不充分了。
　　现在，本文要说的是工人在工厂中的聚集是包买商制度的自然结果（如果你愿意这样认为，它是内部矛盾的结果）。包买商制度的成功与大规模机器的技术优越性关系甚微，或者毫无关联。工厂成功的关键，以及它的灵感是资本家替代工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纪律和监督可以、而且确实降低了成本，而并非在技术上更加优越。
　　工厂的胜利和它背后的动机在于纪律和监督这一点至少对一个当时的研究者来说是明确的。19世纪最主要的工厂制度辩护者——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十分鲜明地将阿克莱特的成功归因于他的管理才能：
　　据我理解，（阿克莱特面临的）主要困难既在于为抽棉花(drawing out)和捻成线(twisting)发明一种合适的、自动的机器，又在于……训练人们抛弃他们散漫的工作习惯，并使自己参加到复杂的自动化过程的不变规律中去。这二者是同样困难的。设计和执行一套成功的、符合工厂的勤勉需要的纪律规范是荷丘林(Herculean)企业的事业，阿克莱特的卓越成就。甚至是在工厂制度已经组织的十分完善、劳动已经被简化到了最大程度的今天，还是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将无论来自农村还是手工艺职业的成年人转化为有用的工厂劳动者。在用一段时间努力克服他们的懒散、不听话的毛病之后，他们或者主动放弃工作，或者以漫不经心为由被工头开除。
　　如果布利亚留斯(Briareus)工厂纯粹被机械天才创造出来，那么它应该提早30年就出现了；从伯明翰的约翰•怀亚特(John Wyatt)不仅发明了槽纹辊(fluted rollers)，而且获得了这项发明的专利权，还在他的家乡安装了“不用手的纺纱机”以来，已经过去了90年……怀亚特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从事受人尊敬的职业，受到了他的上级的极大尊重，因此，从机械学的角度看，他可以安心完成他的计划。但是，他的性格却十分文雅和消极，没有能力应对新制造企业的难题。实际上，这需要拿破仑那样的斗志和雄心，以镇压工人的倔脾气，这些工人习惯于想什么时候努力，就什么时候努力……而阿克莱特正是这种人。(47)
　　怀亚特的努力和他的最终失败都像谜一样掩盖了起来。的确，将他的贡献与他的合作者刘易斯•保罗(Lewis Paul)的贡献相区分是不可能的。怀亚特—保罗机器的模型没能保存下来，但是芒图支持尤尔的判断，即怀亚特和保罗在所有的技术要点上都比阿克莱特提前。据芒图所说，阿克莱特的机器“只是在细节上才与怀亚特的机器有所区别。这些细微的差别不能解释阿克莱特的巨大成功”(48)。
　　当时的证据说明对劳动力进行组织的问题在怀亚特—保罗企业的失败中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委托人和管理者之间的一致意味着对纪律问题的持续关注。爱德华•凯夫(Edward Cave)，一位出资人，同时也是执照持有人，建立了一个运用人力机器的车间，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水力作坊。早先，他写信给保罗说：“今天来上班的工人还不到一半，并且我对让自己与这些人的势力作对没什么兴趣。”(49)在凯夫的工厂进行机械化之后，纪律没有什么改善。当怀亚特在1743年走访南安普顿的新纺纱作坊时，他发现“只有4架纺纱机定时开工，因为不够人手来开动5架机器。”(50)对新的纪律方案的寻找仍在继续。一个月之后，凯夫的副官写信给怀亚特说：
　　我想他们（工人们）在本周的4天里干的活和你在这里时他们一周内干的活已经一样多了……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开动所有5架机器，不过现在4架机器全速运转，大概每天能达到100束线，有时能达到130束。这个额外进步的一点原因在于哈里森(Harrison)先生（作坊的经理）买来了4块手帕，每架机器1块，每块手帕花费5英镑，并将它们作为对干活最多的姑娘的奖励……(51)
　　这些通过明智地使用“胡萝卜”来“镇压工人的倔脾气”的赤裸裸的尝试无果而终。怀亚特—保罗的尝试的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他们失败了。并且无论是怀亚特，还是阿克莱特，谁都没有成功地应用怀亚特的发明。如果说机器纺纱的缺陷主要是技术本质上的，那么这就是个值得注意的失败。
　　关于工厂纺纱的成功并不依赖于更优越的机器技术这一点，还有额外的证据。工厂纺纱在毛纺织行业和棉纺织行业都存在，并且它在毛纺织行业的成功只能是由于组织上的原因。
　　在工厂出现后的很多年里，毛纺织技术在工厂和家庭手工业中并无二致；在两个地方，“珍妮纺纱机”直到19世纪都是基本的机器。(52)哈蒙德二人提出工厂纺织在19世纪初期占主导地位：
　　到1803年，转变在实践中完成了。布匹制造商在他们自己的厂房中一个接一个地引进了“纺纱工厂”制度，并且纺织工人中充满了不安，唯恐他们也会被迫到雇主的厂房中工作。(53)
　　在一些地方，水力被用来推动珍妮纺纱机，(54)但这看起来并不是普遍的情况。被芒图称作是“约克郡最好的纺织工厂主”(55)的班杰明•格特(Benjamin Gott)在他做工厂主的25年中，在他的纺纱（或织布）厂房中从来不用水力，尽管如此，他也挣到了令人满意的利润。(56)当然，格特从未放弃在家庭作坊里纺纱和织布，尽管这些人力活动可以与格特应用了蒸汽动力的操作——粗梳(scribbling)和充填(fulling)——分开进行。的确，当格特在1793年建立他的工厂时，对粗梳和充填来说，传统的操作是与纺纱和织布不同的手艺。(57)
　　在织布上，情况比纺纱更加清楚。格特的手工织布车间不是独一无二的。在动力织布付诸实践之前很久，手工织布工人就被聚集在车间里，用和家庭手工业中同样的机器织布。很明显，如果对于企业家来说，手工车间不是有利可图的，那么它们就不会一直存在；同样明显的是，利润的来源并不在于更优越的技术。没有证据可以说明，资本家的工厂中的手工织机与织布工人家中的手工织机有任何不同。
　　关于手工织布工厂的相对重要性，我没有找到全面的数量估算，并且，要进行甚至是有理由的推测，也可能需要巨大的研究努力。(58)关于手工棉纺织业历史的一项最近研究得出结论说：“尽管（手工棉纺织车间）与棉纺织业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式一点也不相同，但是它却不容忽视，也不是只限于……花哨商品。”(59)研究者继续写道：
　　据罗森代尔(Rossendale)的历史学家所说，在1815到1830年期间，当“手工棉纺织业正兴盛的时期，在罗森代尔的福斯特，据最低估算也有30家纺织车间；还不包括在家里的织机。”车间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它们在织工自己的家庭之外雇佣一定数量的织工；它们比由4或6架（织机）组成的小车间要大得多。在小车间中，这4或6架（织机）由一名师傅和徒弟们运作。这些小车间位于博尔顿或是佩斯利的一些更专业化的生产线中。在最特殊情况下，车间有150或200架织机，50到100架织机的车间则较少有，大多数情况是20架或更多的织机。这些车间在整个纺织业地区的城镇和乡村中都可以找到。

……对于雇主和工人们来说，手工纺织车间代表了棉纺织业组织在纯粹家庭手工业制度和动力推动的工厂之间的一个转折性阶段。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手工车间是棉纺织业中相对较晚才发展起来的，或者说它是对动力织机工厂的刻意模仿。随着脚踏织机（一种改良的手工织机）在19世纪20年代晚期的出现，这种车间的数量很可能有所增加，而且在当地的报纸中，有些证据说明它们在18世纪80、90年代已经存在了。(60)
　　甚至晚到1838年，织工们的敌意还是冲着手工织机车间和它的主人，而非动力织机，例如格鲁斯特郡的托马斯•伊克赛尔(Thomas Exell)的情况。据瓦斯沃茨和曼恩所说，“伊克赛尔为手工织机和珍妮纺纱机在织布车间中的集中感到悲哀”，他写道：“它们把我们从房子和花园里赶了出来，到它们的工厂和道德败坏的神学院(seminaries of vice)里像囚犯一样地工作。”(61)
　　19世纪最初的几年见证了其他行业中家庭雇员在车间里的集中。监督看起来不仅为“彼得•斯塔布斯把零散的锉刀制作工人聚集到他在沃林顿的工厂中”提供了动机，而且为维持工厂式的组织以取代包买商制度提供了足够的经济基础。艾什顿对斯塔布斯企业的仔细研究(62)没有为将锉刀制作工人聚集在一起提供任何技术上的证据，至少他认为没有哪个是站得住脚的。艾什顿也从未提出新的工作组织方式曾被放弃过。相反：一些原有的车间还依照原来的方式而行。(63)
　　所有这些都不能否认18世纪以来发生的技术变迁的重要性。但是，这些变迁并不是工厂发展的独立原因。相反，技术变迁呈现的具体形式是由工厂组织塑造和决定的。下面这一点并非偶然：在包买商制度下，技术变迁在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之后萎缩了，而在工厂中却兴旺发达起来。在需求方面，资本家为发明和改进提供了市场，并且他的兴趣在——出于监督和纪律的原因——工厂之中。供给方面只是稍微复杂一点。在原则上，发明者会得到专利权，并且将对其发明的使用权授予包买商，或者事实上授予独立的生产者。在实际操作中，当生产在零散的家庭手工业中进行时，如果可能的话，则很难监视和惩罚对专利权的盗用。在生产聚集在工厂中时，更容易履行专利权，并且，这自然将发明性活动导向了更加有利可图的市场。当然，许多改进由于它们的本质是无法取得专利的，并且，在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下，它们的收益就只能被企业家占有了。
　　这个观点可能被认为是暗示着一种工厂体系的动态技术优越性，因为它很可能被解释为是说工厂为技术变迁提供了一个更合适的氛围。然而，更合适的创新氛围并不意味着动态或静态的技术优越性。因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优越性反而依赖于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组合，特别是通过专利权上的合法垄断对发明给予奖励的这种制度安排。像一般的知识一样，一项发明是一种“公共物品”：一个人对一种知识的使用不会以吃掉一片面包就减少了小麦存量的方式减少知识的存量。很容易理解的是，公共物品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有效率地进行分配；因此，不能以效率为借口对专利权进行辩护。
　　的确，对于专利权的通常辩护是在对发明进行激励的意义上说的。但是，这个观点也很难令人信服。并没有什么先验的理由说明为什么社会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奖励发明者。例如，在18世纪，托马斯•隆贝被给予了14000英镑的奖励以取代他的捻丝机专利权的延期，这与他在持有专利权的14年间赚到的120000英镑来说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尽管如此，这也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大体上足以诱惑人们供出所有的秘密了，除非是最缺乏自信的天才。(64)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像在英国所实践的那样，由公众对发明进行奖励是一项可悲的和不可靠的制度安排，但是，只要有这样的愿望，这并不意味着找不到一种方法让这项制度可以操作。如果专利制度没有被更加有权势的资本家通过偏爱那些有足够资源来支付许可费用的人而被玩弄于股掌间（并且顺便促进了生产者阶级向老板和工人的两极分化），那么专利制度不一定会成为对发明者进行奖励的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模式。
　　在对工厂的兴起进行的研究中，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市场机制在包买商制度下没能提供足够的监督和纪律？自亚当•斯密以来，市场机制的辩护士假设它可以利用生产者的私人利益来满足公共利益。需要理解的是，纪律和监督仅仅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而不是从工人的角度来看是不够的。并且，虽然在足够抽象的完全竞争模型中，利润既是整个社会福祉的指标，又是资本家福祉的指标，但是福祉的这种同一性并非任何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既不是亚当•斯密时代的“竞争性”资本主义的特点，更不是我们自己的时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在完全竞争模型中，既没有资本家，也没有工人，只有利用不同资源束(bundles)的家户，所有的资源——包括劳动——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在市场上，没有人拥有任何市场势力。因此，与资本家雇佣劳动一样，劳动者同样好地被认为可以雇佣资本，并且企业在分析中不扮演任何显著的角色。相反，包买商制度的标志就是将专业化进行得如此之细微，以至于对工人来说已经不存在一个相对广阔的（竞争性的）市场来出售产品，它用副产品的狭窄市场代替了产品市场；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少数几个包买商就可以支配市场。(65)这种对竞争原则的曲解使得纪律和监督变成了一个阶级问题，而非技术效率的问题，而竞争原则处于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核心；纪律和监督的缺乏对于利润来说是灾难性的，而这并非是无效率的。

劳动者阶级的无纪律性，或者说的更直接一点，他们的懒惰，被18世纪的研究者普遍地注意到了。
　　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一位19世纪中期的时事评论员写道）……在某种程度上，稀缺性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并且制造者（工人）如果能够用3天的工作养活自己，那么他在这一周剩下的时间里，就都会无所事事，喝得烂醉……在制造业郡中，大体上，穷人的工作时间绝对不会超过恰巧足以活下去和支持他们每周的淫逸的工作时间……我们简直可以断言，羊毛纺织业中工资的降低会是一件全国性的好事和进步，并且不会对穷人造成任何伤害。通过这种手段，我们能保证我们的生意足够支付租金，而且对人进行改造。(66)
　　换言之，无纪律性意味着随着工资上升，工人选择更少地工作。用更加中立的语言来说，懒惰仅仅是对闲暇的偏好！远不是“对理智的经济行为规律的不理性违背，”(67)当个体工人控制劳动供给时，一条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是最自然的现象。
　　至少，在闲暇——商品选择的传统无差异曲线方法的信徒中，没有哪一个敢于提出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有任何异常的东西。(68)对于消费选择的无差异曲线分析来说，核心的问题是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分离。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工人来说，工资的上升使得闲暇变得相对更加昂贵。但是，与这个负的“替代”效应相反的必须被看作“收入”效应；除了改变闲暇与商品之间的选择条件之外，上升的工资就像一笔意外的收入，它使得工人有能力享受更多的闲暇。只要闲暇是“正常品”（收入效应为正），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就按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并且，结果是不可预知的；当然，没有哪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会理直气壮地说替代效应必然大于收入效应。(69)
　　然而，在竞争性市场中，加总的劳动供给曲线的形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根据定义，任何个别资本家可以在现行工资水平上雇佣任意数目的工人。并且，他支付的工资反映在他的产品的市场价格中。无论现行工资是高还是低，他都获得竞争性的利润率。但是，对于买方垄断的包买商来说，更高的工资导致工人选择更多的闲暇这一事实不仅是违背意愿的，它也是灾难性的。在1769年，阿瑟•杨(Arthur Young)注意到了曼彻斯特棉花制造者中的“普遍情绪”，即“他们最好的朋友就是大量的供给”(70)。
　　因此，前工厂资本主义的成功之中蕴涵着它自身发生转变的种子。随着英国国内商业和出口贸易的扩张，工资水平上升了，并且工人坚持将他们收入中的一定比例转变为更多的闲暇的形式。无论这个反应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来说是多么的明智，有事业心的资本家都不可能这么做。资本家也没有温顺地接受“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他最先求助于法律。在18世纪，议会曾两次制定法律，这些法律要求在家劳动的毛纺织工人在给定的时间段内完成并上交劳动成果。在1749年，这个时间段被固定在21天，且在1777年，这个时间段缩减到了18天。(71)但是，更直接的行动是需要的。资本家的解决办法在于直接控制工作和闲暇的比例。资本家的利益要求工人的选择完全成为在工作还是不工作之间进行选择——在工厂制度下，他唯一可做出的选择。
　　在很大程度上，监督和纪律在工厂中意味着同样的事情。在监工机警的监视之下，工人再也不能根据他自己的标准自由地安排工作速度了。但是，监督之所以重要还有另一个原因：在包买商制度下，生产资料在制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处在工人的控制之下。这为工人创造了增加他的收入的多种办法；在毛纺织业里，工人可能用劣质羊毛替换优质羊毛，或者掩盖纺织时的瑕疵，或者把羊毛弄湿以使它看起来更重。(72)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完全私吞的可能性。看起来这些可能性随着贸易的发展和增长增多了，因为随着贸易渠道的增多和扩张，处理非法得到的商品看起来变得容易了。在18世纪中，在任何事件上，资本家越来越多地利用国家法律、警察和司法的力量来防止工人侵蚀他们的利润。(73)的确，当考虑到利润所面临的明显的、当前的危险时，甚至是传统的英格兰司法格言——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一个人是清白的——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了。1777年的一项议会决议允许在仅仅有私吞嫌疑的情况下搜查工人的家。否则，他会被假设是有罪的——即使没有现成的证据。(74)
　　像他们的“懒惰”一样，工人的“不诚实”不能通过诉诸法律来克服，然而，议会还是不懈地努力以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地方长官可能不足以满足大制造商的需要，(75)特别是，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他们是土地贵族的成员。在任何事件中，法律的强制力至多是笨拙的，尤其是当制造分散在相对广阔的地理区域中时。毫无疑问，正如兰德斯所说，“雇主的想法转向了车间，在这里，人们被集中起来在机警的监工的眼皮子底下劳动。”到1824年，布莱克本邮报(Blackburn Mail)的一位记者极力主张将工厂制度作为一种抵制私吞的手段：
　　是时候了……我们应该有所改变，或者使用动力织布机，或者采取（手工）织布车间和工厂，现在，至少六分之一的棉花产品生产受到了（私吞的）影响。(76)
　　强调这一点是重要的：工厂采取的纪律和监督与效率没有任何关系，至少是在经济学家使用这一术语的意义上。规训劳动力意味着作为更大劳动投入的回报的更大产出，而不是同样投入的更多产出。(77)对劳动力的监督——如果它与规训有所不同的话——仅仅是降低了实际工资；私吞等行为的停止改变了财富蛋糕的分割，使它更有利于资本家。在竞争性模型中，以另一个人或群体的状况恶化为代价来改进一个人或群体的状况的创新可能是不可行的。但是，包买商制度下的雇主—工人关系史与竞争性模型相违背。私吞和其他形式的欺骗是具有“反作用力”的实践，但却弱得可怜。(78)工厂有效地杜绝了“不诚实”和“懒惰”。
　　于是，工厂并不是在技术上比包买商制度更优越，至少直到技术变迁全然按照工厂的要求进行之前是如此。但是，它真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效率的吗？不仅对于资本家来说，而且对于工厂工人来说，无论对那些在家庭手工业中挣扎的人来说结果（在技术的语言中，仅仅是“金钱上的不经济”）有多糟糕，难道它不比可行的替代选择更差么？毕竟，没有人在法律上被迫到工厂里工作。工人通过加入工厂的行为显示出了对工厂组织的偏好，或者至少是对工厂组织和工厂工资的结合的偏好，而工人的偏好并不比资本家弱(79)——或者这就是新古典的逻辑思路。

事实上，这种逻辑有多可行呢？首先，它是一种关于选择的奇怪逻辑，它将全部的重点放在了法律强制的缺失上。从工厂劳动的最初来源来看，工人相对来说几乎不能进行有效的选择。据芒图所说：在早年间，工厂劳动由最不相匹配的因素组成：被大贵族赶出村庄的乡下人（指圈地运动）、退役军人、贫民、各个阶级和各种职业的贱民。(80)
　　问题并不在于对工人们来说，工厂雇佣与忍饥挨饿孰优——让我们假设前者更好——而是在于它与替代性的生产组织力量孰优，这种替代选择使得工人拥有对产品和过程的一定控制权，甚至代价是更低的产出和所得。(81)但是，要想在19世纪的不列颠（或20世纪的美国）成长和发展起来，对于生产的组织者来说，这些替代选择必须是有利可图的。既然工人对产品和过程的控制最终没有留下资本家的位子，这一点就不足为奇了：尽管资本主义的发展延伸了对劳动和商品市场的支配，也扩展了职业的范围，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创造这样一些雇佣机会，在这些机会中，从父辈传统职业中被取代的工人可以控制产品和过程。
　　只要工厂雇佣的替代选择是可行的，就有证据表明工人将一哄而上。家庭纺织业就是少有的几种替代选择之一，对于那些缺乏专门技能的人来说，可能是工厂雇佣以外唯一重要的、可行的替代选择。并且，尽管工资降到了极低的水平，仍有多达250000名家庭棉纺织工人延续到了19世纪。
　　考虑到死亡和移民造成的人口减少，织工人数的维持是不断有人重新进入这个领域的有力证据。(82)然而，技术变迁朝与工厂组织一致的改进的偏向不久就使替代选择消亡了，包括纺织业。(83)到19世纪中期，还残存着可怜的一点工人控制的包买商制度在英国实际上消失了。并且，纺织业是家庭手工业抵抗的最后的重要抵抗。当这种替代选择不可行时，工人拒绝工厂雇佣的自由就成了挨饿的自由。
　　并且，甚至是当成年男性可以进行真正的选择的时候，那么“显示偏好”的逻辑被认为比形式上更为可取，(84)他的妻子和孩子则没有这样的特权。所有证据都显示，妇女和儿童在早年间工厂工人中占压倒性的多数，(85)他们出现在工厂中并不是因为他们选择如此，而是他们的丈夫和父亲让他们去的。将显示偏好用于他们在工厂的出现需要一个关于个人选择概念的有弹性的观点。
　　在贫困儿童的情况中，显示偏好逻辑一点都行不通了。他们被教区当局作为“工厂学徒”卖出去，要在工厂服役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目的是为了节省地方纳税人为食物、衣服和收容所支付的费用，这些贫困的被社会遗弃的人在法律上和其他方面别无选择。学徒制度本身不是新的东西，教区当局将贫困儿童集体送到师傅手下做学徒这种做法也不是新的东西。但是，到18世纪晚期，学徒制度不再是对进入不同手工业和行业加以限制的手段了，也不再是确保质量标准的维持的手段了。与资本主义企业的急迫需要相一致，它成为了一种契约约束下的奴役制度。(86)随着工厂成为工业景观(landscape)的突出特征，一个有事业心的资本家可能会打出这样的广告：出租，260个儿童的劳动，有地方，以及经营棉花行业的所有便利条件。欲知详情，请咨询理查德•克劳夫(Richard Clough)先生，康芒大街(Common Street)，曼彻斯特。(87)
　　芒图进一步说，在工厂的早期，没有父母会让他们自己的孩子到工厂去，以至于贫困的学徒工是“工厂雇佣的全部儿童。”(88)但是，尽管芒图引用了当时的证据来支持他的观点，这种说法也有些夸张了。梅洛(Mellor)的欧德诺(Oldknow)工厂看起来主要依赖于家庭小组（母亲和儿童），且昂文提出，为这些家庭中的父亲提供雇佣机会——一般是在工厂之外——一直是萨谬埃尔•欧德诺(Samuel Oldknow)关心的事情。但是，尽管如此，贫困的学徒工仍然是梅洛的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8世纪末，这最多达到过25%。(89)
　　在总体上对童工进行道义上的讨论，或者对贫困的学徒工进行特别的道义上的讨论与本文的目的并不直接有关。(90)在工厂中，至少是在早期，童工很可能必然是一种罪恶。正像尤尔所写的那样：
　　……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将无论来自农村还是手工艺职业的成年人转化为有用的工厂劳动者。在用一段时间努力克服他们的懒散、不听话的毛病之后，他们或者主动放弃工作，或者以漫不经心为由被工头开除。
　　正像历史所显示的那样，事情不总是处于一个不变的状态的：毕竟，工厂还是在童工的废止中存活了下来。并不令人惊讶的是，招募第一代工厂工人是关键的问题。对这一代人的后代来说，工厂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也许是唯一的自然秩序。一旦长到成年，因为受到教会和学校纪律的强制，下一代工人会被招募进工厂中工作，而这与矿工的孩子被招进煤矿工作，或是职业军人的孩子应征入伍相比，可能不会产生更大的困难。
　　愿意且能够服从外部强加的纪律的第一代工人的招募对于工厂制度的扩张来说是持续的障碍。甚至20世纪中期的美国还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在这里，替代选择的缺乏也在推动市场机制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通用汽车公司以装配工厂的形式将机器速度的纪律引入了马萨诸塞州的弗拉明哈姆(Framingham)。在一项查理斯•沃克尔(Charles Walker)和罗伯特•盖斯特(Robert Guest)指导下进行的采访中，样本中超过85%的被采访工人(91)曾经在他们自己决定工作速度的职业中工作过。当1949年被沃克尔—盖斯特小组采访时，样本中近半数工人将缺乏替代选择——原先工作的消失，或者缺少稳定的工作——作为来到通用汽车公司的原因。并且，大约四分之一表示如果他们可以找到其他工作的话，他们情愿承受工资支付的削减。(92)有一个人说：
　　为了离开这里，我几乎会接受任何工作。我的身体受不了了。我的健康最重要。如果健康毁了，钱有什么用？(93)如果纪律和监督的问题——并非合适技术的缺少——是召集工人的最大障碍，那么为什么工厂制度只是在18世纪晚期才出现呢？事实上，工厂制度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至少可以到罗马时代。据特尼•弗兰克(Tenny Frank)所说，至少对砖头和红釉陶器这两种商品来说，工厂是占支配地位的组织手段。(94)对于本文的目的来说，非常有趣的一点是，罗马工厂看起来几乎完全被工人操纵，这些工人与18世纪英格兰的贫困儿童有同样的选择程度——也就是说，被奴隶操纵。相对比，在由自由民支配的行业中，工厂却极为稀有。弗兰克列出了几个——陶灯、金属器皿、珠宝和水管——在这些行业中，奴隶相对少见一些；所有行业都是沿着小规模的手工业生产线组织起来的。(95)毕竟，这种两重性并不那么令人惊讶。直接为市场生产的独立手工艺人没有为监督提供任何范围，然而，没有监督，奴隶劳动显然很难调动。对于古代和现代世界，工厂都提供了一种组织，这种组织有利于严格监督的进行。(96)
　　留下来的事实可能是太少了，以至于不能证明任何事情，但是，它们强烈地说明了在罗马时代，工作是在工厂中还是沿着手工业生产线进行组织并不决定于技术上的考虑，而是决定于两个生产阶级的相对力量。自由民和市民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持行会组织。奴隶则没有力量——并且只能以进入工厂告终。

这个推理与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生产和分配的行会组织最终让位于包买商制度是出于两点原因：对于能够介入生产者和市场之间的阶级来说，它更加有利可图，并且，同样重要的是，利润为初生的资本家阶级提供了摧毁行会组织制度安排——严格的学徒制度、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等等——和用有利于包买商制度的制度安排——产业纪律的严格规则支持下的劳动和商品的自由市场，以及对私吞和其他违法行为的严厉惩罚——取代它们的政治力量。直到小师傅和短工的政治力量被摧毁之后，包买商制度才繁盛起来，因为构成包买商制度核心的劳动分工，既反对从学徒到师傅的有规则的升迁，也反对生产者和商人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同一性。
　　同时，包买商制度必然是过渡性的。一旦自由的劳动市场存在了，雇主利用工厂来抑制那些压低利润的自由这种做法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被小心建立起来以支持雇主对抗工人的懒惰和不诚实的法律制度安排对于资本家的贪心来说从来没有强制力。
　　如果为了行会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小师傅和短工没能在一段时间将分而治之的策略应用于自身的话，工厂很可能比事实上出现得更早。由于利用了两个更强大阶级的分化，小师傅和短工可以建立暂时的联盟。至少在拖延工厂的产生方面，这个联盟曾经是成功的。例如，小布匹制造师傅和不参与生产的大商人的联盟将对学徒制度的严格控制维持到了17世纪。(97)
　　关于与更强大的利益集团的成功结盟，一个更加明显，也许是最明显的例子导致了议会对纺织车间的禁止。因此，施行了1555年纺织工人法案，这比阿克莱特早了200年：
　　本王国的织工们像在其他时期一样，向本届议会提出申诉说，富有的呢绒商用种种方法压迫他们。有些呢绒商在家里安设和保管几架织机并雇用短工和未经过学徒时期的人来织，因而损害大量可怜的、从小就学织的工匠……为了补救上述损害和避免一切若不及时预防就能发生的悲惨后果，本议会职权特作如下规定：凡住在市、镇、有市场的城市或法定的镇市以外的、做呢绒商行业的人，不得在自己家里拥有或占有一架以上的呢绒织机；上述人等亦不得将织机或将可以安设织机的房屋出租……(98)
　　正如昂文所说，这项法案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阻挠农村资本家阶级的增长，把对行业的控制权维持在市镇雇主（他们不在法案保护范围内）的手中。”(99)恰恰是通过压制更有权力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小师傅和短工才能尽可能久地维持他们自己的利益。
　　的确，1555年法案的重要之处不在于支持和反对力量的结盟，而是在于它存在于如此早的一个时间中。无火不起烟，并且工人联合的某种强大推力——远早于蒸汽机，甚至是水力时代——很可能就是促进因素。除了女巫以外，重要的立法机构没有针对想象中的恶魔颁布法律的习惯。对于议会的禁令来说，甚至是在16世纪，织机车间必然对独立的织工造成了实际的经济威胁。出于同样的原因，必然存在着一个阶级，它支持从工厂组织的扩张中得来的利润。16世纪和后来几个世纪的差别在于这个阶级与反对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阶级之间的相对力量。
　　工业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下子就获得了力量；相反，它是一个间歇的、逐渐的过程，是像昂文所澄清的那样的历史。(100)但是，到18世纪晚期，这个过程很好地完成了。限制学徒制度，或相反，限制资本家的法规的彻底废除只是反映了新的现实。到这时，趋向于最符合资本家阶级利益的工作组织形式的创新过程全面铺开。蒸汽磨没有为我们带来资本家；资本家为我们带来了蒸汽磨。

四、主题的变化(101)
　　经济和政治力量强大的阶级求助于创新，以按自身利益改变收入分配（而不是扩大它的规模）——这种做法不是工业革命所独有的。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水磨的出现和胜利》讲述了一个封建时期类似现象的生动故事。(102)水力磨粉机的支配地位可以被合理地解释为它们与手推磨相比的技术优越性的结果。但是，布洛赫的文章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水力磨粉机使得封建地主可以抽取磨费，这些磨费在手推磨技术下是无法强制征收的。
　　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水力磨粉机是出于分配上的考虑，而非技术上的考虑而发展起来的呢？在地主的磨坊里，首次磨粉是强制性的，并且磨费与谷物所有者的状况反向变动。加斯第斯•菲茨赫波特(Justice Fitzherbert)的《调查的限制》(1538, Boke of Surveying)记录下了系统性的差别：
　　地主制定了若干等级：一些人被列为第20等（征收相当于所磨总量二十分之一的磨费），一些人被列为第24等；不定期租户被列为第16等；并且奴隶被列为第12等。(103)
　　在极端情形下，对在地主的庄园里生长的谷物征收的磨费可以高达三分之一，(104)这意味着在地主的磨坊里磨面粉的义务（磨费）在极端情况下仅仅是确保农民不会通过秘密收割或私吞应该交给地主的谷物来逃避费用的手段，这个费用事实上是为使用地主的土地支付的。在当时人们的看法中，磨费和地租的紧密关系在关于将磨费应用于买来谷物这种做法的广泛争论中反映了出来。(105)尽管免除买来谷物的费用为逃避家庭种植谷物的应交费用提供了明显的可能性，加斯第斯•菲茨赫波特还是坚决地支持限制磨费：
　　收取磨费是大部分谷物磨坊的做法——也就是说，租户的习惯是在地主的磨坊中磨他们的谷物；在我看来，也就是所有那些谷物都相当于地主土地上的作物，并且他（租户）在他的磨坊里消耗掉。但是，如果他在市场上或其他地方买他的谷物，那么他就可以自由选择到他可以得到最好服务的地方去磨粉了。(106)
　　在地主的磨坊里磨谷物的强制性（与收缴的磨费相配合）是地租的强迫性更强的形式，还是用租户的利益来使地主致富的额外手段——这一点对当前的目的来说并不十分重要。两种假设都与这样一个观点相一致：分配上的考虑，而非技术上的考虑，主导了磨粉技术的选择。在对这个观点的论述中，布洛赫发现这一点十分显著：“事实上，所有或多或少有史可考的（水力）磨粉机在最初都是地主的”(108)。
　　……在民众能出色地避免被地主的权威所镇压——例如弗里希亚(Frisia)——的地方，农民只是利用他们的自由来固执地坚守他们自己的个体磨坊。他们没有准备好与其他人达成友好的协议以及使技术进步适于他们自己的需要。(109)
　　大体上，随着地主权力的加强，如果他可以抽取与磨粉技术无关的磨费，那么他就会满足于让农民继续使用他们的手推磨。因此，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地主“并没有过多限制手推磨，而是让对它们的使用服从于磨费的支付”(110)。但是，强制必然带来与后来对包买师傅的强制一样的问题。如果磨粉操作在农民自己家里进行，那么极为难以防止农民“私吞”地主的那部分“应得”谷物。布洛赫提到了“那些残酷地追求他们的无穷无尽和毫无效果的要求的诉讼，总是使农民成为失败者”(111)——但是，这也花去了地主的大量时间、精力和钱财。此外：
　　在农村，虽然地主的权威十分恼人，但是它实现地很糟糕。因此，它通常无法采取连续的行动，否则，单靠这些行动就能够征服处于被动抵抗之中的农民和过去的师傅，使他们完全屈从于自己。(112)
　　正像后来主要制造商的“想法转向了车间，在这里，人们被集中起来在机警的监工的眼皮子底下劳动”一样，封建地主的想法必然转向了集中化的水力磨坊上，在这里，谷物在地主管家的机警的监视下进行碾磨。因此，对于水力磨坊的胜利来说，必要的条件不仅是水力资源的垄断，而且是绝对禁止使用手推磨——磨费的施行。
　　在一项标注为1207年的协议中，我们十分幸运地看到，郁美叶(Jumierges)的僧侣捣毁了可能依旧存在于维维尔(Viville)土地上的所有手推磨。原因无疑是：事实上，这一小块采邑——为了修道院的一些高级僧侣的利益而分割出来的修道院土地——已经长期没有支付地主的磨费了。在奥古斯都•菲利(Philip Augustus)统治下的诺曼底乡村的一角中发生的这一幕必然在加洛林(Carolingians)末世和卡佩(Capetians)一世时期已有诸多先例。但是，它们没有被历史学家的大网捕捉到。(112)

　　大约在同时，磨费显然被包括进了英国磨粉行业的权利中。“‘人们不应被允许拥有任何手推磨’——这是被约克郡埃姆塞(Embsay)村的法政牧师(canons)在1120年和1151年之间加到特许状里的条款，在这个特许状下，一位贵族女士将一架定做的水推磨转让给了他们”(113)。

　　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斗争很难说是势均力敌的，并且磨粉业的历史反映了这种不对称：手推磨逐渐淡出了视线。但是，当农民暂时占据上风时，最先牺牲的就是地主对磨粉业的垄断——并且，可能还要加上地主和手推磨。在详细讲述了圣阿尔班斯(St. Albans)人民和作为他们的地主的修道院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断断续续的斗争之后，布洛赫接近了被他毫不夸张地称为“名副其实的磨粉业史诗”的结尾：(114)

……当瓦特•泰勒(Wat Tyler)和约翰•波尔(John Ball)领导的平民大起义于1381年在英格兰爆发时，圣阿尔班斯的人民受到了同样的狂热的感召，并且攻击了修道院……他们从僧侣那里夺来的赎身契实现了他们在每个家庭中拥有“手推磨”的自由。然而，这场起义像一颗草杆上的火苗一样很快就燃烧殆尽了。当它在全英格兰溃败时，圣阿尔班斯的特许状和所有其他夺来的特权都被皇家律令废止了。但是，这是持续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斗争的结束吗？远远不是。当（修道院的）史官接近他的故事的尾声时，他不得不承认，对于各个方式的麦芽制造来说，极可恶的手推磨都再一次回来了，并且再一次被禁止了。(115)
　　从布洛赫对替代性碾磨技术的冲突的研究中，我们能得到些什么启示呢？最重要的是，并不是技术上的优越性，而是封建权力的本质和推行那个权力的要求决定了手推磨被水力磨粉机所取代。不是手推磨为我们带来了封建主义，而是封建地主为我们带来了水力磨粉机。
　　假设师傅和工人之间具有一种给定的权力分配的封建主义模型自然会提出磨粉技术应该在技术效率的基础上进行选择。但是，这个模型暗含地忽视了阶级之间的动态冲突和掌有控制权的阶级选择有利于实施其权力的技术的需要。对手推磨和水力磨粉机之间的选择进行的静态分析，或者更一般地说，对封建主义进行的静态分析，与以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模型为基础对家庭生产和工厂生产之间的选择进行的分析，或者更一般地说，对资本主义进行的分析，同样离谱。纪律和监督——或者，更一般地说，权力的实行——在对技术的决定上扮演的关键角色需要这样一种模型，这种模型以阶级冲突的挑战—
　　苏联农业集体化表明，在社会主义下，效率不必然是技术的决定因素，这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下并无二致。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的观点强调了集体农业的技术优越性：　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互助的集体的耕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116)　一个不同的理论基础来自于、甚至是最有同感的外部观察者——例如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的研究。(117)　　最迫切需要的出路的难点不在于农业的低产量，而在于动用足够多的剩余谷物以使ZF可以维持工业中的实际工资率水平，同时开展雄心勃勃的资本积累计划，这既需要出口以支付进口的机器，又需要资本品生产行业中雇佣规模的扩大。在20年代新经济政策之下，苏联ZF将它自己的农业剩余规模概念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能力仅限于它对用谷物换取工业产品的条件的控制。
　　无意中，革命加重了动用农业剩余的问题。与重组大规模工业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革命打破了大规模的土地占有，并且维持了农业中的私有财产原则。(118)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集体化运动之前，谷物生产大部分都掌握在kulaks、sredniaks和bednisks——富农、中农和贫农手中。所以，当内战的混乱平息下来，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时，小农生产者(peasant producers)控制了谷物在农场消费和市场出卖之间的分配。并且，正如18世纪的不列颠工人想要将实际收入的任何增长中显著的一部分转变为闲暇的形式一样，在20世纪的俄国，随着农民成为了曾经应该交给地主的那部分谷物的控制者，他也选择了吃得更好。无论这对农民来说有多称心如意，但是结果对整个经济来说却是灾难性的。谷物生产“（在1925-1926年）大约是1913年的十分之九；但是，市场上出卖的剩余却不到战前量的一半”(119)。
　　当然，苏联ZF可以、并且确实对农民征税了，但仍然存在古老的强制力问题。此外，内战使得农—工联盟在政治上更加必要，正像列宁在1921年向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报告的那样，农—工联盟对农业政策设置了特定的限制：　这两个阶级的利益是各不相同的，小农需要的东西同工人需要的不一样……我们知道……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必须在经济上满足中农的要求，实行流转自由，否则……保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120)
　　当市场仍然是从农村将农业剩余动员起来的主要手段时，ZF除了控制交易条件之外无法做得更多。哎呀！后来发生的农产品高价格（为了诱出剩余）支持者和偏爱低价格（为了在工业产品的意义上最小化动员剩余的成本）的人之间的争论大大地偏离了主题。首先，反对高价格观点的看法是这种可能性，没有什么价格政策可以诱出既可以维持城市的实际工资，又可以开展雄心勃勃的资本积累计划的足够谷物。像包买商制度下的劳动供给曲线一样，小所有者农业下的谷物供给曲线既有向上倾斜的部分，又有向后弯曲的部分；可能仅仅是没有这样一种交易条件，在这种交易条件下，农民会自愿地拿出足够的谷物使ZF既可以为进口品付款，又可以养活一个由于制造机器、建设工厂、大坝和高速公路工人的加入而壮大起来的劳动力大军——却不会剧烈地降低全部工人的实际工资。但是，即使足够高的相对价格诱出了充足的谷物供给，在国内生产或国外进口的工业消费品的意义上，成本也可能使得资本积累完全不可能进行——通过降低实际工资进行储蓄。然而，农产品的低价格于事无补。因为，至少在超过特定点之后，更低的价格只会鼓励农民吃得更多且卖得更少。
　　面对着这种两难困境，苏联当权者可以或者牺牲资本积累，或者牺牲实际工资。但是，至少在20年代，不论领导人有什么信念，革命都不足以确保有意识地降低实际工资政策的实现。(121)结果，资本积累遭了殃。因此，正是：在市场上销售的谷物供给的短缺引起的城市消费的明显缺口被减少谷物出口满足了。甚至在战后时期的高峰年份，谷物出口都没有超过战前量的三分之一。(122)并且，因此，正是“在20年代中期和后期，（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失业十分严重，并且趋向于扩大”(123)。
　　到这个10年的晚期，在5年时间内使资本积累的速度提高至原来的2倍或3倍的决定——第一个五年计划(124)的“最低”和“最高”目标——需要或者执行以降低工业工资率（虽然不是工资单上的数额）为目标的政策，或者执行旨在降低农村总消费的政策。(125)降低工业工资就会削弱最革命阶级——无产阶级——的支持。另外，一旦原有的失业积压被解决了，这样的政策一定会使得招募新就业者加入工业劳动力大军更加困难。(126)除了打破农民对农业生产安排的控制权之外别无选择。多布的总结很难让人提出反驳：“集体农业是解决为不断扩大的（工业）人口供应农产品这一难题的（一条）权宜之计。”(127)有了集体化，ZF最终不仅决定了交易条件，而且决定了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业和工业产品的数量。
　　简而言之，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带来的经济问题不是生产不足，也不必然是不足以养活非农业人口的剩余。而是在决定资本积累速度上，土地所有权给予了农民太大的权力。与几个世纪以前的水力磨粉机相比，“高度的新技术”也不是集体农业的基础。如果技术优越性，而非对剩余的控制真的是集体化的基础的话，那么，与封建地主取缔手推磨以确保水利磨粉机的胜利相比，苏联ZF就没有更多的理由抛弃斯大林做出的依靠“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改造农民的诺言了。
　　对经济力量和在经济力量的使用上施加的制度约束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于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理解之前的经济制度发展来说同样重要。在社会主义（至少在它的苏联变种）下，在生产组织上做出的基本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并不是技术——外生的和无约束的——而是权力的实施——内生的且约束性的，这不比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下弱。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8卷，342～3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黑体为作者所加。
　　②将劳动分工归因于效率的观点至少早于亚当•斯密两千年就存在了。事实上，柏拉图在与经济领域中专业化的优点进行类比的基础上，倡导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在《国富论》出版的75年以前，斯密的具体观点就被Henry Martyn预示到了。参见Considerations Upon the East-Indid Trade (London,1701)。
　　③关于技术效率和成本最小的生产方法之间关系的简明讨论，见Tjalling Koopmans, Three Essays on the State of Economic Science, McGraw-Hill, New York, 1957, essay 1, especially pp.66-126.
　　④至少在规模报酬不变的竞争性经济中是如此。任何其他模型指出了一种并不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生产要素的存在（像企业家精神），并且在这一点上，这个模型因此不是竞争性的了。
　　⑤“因此，我们可以假设，或是土地所有者付工资来雇佣劳动者……或是劳动者支付地租来雇佣土地。”Knut Wicksell,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translated by E. Classe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1934, Volume 1,p.109.
　　“请记住，在完全竞争市场中，谁雇佣谁真的无所谓；资本雇佣‘劳动’也行”。Paul Samuelson, "Wage and Interest: A Modern Dissection of Marxian Economic Models,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1957.
　　⑥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上卷），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⑦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下卷），339～3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⑧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上卷），6页。
　　⑨T. S. Ashton, "The Records of a Pin Manufactory-1814-21", Economica, November, 1925, pp. 281-292.
　　⑩我们可以再举一例。尽管J.L.Hammond和Barbara Hammond在一部叫做The Skilled Laborer的著作中进行了描述，手工织棉布显然是一种很快便能学会的技术（第70页）。一个英国制造商在一次议院委员会议面前证实“一个14岁的小孩可以在六周内掌握充足的知识。”Duncan Bythell的The Handloom Weav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England, 1969)说得十分明确：“从它最初的时候起，手工织棉布就是一种非熟练工作和非正式职业，它为上千名妇女和儿童提供了一种家庭内的附属职业……”（第270页）。贝泽尔的著作是我所用的制造商证词的直接来源。
　　据J.L.Hammond和Barbara Hammond二人所说，妇女取代参加与拿破仑作战的男人从事毛纺织说明毛纺织也不是很难学习的技能(J. L. and Barbara Hammond, The Skilled Laborer, Longmans Green, London,1919,pp.60-162)。确实，在一些毛纺织工厂中，妇女的竞争很激烈，以至于至少在一个地方男工觉得应该联合起来“不允许任何妇女学习这门手艺”(J. L. and Barbara Hammond, The Skilled Laboror, Longmans Green, London,1919,p.162)。如果必备的体力或技能超过了妇女需要具备的能力，那么这种行动就很难说是必要的了。战争导致的劳动短缺在打破人工设置的性别障碍中的作用，以及后来重新建立这些障碍所面临的困难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十分相像。
　　(11)这并不是说包买商或是承包人对于生产过程来说从未有过技术上的重要性。但是，在资本家确实进行了有意义的技术创新的地方，他能通过阻止别人，尤其是他的工人学习并模仿他的商业机密（在经济学意义上，这是公共品），来有效地将这些收益据为己有。与坚持让每个工人只知道整体的一部分相比，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达到保密呢？众所周知，专利制度是无效率的，并且一个善良国家的恩惠都是无计划的，以至于不能依赖于此，尤其对于边际改进而言更是如此。这种边际改进是最普遍的，而且很多创新者都可以完成它。
　　(12)George Unw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first published by th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England, 1904 and republished by Cass, London, 1957, p. 96.
　　(13)Ibid, p. 96.
　　(14)Rhodes Boyson, The Ashworth Cotton Enterpri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England,1970, p. 52.
　　(15)参见The Spectator, London, May 26, 1866, p. 569. 黑体为作者所加。
　　(16)Ibid, p. 569.
　　(17)E. L. Trist and K.W. Bamforth, "Som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Longwall Method of Coal-Getting," Human Relations, Vol. IV, No. 1, 1951, p. 6.
　　(18)(19)Ibid, p. 6.
　　(20)E. L. Trist and K.W. Bamforth, "Som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Longwall Method of Coal-Getting," Human Relations , Vol. IV, No. 1, 1951, p. 9.
　　(21)Ibid, pp. 23-24.
　　(22)Ibid, p. 11.
　　(23)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监督是包买商制度下工人在任务上进行专业化的特有问题。工厂体系是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本文认为，工厂体系反映了资本家的利益，而不是所假设的技术优越性。
　　(24)Harvard Business School Case Study, "British Coal Industries (C)", prepared by Gene W. Dalton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aul R. Lawrence, based on E. L. Trist and H. Murray, "Work Organization and the Coal Face," No. 506, Tavistock Institute, London, England.
　　(25)Harvard Business School Case Study, "British Coal Industries (B)", prepared by Gene W. Dalton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aul R. Lawrence, based on E. L. Trist and H. Murray,"Work Organization and the Coal Face," No. 506,Tavistock Institute, London, England.
　　(26)Harvard Business School Case Study, "British Coal Industries (C)", prepared by Gene W. Dalton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aul R. Lawrence, based on E. L. Trist and H. Murray,"Work Organization and the Coal Face," No. 506, Tavistock Institute, London, England.
　　(27)原文未注明此段引文出处——译者注。黑体为作者所加。
　　(28)国有化并未改变所有权的概念，它只是把煤矿归到国家的名下了。
　　(29)保罗•雅库布(Paul Jacob)在旷野里发出了呼声：
　　如果工会在以后的时期内要继续生存并增长，他们必须打破旧的模式。首先，他们必须改变下面这些模式：不思考工作、工作的本质、他们与工作的关系以及他们能为工作做些什么。现在，我们对工作做了什么呢？哎！我们说我们要将工资固定下来，我们要努力建立我们认为的最低工作条件，我们要让流水线慢下来，我们要对流水线的速度进行抗争。但我们可曾说过下面这些话么？嘿！在流水线上生产汽车的整个概念真让人厌恶；全都是错的；我们应当做的是弄出一套新的方式来看待工作中的问题。没有，在这些问题上，每个工会都畏缩不前。我听过凯泽钢铁厂的副总裁解释他们与钢铁工人联合会达成的新协议，当他被问到工会对工厂中工作过程的本质有何看法时，他说：“没有。我的天呐，钢铁工人联合会连做梦都没有想过要这片领域来冒险……”(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Labor Looks at Labor, Fund for the Republic,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1963,pp.14-15)
　　(30)关于金属行业中预付工资的重要性，见T. S. Ashton, An Eighteenth Century Industrialist,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1939, chapters 2～3.在由萨谬埃尔•欧德诺(Samuel Oldknow)经营的包买制企业中，给纺织工人的预付工资是很普遍的。然而，相对于周工资，量相对较小。(G. Unwin and others, Samuel Oldknow and the Arkwright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1924,p.49)实际上，如果预付工资只在钢铁行业中是资本家控制的重要手段，那么探究一下为什么是很有趣的。George Unwin给出了布匹行业中债务—雇佣关系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发生在亨利八世统治的年代。(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p.52)
　　(31)下面这一点同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工人的依赖性是他们“自由”形成的。与毒贩子对不慎重者的诱惑相比，任何的不同只在于它的破坏性较小，因为人们有权利拒绝引诱。
　　(32)尽管在大体上是不可能的。盗用是包买商制度下一个持久的问题，并且在这里，本文认为：工厂体系在早期的主要优势是有能力提供纠正这些毛病所需要的监督。
　　(33)Fred Shannon, The Farmer's Last Frontier,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New York, 1945, p. 88.
　　(34)Ibid, p. 92.
　　(35)Fred Shannon, The Farmer's Last Frontier,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New York, 1945, p. 92.
　　(36)T. S. Asht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60-183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48, p. 33.黑体为作者所加。
　　(37)Ibid, p. 72.
　　(38)Paul Mantoux,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arper and Row, New York,1962,p. 39.（英语第一版出版于1928年）
　　(39)D. S.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England, 1969, p. 81.

　(40)T. S. Asht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60-1830, p. 109. 亦见Ashton, An Eighteenth Century Industrialist, p. 26.
　　(41)P. Mantoux,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 246.
　　(42)D. S.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p. 60.
　　(43)D. S. Landes, The Rise of Capitalism, Macmillan, New York, 1966, p. 14.
　　(44)P. Mantoux,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 246.
　　(45)同上书，14页。亦见Herbert Heaton, The Yorkshire Woolen and Worsted Indust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20：“工厂的经济优势主要来源于可快速运转的机器的使用，和可以维持机器高速运转的动力的使用，”352页。
　　(46)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看起来在下面这一点上是独特的：他注意到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存在与依赖于完全竞争市场机制以协调经济活动是不相容的。然而，科斯没有将资本主义企业看作是工人处于从属地位的手段，而是节约市场的交易成本：
　　“……直至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同于在公开市场中进行此项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企业中组织此交易的成本为止，企业将一直扩大规模。”见"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vol. 4, 1937, pp. 386-405,重印于Stigler and Boulding (eds.), Readings in Price Theory, Irwin, Illinois, 1952, pp. 331-351. 引文出自Stigler and Boulding, p. 341.
　　(47)A. Ure,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rs, Charles Knight, London,1835,pp.15-16.在对早期工厂的当代研究中，充满着与军队进行的类比。在1776年对工厂进行访问后，博斯威尔(Boswell)将马修•博尔顿——瓦特的蒸汽机制作合伙人——描述成“他的军队之中的铁腕首领”。（引自P. Mantoux,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376）黑体为作者所加。
　　(48)P. Mantoux,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 223。瓦斯沃茨和曼恩(Wadsworth和Mann)观点有分歧。见Alfred P. Wadsworth and Julia Mann, The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 Lancashir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England, 1931, pp. 482-483.
　　(49)引自Julia Delacy Mann, "The Transition to Machine-Spinning",见Wadsworth and Mann, The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 Lancashire, p. 433.
　　(50)Ibid, p. 436.
　　(51)Ibid, p. 437.
　　(52)“一直到这个时期的末尾（1820年），并且也许一直到1830年之后，当克朗普顿(Crompton)的走锭精纺机成为‘自动’的时候，毛纺织工业毫无进展。”W. B. Crump, The Leed Woolen Industry1720-1820, Thores by Society, Leeds, England,1931,p.25.
　　(53)J. L. and Barbara Hammond, The Skilled Laborer, p. 146.
　　(54)Ibid, p. 148.
　　(55)P. Mantoux,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 264.
　　(56)W. B. Crump, The Leeds Woolen Industry 1720-1820, 1931, 特别是24～25页、34页。
　　(57)W. B. Crump, The Leeds Woolen Industry1720-1820, 1931, p. 24.
　　(58)Abbott P. Ush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England, Houghton Mifflin, Boston,1920年，报告l840年的一些统计数据，但没有给出其出处：“在考文垂狭区(ribbon district)，545架手工织机在工厂中，l 264架被资本家在工厂之外使用，121架织布机在独立熟练工人手里。在诺威奇，在全区所有的3 398架手工织机中，有656架在工厂里。”（第353页）
　　(59)D. Bythell, The Handloom Weav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England, 1969, p. 33.
　　(60)Ibid, pp. 33-34.
　　(61)A. P. Wadsworth and J.D. Mann, The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 Lancashir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England, 1931, p. 393.
　　(62)T. S. Ashton, An Eighteenth Century Industrialist,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1939.
　　(63)Ibid, p. 26.
　　(64)P. Mantoux,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arper and Row, New York, 1962. 在隆贝和其兄弟的案例中，除了组织才能之外，天才之处还在于剽窃了一项意大利发明。
　　(65)关于老板对工人的权力，见D. S. Landes(editor), The Rise of Capitalism, Macmillan, New York, 1966,p.56;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63, chapter 9，特别是第280页和297页的引文。亚当•斯密说的很明确：“雇主们为使劳动工资不超过其实际工资率，随时随地都有一种秘而不宣的团结一致的结合。破坏团结，随时随地都是最不名誉的行动，都将为近邻和同业者所耻笑。我们所以不常听到这种结合，正因为那是一种不被人知道的普通结合，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结合。”（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上卷），6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这么长，辛苦，支持一个

　(66)J. Smith, Memoirs of Wool (1747), 引自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63, p. 227.
　　(67)这一描述来自D. S.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England, 1969,p.59.
　　(68)与Landes的论断相反，“关于什么是体面的生活水平的十分严格的概念”(Landes,1969,p.59)对于向后弯曲的商品或服务供给曲线来说并不是必要的，这些商品或服务（例如时间）为卖者带来了效用。　
　(69)可能有些讽刺的是，使得无差异曲线模型可以应用于有关经济选择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的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是与资本主义不一致的。要使无差异曲线模型可以应用于商品—闲暇的选择，对工作时间的控制必须掌握在工人手里。但是，这与资本家对工作过程的控制是不一致的，因此与资本主义本身也是不一致的。
　　(70)A. Young, Northern Tour；引自A. P. Wadsworth and J. D. Mann, The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 Lancashir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England, 1931, p. 389.
　　(71)H. Heaton, The Yorkshire Woolen and Worsted Indust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1920,p.422.这些法律在历史上都有先例。Unwin记录了一条可以上溯到1570年的伯里圣埃德蒙兹市政当局命令，这条命令要求纺纱女工每周加工6磅羊毛。如果谁没能遵守命令，雇主就会通知警察。(H. Heaton,1920,p.94)
　　(72)H. Heaton,The Yorkshire Woolen and Worsted Indust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1920, p. 418.
　　(73)对于羊纺织业的讨论，见H. Heaton, 1920, pp. 418-437；对于棉纺织业，见A. P. Wadsworth and J. D. Mann, The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 Lancashir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England, 1931, pp. 395-400。
　　(74)H. Heaton, 1920, p. 422.
　　(75)Ibid, p. 428.
　　(76)引自D. Bythell, The Handloom Weav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England, 1969, p. 72.
　　(77)在技术的意义上，对商品—闲暇进行选择的控制权从工人手里向资本家手里的转移意味着沿给定生产函数的移动，而非函数本身的变动。
　　(78)关于这些辩护的可能的不道德性，任何评论都可能是多余的。毕竟，在这个时代中，工会是非法的“联合”，受到关于密谋的共同法（后来是成文法）的禁止。
　　(79)手工织布的工厂工资高于在工人家庭中从事同样的工作挣到的工资——假设这既是对更长工作时间的奖赏，又是对服从于工厂纪律和监督的奖赏。（见D. Bythell, The Handloom Weavers,p.134）

(81)在这里，“更优”的意义比经济学家比较不同商品束时，甚至当他们费劲地把闲暇也算作一种商品时使用的意义更广泛。诚信——个人和文化的——不能用一条无差异曲线来代表。关于经济变迁对文化诚信的影响的讨论，见Karl Polanyi, "Class Interest and Social Chang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Rinehard, New York, 1944; reprinted in 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edited by George Dalton, Doubleday, Garden City, New York, 1968, pp. 38-58.　　(82)关于家庭棉纺织业劳动力的规模，见D. S.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pp. 86-87; D. Bythell, The Handloom Weavers, pp. 54-57. 关于工资，见D. Bythell, The Handloom Weavers, chap. 6 and Appendix; Sydney J. Chapman, Lancashire Cotton Indust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England, 1904, pp. 43-44.
　　(83)令人吃惊的是，家庭纺织业织工坚持了尽可能长的时间，就像兰德斯所说的，“出于人们的固执和坚韧，他们不愿用他们的独立来换取带来更高报酬的工厂纪律。”(D. S.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England,1969,p.86)
家庭纺织业织工不愿屈从于工厂纪律这一点被同时代学者广泛评述。直到1836年，一位著名的工厂批评家，约翰•费尔登(John Fielden)写道：“他们既不会进入（工厂），也不会让他们的孩子去受罪。”（引自D. Bythell, The Handloom Weav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England, 1969,p.252）另一位评论家则为议会选择委员会证实到家庭纺织业织工不会寻求工厂雇佣机会，因为“他将服从纪律，而手工织工绝对不会服从这个纪律。”［手工织工请愿问题选择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Handloom Weavers' Petitions)，1834；引自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Random House, New York,1963,p.307］

　　家庭纺织业织工对于工厂的不适应是出于个人爱好，还是缺乏工厂纪律必需的心理态度——这个问题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有重要意义。（尤尔显然赞同家庭纺织业织工无法适应，而不是不去适应，这是他的观点的价值所在）关于学校的角色恰恰在于灌输有助于劳动纪律的观点，见Herbert Gintis,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orker Productiv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1971.

　　(84)对于男性来说，工厂的雇佣机会可能是有相当吸引力的。工人团结的急剧下降没有解决关于纪律的全部问题。例如，在纺纱工厂里，成年男性组成了一群军士；妇女和儿童则是军队的士兵。并且，工厂雇佣对这些“劳动贵族”来说相对有吸引力一些。我们引用尤尔的话：“政治经济学家自然会问……熟练纺纱工人的工资如何维持在它们现有的高水平。关于这个问题，一个消息极为灵通的制造商给了我这样的回答：‘我们发现工资的适当节省与满足相比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我们尽可能将工资保持在高水平，只要我们可以支付得起，目的是获得最高质量的工作。一个纺纱工人将在工厂中操作两架走锭纺纱机的任务看作是一生的幸运，因此他会尽其所能维持他的地位，并且维持我们生产的纱线的高质量。’”(A. Ure,1835,p.366)

　　(85)例如，在位于梅洛(Mellor)的欧德诺纺纱工厂中，工人中只有10%是男性家长，甚至把儿童学徒也算上。G.昂文and others, Samuel Oldknow and the Arkwright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England,1924,p167.

　　(86)见T. S. Ashton, An Eighteenth Century Industrialist,p.28，他引用O. J. Dunlop, English Apprenticeship and Child Labor, p.196作为他的根据。亦见D. Bythell, The Handloom Weav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England, 1969,p.52; A. D. Wadsworth and J. D. Mann, The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 Lancashir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England,1931,pp.407-408.

　　(87)Wheelers Manchester Chronicle, August 7,1784.引自A. D. Wadsworth and J.D. Mann, The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 Lancashire,p.408.如果对经营更加有利，那么一个人可能将受到包括16架织机的工厂和12名学徒工人的劳动的组合的诱惑。Manchester Mercury, December 1,1789，引自D. Bythell, The Handloom Weavers,p.52.

　　(88)P. Mantoux,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 441.

　　(89)G. Unwin and others, Samuel Old Know and the Arkwright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1924, pp. 166-175.

　　(90)恶人为自己进行辩护，并且，也许注意到下面这一点就足够了：当像昂文这样的人以这种制度(G. Unwin and others, Samuel Old know and the Arkwright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1924,pp.170-175)比济贫院这样的替代选择要更好为理由对这种制度进行辩护，且竭力试图做到公正客观时，他们除了显示出他们自己想象力的贫乏之外，就没有什么了。

(91)样本占所有生产工人的五分之一强。

　　(92)Charles R. Walker和Robert H. Guest, The Man on the Assembly Li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1952, chapter 6.一项对工人态度的后续调查可能是有趣的：那些最初抵制和厌恶装备流水线工作的非人性方面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开始接受它们——以相对高的工资和工作保障为回报？作为对在通用汽车公司就业的反应，工人的价值观和嗜好变化的过程是什么？他们最终在多大程度上寻找更适宜的工作？

　　(93)Ibid, p.88。有时，看起来，招募合适的劳动力的问题是以阻碍工业资本主义扩张所需要的工作态度的方式解决的，而不是培养这种态度。在印度，失业和未充分就业工人的大量存在看起来允许外国和印度企业家将外国的工厂制度引入本土社会中，而不需要培养西方工厂劳动的纪律性。印度工人比他们的西方同行更加自由，他们可以来去自如，因为一部分替代工人可以按需补充进来。关于这个假设的附带证明，见A. K. Rice, Productivity and Organization: The Amhedabad Experiment, Tavistock, London,1958,pp.79-118.

　　(94)(95)Tenny Frank, An Economic History of Rome, Second Revised Edi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1927, chapter 14.

　　(96)应该注意的是，自由民显然为工资而工作，尽管不是在工厂中。无产阶级的存在性似乎无可争辩。T. Frank, An Economic History of Rome, Second Revised Edition,pp.269-270 and chapter 17.

　　(97)G. Unwin,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first published by th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England, 1904 and republished by Cass, London, 1957, p. 96.

　　(98)菲利普和玛丽3～4年法令第11章。引自P. Mantoux,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arper and Row, New York, 1962, pp. 34-35.

　　(99)G. Unw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first published by th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England, 1904 and republished by Cass, London, 1957, p. 93.

　　(100)G. Unw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first published by th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England, 1904 and republished by Cass, London, 1957, p. 93.

　　(101)原文为“Variations on a Theme”，原意为音乐中的主题变奏曲。——译者注

　　(102)Reprinted in Marc Bloch, Land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translated by J. E. Anderson), Harper & Row, New York, 1969, pp. 136-168.

　　(103)引自Richard Bennett和John Elton, History of Corn Milling, Vol. Ⅲ, Simpkin, Marshall and Company, London, 1900, p. 155.

　　(104)Ibid, p. 221, p. 253.

　　(105)引自Richard Bennett和John Elton, History of Corn Milling, Vol. Ⅲ, Simpkin, Marshall and Company,London, 1900, chapter 9.

　　(106)引自R. Bennett and J. Elton, History of Corn Milling, Vol. Ⅲ, Simpkin, Marshall and Company, Lond on, 1900, p.242.到亨利八世时，封建制度已经开始瓦解了，并且很难在下面两个假设中间作出判断：一是博学的加斯第斯的观点反映了这个瓦解；一是磨费与地租捆绑在一起。

　　(107)(108)M. Bloch,Land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translated by J. E. Anderson),Harper & Row, New York, 1969, p. 151.

　　(109)Ibid, p. 156.

　　(110)Ibid, p. 157.

(111)Ibid, p. 155.

　　(112)M. Bloch, Land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translated by J. E. Anderson), Harper & Row, New York, 1969,p.154.

　　(113)Ibid, p.157.本内特和埃尔顿用了一整章来讲述磨费制度。Ibid,chap.8。

　　(114)Ibid, p.157.

　　(115)Ibid, p.158.

　　(116)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1版，第10卷，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117)Maurice Dobb,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17, Fifth Editi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1960, especially chapter 9.

　　(118)据苏联官方数据显示，在1926-1927年，全部谷物生产中不到2%被算作国有和集体农业。

　　(119)M. Dobb,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17, Fifth Editi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1960, p. 214.

　　(120)《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1卷，5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21)Abram Bergson引述了基于苏联的统计数据进行的一项研究，大意是说实际工资在1913年和1928年之间上涨了11%。A. Bergson, The Structure of Soviet Wag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44, p. 203.

　　(122)M. Dobb,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17, Fifth Editi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1960, p. 214.

　　(123)Ibid, p. 189.

　　(124)M. Dobb,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17, Fifth Editi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1960, p. 236.

　　(125)正如计划中关于更大的总消费的条款表明的，不必降低平均生活水平。作为计划中设想的扩张的结果，20年代中失业的或不充分就业的那部分劳动力会得到就业岗位和工资，并且，在分配公平和统计平均的意义上，他们生活水平上的改进会不只弥补其他每个人生活水平的恶化。

　　(126)如多布所说，无论实际工资下降了多少，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相伴随的很可能是预想不到的结果：农民对集体化的抵抗和由此引起的农业产出的下降。M. Dobb,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17, Fifth Editi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1960, p. 237.

　　(127)M. Dobb,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17, Fifth Editi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1960, p. 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