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教授几乎可以对任何经济问题发表独立的见解，精力过人，让人叹为观止。但是他的观点中存在很多模糊的地方，也时常有逻辑上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追根朔源，还是因为他对社会科学的方法有一些错误的观念。
    可以先举几个例子，郎教授认为高房价背后的一个原因是，ZF和开发商相互勾结，炒高房价，以很低的价格征用土地，再转手出让，获得了绝大的差价。他又说，重庆市盖了大量的公租房，有效地控制了房价，似乎这就是中国未来解决房价问题的出路。在前一个例子中，他对地方ZF的贪婪猛烈攻击，措辞严厉，嬉笑怒骂，挖苦讽刺。在后一个例子中，他好像又对地方ZF大为赞赏，表扬了一番。
    在国有企业的问题上，他说国企效益高于民企，私有化只是肥了一部分投机者，他要对这种行径加以揭发。
    问题在于，我们很想知道，郎教授到底对ZF和市场的关系怎么看呢。他一会儿攻击ZF，视之为制造痛苦和不公的源泉，一会儿又赞扬ZF作了大好事。其实ZF还是那些ZF，全中国采取的是相同的政治体制，各地的ZF都同样对上级负责，面临的群众的约束和监督也大体相同，为什么在有的地方，ZF就凶神恶煞，贪财好利，是混乱之源。在有的地方，ZF有时如此的慈悲，成了活菩萨。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呢？
    郎教授没有说，但是他每当分析问题时，总是要把相关的利益人用道德的标准来批判一番。而这种批判无非是要归结到人的道德上去，然而恰恰是这个道德，是无法观察的，你能观察到的只是一个个人的行为，是企业的、ZF的行为，而他们的道德水平完全无法观测。做这种批评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最多只能说有些人太贪婪了，太不道德了，见利忘义，所以应该加强教育，要他懂得关心他人，有道德有同情心。虽然道德看上去和经济活动密切相关，但是经济活动既不会让人变得更有道德也不会让人道德沦丧，人的道德水平在特定的时期是已经给定的，我们分析问题只能在这个前提下展开。道德评价只是满足了心理上的需求，到达了情绪的宣泄的效果。和改变利益格局改变经济制度没有任何关系。
    实际上，说ZF好和说ZF坏是很容易的，因为任何一件事都会产生很多不同方面的影响，从这个方面看是好的，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却完全是坏事。从这个时点看，和从另一个试点看，也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比如说，中国搞土地改革，杀死了很多地主，终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可是现在看来，有些人认为土地均分，导致了土地碎片化，缺乏规模效益，有时一件坏事。中国采用户籍制度，限制农民进城，这对农民绝对是不公平，是坏事，可是它是中国维持低工资的主要手段，大量的农民工，再低工资下参与建设，才建起了中国那么多的高楼大厦，把城市变得繁荣美丽。可见，好与坏只是分析角度差别造成的。
    对经济学家来说，主要的任务是分析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好与坏对不同的人来说，会有不同的意义。如果大家一致认为某种制度是不公平的，那么我们改变制度，修改法律，重新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就可以了。而逐个一件事一件事地分析，批判其中的那些人是坏那些人是好，没有多少意义。
    郎教授有时候把ZF骂的狗血喷头，有时候又把它捧上了天。可见他对市场与ZF的关系缺乏总体的认识，现代经济学中早已经有过大量的分析，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保障老百姓的经济自由和权力。ZF起到辅助性的作用，发挥公共职能，执行法律。这些都是已经达成了共识的，一味地用道德批判ZF没有多少意义。
    过去有很多人反复讨论，经济学家该不该讲良心，这其实完全是个伪问题，良心是社会的大众普遍的观念，一个社会有没有良心，不取决于经济学家，取决于我们所有的人品均的道德水准，我们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大街上的乞丐，我们会感到痛苦，如果要衡量我社会是不是有良心，可以这样看，我们搞一次公共投票，我们愿意将缴纳的税收中多少钱拿出来救助乞丐。这良心水平和经济学家没有多少关系。经济学家只分析事情为何发生，良心体现在了人的选择之中，不能直接观测，也无法用政策来改变。
    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是，假定人是自私的，否则他完全没法工作，正是这个前提决定了有很多问题，他们处理不了。但是反过来说，这假设之所以如此有用，就是因为他最大程度地模拟了现实。现实世界就是一个丛林，要想在这个丛林中生存下去，你就得追求金钱和财富。人的本性就是如此，人之所以看着财富，乃至于想葛朗台那样，把金钱看的比性命还珍贵，就在于金钱和财富是生存的基础，没有这些，人就有可能要贫病交加，被冻死饿死，生活的很凄惨。如果说，连生存都成了问题，再去谈论什么道德，那就真的成了舍生取义，普通人是做不到的。可见，经济学家所分析的人是一种低层次的人，是急于逃脱死亡，充满这对死亡的危机的恐惧，亟亟于在险恶的社会中寻找安全感的人。而找到这种安全感的最有效办法就是积累财富，而且，即使积累的财富已经大大超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他还是不会停下来，原因又在于人还有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后代，而且，财富象征着权势，财富越多，权势越大，安全感就越大。在生存都是个问题的前提下，再去批判人的贪婪，没有意义。经济学家所能做的就是解释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然后按照我们最普通人的评价，设计好的政策和制度，增进大多数人都利益，避免不各种明显的不公正，不人道。
    经济学家再不讲道德，也不至于说出坑害老百姓利益的政策主张，真正被采用，让老百姓利益受损。他没有那么大的能耐，而一味地说自己有道德，代表群众利益，并不能证明自己就是好经济学家。好经济学家就是个技术人员，他只计算利益关系是怎么变动，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如果没有这个本事，说什么其他都没有意义，对科学没有贡献。证明自己代表了群众利益那是政客们的事情。经济学家再不讲道德，也欺骗不了老百姓，谁会相信一个经济学家说的话，经济学家或许可以改变人们的观念，但是那是潜移默化的，需要经过很多人的努力，才能让一种科学的理念进入政治家和大众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