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 扼杀了经济成长

2012-09-19 天下杂志 506期 作者：译／陈一姗

图片来源：黄明堂

为什么继承财富的比重愈高，经济成长率愈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迪格利兹认为，不是低成长造成所得分配恶化；而是社会不平等造成经济低成长。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史迪勒（Alexander Stille）的墙上，有张意大利黑手党，排排站在法庭受审的照片。让人一目了然，他调查报导的新闻重点。

长期在新闻第一线工作，○四年北卡罗莱纳州的一次采访，却让他深深感到美国政治、媒体遭逢的双重危机，决定回到普立兹奖创办的哥大新闻学院开课。

近几年，他关怀的重心之一就是不平等。他认为，许多美国人愿意忍受贫富差距，是因美国曾经给人平等的机会，让穷人有机会变成有钱人。但过去三、四十年，社会阶层流动机会变少了，这是对美国社会的一大挑战。他写下自己的观察：

高成长伴随所得分配恶化，是耳熟能详的事实；中国和印度就是最新的例子。但在已开发国家，最近却有个新趋势：经济低成长，所得分配竟然也恶化？

巴黎经济学院经济学家皮克提（Thomas Piketty），试着解释这个奇妙的现况。

他研究法国两百年的GDP数字发现，法国经济自一八二○年至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两大特色：一，经济成长率极低，约只有一％；二，继承财产占经济体的占比极大；约有二到二成五的GDP，控制在同一群人手里。遗产年收益有二至三％，但新投资每年报酬率仅仅一％。

这限制了社会流动，也激起社会阶级的分化。这个现象，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变更为明显。一九四五年后，法国很长一段时间，享有高达五％的经济成长率。继承财富占法国GDP比例，也降低至五％，这段时间，正是法国社会流动的黄金时光。

不过，好日子已经结束。过去二十年，法国经济低成长，而继承财富占GDP比例，又提升回一二％。

低成长与继承财富占比提高，应该就是问题所在。同样地，过去十年，欧元区的GDP平均成长仅一％。而美国自一九七三年后，成长率减速至二％，是一八七○至七三年间四％的一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迪格利兹（Joseph Stiglitz）一直相信，低成长与所得分配恶化，必然相关。但他归结的因果关系，与皮克提恰恰相反。他认为，不是低成长造成所得分配恶化；而是社会不平等造成经济低成长。

不平等的代价

史迪格利兹近期新书《不平等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指出，政治形塑了对社会菁英有利、却消耗其它人的市场。菁英份子四处寻租，抢夺资源，并扼杀别人的机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无效率、与低经济成长。

其实，这个因果逻辑，用皮克提的研究也解释得通。因为，一战与二战后的高经济成长期，法国政治体系都有激进的改革。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库西姆克（Ilyana Kuziemko）的研究也显示，低成长的确造成贫富差距恶化。因为「苦日子」下，民意与实证研究，都不喜欢财富重分配。

以盖洛普民调为例，此次大萧条，支持财富应该重分配的民意，由先前的六八％，降至五七％。尽管大家都知道，这几年约一％的经济成长率，果实都被最有钱的人拿走了。

更难理解的是，苦日子还会引发经济弱势者，对经济上「最后一名」（最弱势者）的心理厌恶感。

实证经济学者发现，当人发现自己是倒数第二名穷的时候，反而最不大方，最不愿意分享。他们宁愿把钱给更有钱的人赚，却不愿意帮助比他们还穷的人。因为，大家都怕，穷人一旦超越他，自己会沦落为最后一名。

这是哈佛经济学家弗里曼（Benjamin Friedman）的发现。他在《成长的道德后果》书中指出，经济成长常常不见得能创造更好的机会，鼓励社会流动、或加深民主信仰。但同样的，低成长反而会造成对穷人的负面观感、不宽容。

低成长与所得分配恶化的经济，极可能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不过，史迪格利兹与皮克提却较乐观。例如，追求平等的北欧国家，同时也是已开发国家中成长率最高之地。又如日本，过去二十年经济虽低迷，但所得分配仍较平均，人民生活水平也都能维系。

皮克提认为，面对低经济成长率，人民的心理调适是关键。他认为，四％到五％的成长可能是例外；一％才是正常。高成长时期，我们对健康、教育的投资都不够，也没有顾虑到帮助弱势，照顾别人的生活。

我们都忘了，其实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世纪的经济成长率是零。而一％的「低」实质经济成长，其实表示三十到三十五年后，这个经济体的规模就会加倍。皮克提认为，现在大家都太不乐观了。

低成长不是问题，关键是继承的财富占GDP比例是否过高。这应该才是社会流动变差、贫富差距恶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