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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3-28

前些时在这里发表《是非成败转头空》,结尾提到我肯定可以名垂千古的、清人孙髯翁写的昆明大观楼长联,读者欧阳湜传来几页关于该联的典故资料,其中不少好事之徒仿而效之,像填词那样以其它题材再写,虽然不伦不类,倒也不乏搞笑过瘾之作。令人反胃的倒是那些自命才子的几位「高人」,竟然替孙髯翁修改该联,思维尘下,俗不可耐,不知天高地厚。

一九五○年,十四岁,舒巷城向我推荐该联,听了两次背得出来,也体会到髯翁的功力高不可攀。此后半个多世纪,每次想到该联都击节赞赏,半个字不敢动,只是久不久想一下为什么孙前辈会在这里用上那个字。后来自己以中文动笔,这里那里套用或借用前辈一点文采,不知多少次了。

不少人说我高傲,是狂生,但我欣赏而又佩服的,动不动跪下来。不少人说我学得快,赫舒拉发及巴赛尔等人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学得那么快的人。我想,主要是我懂得欣赏,懂得衷心佩服,大开中门,容易接纳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信手拈来,占为己有,这里拿一些,那里取一点,混杂起来,乱搞一通,过了不久就搞出自己的风格,走出自己的路,只此而已。

另一方面,我这个人喜恶分明,不管何方神圣,不喜欢就不喜欢,不爱就不爱,漠不关心,一于少理。天下的学问说多其实不多,说少其实多到一个人学之不尽。这样,自己要这些,不要那些,自由自在,没有谁管得着,久而久之,成为自己的学问倒也洋洋大观,要胜我你要走过我的路,否则只看一眼就知道你还在山脚底了。

不久前一位读者来信,长篇大论,一方面大赞我的文章,另一方面教我怎样写,教我怎样改进。不能说该读者不知天高地厚,但他显然不明白,我的文章风格是上述的胡乱混杂搞出来的,其中学问说多不多,说少倒也多得离奇。那天到济南参观李清照的纪念馆,那个我恨不得占为己有的女人。不知在墙上读到些什么,我冲口而出:「啊,苏东坡死时李清照已经二十一岁,为什么她不嫁给苏东坡?」发神经,在旁的复旦韦森吓了一跳,竟然大赞我博学了得。这可能真的就是区区在下的学问:百鸟归巢,乱搞一通,融会贯通了,然后用想象力发一下神经。

写这篇文章,为的是要指导一下网上的青年。我的专栏传到网上去,回应大约是点击的千分之三,其中约一半(千分之一点五)破口大骂。说过了,我这个老人家早就炼得刀枪不入,一律无所谓。但我就是关心骂我的青年,因为他们的学习态度不对,不改过来,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在任何学问上有任何成就。没有证据他们智商低,更不能说他们火气不足。肯定的是他们的学习态度不对。一则不知天高地厚;二则想也不想就信口开河;三则以为人身攻击是天才杀手;四则认为骂教授自己就在教授之上;五则完全不讲逻辑,不讲道理。是极端无聊的玩意,而这样搞学问,一万年也不可能有寸进。

一个学子要成为学问大师不容易,要讲点天赋,而更重要的是讲际遇了。但搞学问不需要是为了成为大师才搞。书中不一定有颜如玉,更不一定有黄金屋。然而,学问本身,或多或少是一种享受,没有认真地尝试过不可能体会到。需要天赋吗?要一小点,不多,一般凡夫俗子应该有。问题是如果不认真地尝试一下,你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天赋究竟有多高。不需要是爱因斯坦,而算得上学问有大成的没有几个是天才。我提拔过的、当年在香港没有大学收容的学子,约两掌之数,都有成,其中一位在美国升到正教授,一位是国际大师了。智商吗?不怎么样:下象棋,每个我可以闭目让双马。

搞学问,智商不是那么重要。我自己拜服的高斯,没有谁说他智商超凡。人与人之间各各不同,高斯的过人之处,是知道自己与众不同,于是自我发挥,杀出重围,卓然成家,是二十世纪的一个学问人物了。没有谁不同意佛利民、森穆逊、阿罗等大师的智商超人几级,得享大名众望所归,但将来的经济思想史不一定会把他们放在高斯之上。

很多人,数之不尽的,智商平平搞出可观学问。当然,愚蠢的不可能成为一个史密斯,或一个达尔文,或一个牛顿。何必斤斤计较呢?为了兴趣,为了享受,尝试搞学问,不需要讲颜如玉或黄金屋,也不用管什么一家之言,足以传世的。学问本身是一种享受,回报足够,而除非天生白痴,达到足以享受的层面任何人都可以,应该尝试,认真一下,有惊喜的收获不困难。说书中没有颜如玉,也没有黄金屋,不对。不一定有,但有了学问,多多少少有点颜如玉或黄金屋的甜头。尤其是神州大地发展得如火如荼的今天,不仅知识资产卖得起钱,就是多识几个英文字,其回报率之高远超买股票的。曾经遇到几位力争上游的国内青年,坚持要用英语跟我对话。不是要在我面前表演,只是知道我懂英语,趁机会练习一番。

说来说去,尝试学问,或争取知识,起点是要有可取的学习态度。这态度的基本性质,是大开中门,吸纳。这是林则徐说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了。跟着的处理,是要懂得吸纳些什么。很不幸,这方面有高人指导,事半功倍,而这种指导今天的中国远不及西方。这就带来客观衡量的重要性。找不到高人指点迷津,自己客观地考虑,有不少机会找到好去处。

品味究竟算不算是天赋很难说。无师自通地搜索不容易,比不上有高人指引,但通常比学而无术、教而无方的老师好。自己搜索,自己取舍,成败得失要讲品味。这是一种与智商扯不上关系的天赋,又或者不是天赋,而是受到家庭或朋友的影响。品味重要。不少人拿得什么名校博士,品味奇差,不可能搞出大学问;有些人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品味好,只这一点,吸纳吸纳,尝试学问早晚有可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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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3-28 17:23:00

要写一篇关于佛利民在经济学术上的贡献,但这里的篇幅不够,又不想切断该文,还是转向《南窗集》那边打主意吧。正在犹豫,却想起当年佛老对经济问题的思想集中,有点怕人。跟他交朋友可真不易,因为除了经济话题没有什么可以引得起他的兴趣。也是当年,高斯说到马歇尔对经济学的思想集中,很佩服,而高斯自己的集中,不在佛老之下。

我的老师艾智仁,当年是行内公认的绝无仅有的经济学天才。但他喜欢打高尔夫球,又多花时间修改他的经济学课本,行内朋友有微辞,认为艾老的成就低于他的本领。他当然不同意,孰是孰非只能让历史作判断了。我知道,艾师从事经济学也是集中的。

批评我在经济学上的天赋远高于我在经济学术上的成就的行内君子无数。皆胡说八道。这些人可能见我不务正业(其实我是在各行各业调查研究),或兴趣多多(摄影、书法、散文、收藏等,下文会解释),又或者见到回港任职后我少有发表英语文章(跟踪中国的经改,提出建议,不能不全力以赴)。然而,我的英语论文结集长达八百页,还有人记得的作品逾十篇,而中文则二百多万字,文章千篇,其中一半以上是关于经济的,怎样看也算是多产了。你要不算中文吗?读了我三卷本的《经济解释》再说吧。

不能否认,在经济学行内——或任何学术行内——不容易找到一个比我兴趣更多而每项走得那么尽、那么痛快的人。我处理经济研究的法门,不是不断地集中或专注,而是搏杀。搏杀是需要久不久脱离学术,松弛一下的。

记得作研究生时,费尽心机,花了年多时间也找不到自己满意的论文题材。于是把心一横,索性拿着照相机,天天静坐园林三个月,任何有关经济学的问题也不想。是在这三个月中,我想出前所未见的摄影法门,天下独有,一九六七年在加州搞起风浪,最近在上海及杭州举行摄影个展,风浪也见。是奇怪的品性。一连出版了七本摄影集后,两年前说封机就封机;今天,杭州后,说封展就封展。

想当年,园林摄影三个月,再在校园出现,卷土重来,找论文题材拼命六个月,找到足够的关于台湾土地改革的资料,决定以佃农理论的分析处理,跟着八个月听不知音,食不知味,完工。这是搏杀。

一九六九年开始调查香港的租务管制,每次回港度假一定到处跑,什么天台木屋,什么租客吵骂,而租务法庭见我是常客,拿着他们的废纸慎重影印,以为我发神经。一九七二年认为自己知得足,想得够,动笔写《价格管制理论》(七四年发表)。此写也,惊天地,泣鬼神,只数十页纸写了一年,易稿十余次。这是搏杀。

《公司的合约性质》是一九八三发表的。从一九六八开始想,为此题一九六九年开始在香港跑工厂,调查件工合约。想,想,想,想到一九八二年初,为高斯的荣休动笔,不分昼夜,不记得有没有睡过觉。记得是不停地写下去,用手写,稿纸不知多少页,时间不知多少天。完稿,还没有重读,还没有交给打字员,我知道该文可以传世。于是站起来,仰天大笑。这也是搏杀。

学术之道,人各有法也。没有兴趣的不应该搞。可惜为米折腰,今天的后起之秀逼着要在什么水平的学报发表文章,既非为兴趣而集中,也非为过瘾而搏杀。这是把他们可能有的天赋抹杀了。能不悲乎?

佛利民活到九十四岁;艾智仁九十二,高斯九十六,还健在。搞学术,他们集中,不搏杀。搏杀者的寿命会较短吧。难道我要去学打高尔夫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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