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韩毓海新著：《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如果没有卡尔•马克思，我们就永远不能解释在挥汗如雨的同时，人类被压迫、受奴役的真正根源，也就不能解释人类不平等的基础和起源。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恩格斯
    只有马克思可以救中国
    我们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有用，是因为马克思是解释和改造我们身处的世界的指南，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  马克思是非常高深的学者，但是，马克思的著作所面对的，却是极其简单、平常的问题，下述即是一例：  人们辛勤劳动，如同蜘蛛在不知疲倦地织网、蜜蜂在忙碌着建筑蜂巢。那么，人类的劳动与忙碌的蜜蜂和不知疲倦的蜘蛛的活动究竟有什么不同？   这似乎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但却并非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康德和马克思都深入地思考过这个问题，而他们的结论是这样的：与蜜蜂和蜘蛛不同，人类总是按照既定的社会法则和价值标准从事劳动，而且，他们还要使自己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符合一定的社会法则与社会价值标准。
    因此，人类的劳动与蜘蛛和蜜蜂的活动的不同就在于：人类在创造着自己的物质生活和谋生手段的同时，也在创造着自己的社会和文明，而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蜜蜂和蜘蛛只是生产，它们既然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当然也就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再生产；而人类的劳动，则由生产领域和社会再生产领域这两者构成，其中，社会再生产领域不但为我们提供精神依托和社会价值观，也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领域制定标准与法则。  上述这个观点，即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核心。   最初把“蜜蜂建筑蜂巢”与人类的劳动加以比较的是康德。他说：蜂巢之所以不能叫做艺术品，就是因为它不是按照一定的社会价值标准和法则生产出来的，即它不是“社会再生产”的结果，而只是蜜蜂“本能的创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总结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人们的生产活动始终受到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再生产活动支配，即他们是在由“社会再生产领域”所制定的“标准”和“法则”的支配下进行劳动，而这就是织工的劳动与蜘蛛的活动的不同，是建筑师的劳动与蜜蜂建筑蜂巢的不同。
    人们所从事的是不同的劳动，但是，他们却根据既定的社会标准，根据既定的社会法则和头脑中的价值观念，对自己的劳动作出评价。人们劳动，他们挥汗如雨，这不仅仅是为了换取口粮，而且是为了赢得“社会评价”，并以这种社会评价来换取相应的“社会权力”分配。只是他们总是忘了问一问：这个“社会标准”是由谁制定的？
    于是，谁掌握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谁垄断了社会法则和价值评判准则，谁就能反过来支配“物质生产领域”，从而就能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马克思说：“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
    这是一个极其朴素的发现，它以无比简明的方式，道出了极其深刻的道理。而当试图思考这样的问题或试图这样思考的时候，你就开始走近马克思了，你也就离《资本论》第一卷不太遥远了——或者说，你就开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生产—社会再生产原理，进行深刻的思考了。  沿着这样的思考方式，你就是在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观察中国与世界，而从今往后，你或许会被人“攻击”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