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那篇文章说:“浮躁的中国抵制不了日货。 如果想彻底抵制日货,中国只要加强自身实力,能够生产日本制造的所有产品就行”。现在该我们反思:为什么中国企业做不出原创性的、掌握核心技术的、高质量的产品?
这个问题与钱学森之问本是同根同源。钱学森曾问一位去医院探访他的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中国教育培养不出一流科技人才?如果钱学森只提问题而没有给出问题的答案,那么他也就不是钱学森了。他肯定对国家领导讲了他的答案,如同赵丹临死说出当时中国文艺不能繁荣的原因一样,只是党与政府不便公开罢了,其实一切善良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知道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更何况钱学森那样智商的大科学家呢,况且“人之将死,其言亦真”。
中国人的原创性是如何消失的呢?
有人做过一个实验,证明中国人的原创性是在从幼儿到成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渐丢失的。这个实验室很简单,去幼儿园,在黑板上随手画一圆圈,问小朋友这是什么。小孩们争先恐后举手发言,有的说是太阳,有的说是月亮、苹果、乒乓球、鸭蛋、车轮……儿童的想象力很丰富。然后,再去一个厅局级的政府部门,领导们正在开会,同样在黑板上随手画一圆圈,问各位领导这是什么,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皆不发言,唯恐说出自己的“不聪明”的观点被人讥笑,最后大家齐眼看局长,局长说,“不就是一个大零蛋吗”。大家异口同声的说,“局长,您说地对,就是大零蛋!哈哈哈”。由此可见,是“官本位”扼杀了民族的原创性。
世界上有三种国家:神本位、官本位、人本位。
神本位在西方中世纪时期也曾对科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例如,地心说与日心说之争。但是,神本位毕竟反映的是宗教信仰,许多杰出的科学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或基督教徒(例如,牛顿)。上帝把自然规律或真理藏于暗室,科学家所做的研究工作不过就是进入暗室摸索被上帝藏起来的“玩具”,当然,上帝只让那些智力超前、勤奋虔诚的科学家成为科学发现的幸运者。
人本位就是以人为本,强调个体人思想之独立与自由、个性之解放。在这种理论框架之下,“自然人本无政府,自然资源可以随便搜取,但是加入了自己的劳动,就为私有财产。由于需要保护私有财产,才推举出一个或一些人管理,让渡出司法权。所以管理者(即后来的政府)最主要的职责是保呼个人的私有财产。父子是自然关系,所以父母有抚养子女的责任,因而子女可以继承财产。但是統治权力或政府不能继承,一個君主死了,就应由民众重选。被推举出來实行管理的人沒有时间从事生产,所以人們公摊一些钱物給他們作为补偿,這就形成納稅制度。”(约翰洛克的《政府论》)。
根据人本位制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实实在在、活生生的灵魂,而体制却没有。我们绝不能允许体制盘剥我们,不能允许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造就了我们,而是我们造就了体制”(作家村上春树)。在人本位的国家里,国民限制政府的权力,决定统治者的合法性与执政时段,捍卫个人的自由与权力。
可惜,中国的社会既不是神本位,亦不是人本位,而是官本位。
为了便于统治,中国历代统治者无不实行愚民政策与奴化教育,对百姓洗脑。封建王朝向百姓传播“真命天子”、“奉天承运”的观念,把枪杆子里面出的政权,假托神授,以显得合法。就是封建王朝结束之后,不同时期的执政党依然利用各种手段对百姓搞“顺从”教育,“没有执政党,就没有当下中国”、“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X主席亲”;对执政者的政策与成绩歌功颂德,不容任何怀疑;对孩子们灌输爱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与政策就是爱国;在孩子的受教育阶段,老师不断给孩子灌输“听话的就是好孩子”,把大量尚有争议“知识”塞给孩子,并让他们在考试的时候以此作为标准答案,而从不允许学生对政治课的内容进行“质疑”, 从此失去质疑能力的学生对书本上的一切知识不加怀疑,全盘照收。例如,许多教材和读物为了宣扬中国的古代文明,便说宇航员在月球上唯一用肉眼能看到的地球上的东西,就是我国的万里长城。于是乎,几乎每个上过学的中国人(包括老师)都接受了这种认识,从未提出任何质疑,然而,这一说法在美国一群小学生中,却引起巨大争论。就如,“勃起来”这样五毒俱全“市委书记”在被抓起来前几天,还接见历任雷锋班班长,号召全国人民学雷锋(做个“听话的螺丝钉”), 奴化教育的背后隐藏的是虚伪和无耻的人格分裂。
近代中国的“洗脑”教育或许还与学习苏联老大哥有关。据杨恒均先生研究,列宁和斯大林把巴甫洛夫的科学理论用于对苏联社会主义新人的改造。大家知道,巴甫洛夫是苏联著名的科学家,他发现了动物的“条件反射”:当他在训练一条狗时,把食物与某种动作联系起来,那么今后他指令这条狗做某种动作就非常容易,甚至狗为了食物而不自觉地做某个动作。列宁和斯大林在苏联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让“公民们”言听计从,只要你不相信、不服从,你就有可能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甚至被处死。于是乎,只经历不到两代人,苏联人民,基本上都同巴甫洛夫的狗一样,为了食物、为了生存,而重复一些不可思议的动作,例如检举告密、疯狂地“造反”与“革命”、为了热爱冷酷无情的领袖而去残害同胞。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文革中也被发挥到极致。
洗脑不仅反映在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教育的课程和教材,在互联网时代主要表现在屏蔽不同意识形态的网站,设立“敏感词汇”。在博客与微博方面,编辑则用加精、置顶等手段提倡所谓“主旋律”的东西,而对反映真实情况的、但与“主旋律"内容相悖的文字采取删除或相关措施尽量不让民众看到。孩子从牙牙学语到大学毕业,毫不间断地被洗脑,不仅浪费大量的学业时间,而且失去科学发明技术创新所必须具备的“质疑” 能力。更可悲的是,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被洗脑,并在成家之后又参与对自己下一代的洗脑接力赛中,这就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洗脑。
上述的“听话、顺从”的教育,最大的好处是让民众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有了“感谢党和国家”的感恩之心,颠倒了“谁养活谁”的逻辑关系 (民为重君为轻,是国民养活政府官员, 官员为国民服务理所当然;不是执政党和政府养活人民), 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失去反思与反抗的智力,有利于统治者统治,维护了社会的“和谐”。但是,这样的洗脑教育却让一个民族脑残,从根上扼杀了人的发明创造的能力,在文明创造与生产财富方面永远落后其他“人本位”的国家。“顺从”教育是让一个民族永远沦落到劣等民族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一旦遇到外来入侵,这样的国家不堪一击。
使中国人失去创造性的原因除了上述的长期的“听话、顺从”教育之外,还有就是社会道德滑坡、诚信危机,导致科研中弄虚作假行为,社会上制售假货行为,即所谓的山寨文化。有人伪造数据,发表了一篇谁也重复不了其数据的Nature短文,于是成为院士,从此冒充大科学家横行中国科学界,那些想当院士的人无不对其巴结,给他送“客座教授”、送“科研经费”、送“自然科学奖”…….。大家见他作假成功,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而且得道升天,于是就模仿他,此风越来越盛。在这种环境中,原创性研究无从生根。山寨文化更是伤害企业的创新精神。举例说,一个企业,花了巨资研发出来一个新产品,刚投入市场,就被克隆了多个版本的山寨货,那么这家企业研发新产品的投资就收不回,这必然伤害企业做原创性开放的积极性。不保护人权、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在当下中国“原创”只能是一句空话.
总之,无论在哪个国家,如果私有财产与基本人权得不到保护、思想不自由、个性就得不到伸张,就永远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科技、文化、艺术、思想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