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占有权对经营权的约束机制，确保经营权的运用

作者：刘永佶

不论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都要讲求经济效益，也都要有专门的经营者进行经营管理。选择合格的经营者行使国有企业的经营权，是实现其经营目标的关键环节。这里，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强化行使占有权的国家机构对经营权及经营者的约束机制，选聘在品德、能力、责任心等方面合格的经营者，并以契约的形式对之进行约束；二是要明确经营权的相对独立性，以法制来保证经营者按契约来行使，运用其经营权。 主张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观点中，有一个重要论据，就是国有企业存在严重的“预算软化”现象，从而导致效益低下，人浮于事，乃至侵吞国有资产等。要克服“预算软化”，就必须将国有企业的产权明晰到个人，以个人的私有权和私有观念来强化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约束。 这种“预算软化”，或者说由于经营者不是所有者，他在其经营过程不可能充分考虑所有者的利益，因此不负责任，或渎职、浪费，乃至侵吞资产等，而所有者又不能采取有效的办法来加强对经营者的约束，不仅是国有企业，而且是全部所有权主体不直接从事经营的企业都可能出现的。 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也遇到“预算软化”问题，如果说在国有企业建立初期，还能以革命精神和行政纪律约束企业的经营者，但那种行政管理方式却是与企业的发展不适应的。而当改革这种旧的行政企业管理制度以后，“预算软化”等问题也就随之显现。近20年的改革，在这方面出的问题太多，而且日益严重。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明确和保证所有权对占有权的控制，还要专门研究占有权如何控制经济者这一重要环节。 国有企业经营权的运用，其经营者的选任，经营管理体制及其运行，都直接关系企业的效益。在以政治为目的统制经济体制下，经营权不过行政权的一个环节，经营者也是行政官员，并按行政级别来任用。这无疑极大地影响了企业效益。而中国对国有企业的改革，目的也在于如何提高经济效益。 也正因此，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一直受短线思维的制约，即把能否在短期内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作为首要目标。从1979年起，就明确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和经济责任制，以后又将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于国有企业，再后，进一步提倡“现代企业制度”。 所谓“扩大企业自主权”，是一个相当不准确，并容易引起误解和混乱的提法：自主权所指哪部分权利，是所有权、占有权、经营权，还是处置权、收益权?显然，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不应归企业，但这个提法，就引发一部分人主张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或部分所有权归企业，这又分为两派，一是归企业全体职工，二是归企业的经营者。虽然这个思路未能实施，却表明“扩大企业自主权”提法的问题。从企业的经营者来说，他们完全可以依据这一提法，扩展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实际上，现在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不仅握有经营权，还握有部分占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而且，还在设法要求所有权。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经理、厂长们，积极拥护和推行股份制改造，掌握了相当份额的股票，并期望政策进一步放开，使之能成为控股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将企业效益作为一个筹码：只有满足我的要求，我才好好经营，不然，就让它亏损，乃至破产。破产后，他又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买断企业的所有权，成为真正的所有者。 由于“扩大企业自主权”提法的模糊及片面注重经济效益，形成了国有企业经营者与政府“争权夺利”的局面：企业效益越是下降，经营者一方越是有利，他们及为他们说话的部分经济学家(花企业的钱，设立基金，聘请顾问等方式，可以轻而易举地雇到经济学家，甚至“著名经济学家”)反复强调是由于“放权让利”不够，他们的(不知从哪里来的)经营本领才得不到发挥，企业效益怎能上得去?你要提高经济效益，就得进一步“放权让利”，放到什么程度呢?底线就是所有权。而政府(特别是某些地方政府)中的个别官员，又与企业的经营者联手，真的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部分或全部地出卖、配股等方式，“放”到了其本人(暗的)和经营者(明的)手中。 经济学界的一些人，热烈地鼓吹俄罗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给行使占有权和经营权的政府官员与经营者，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惟一出路”，他们所主张的，恰是一部分政府官员和经营者所期盼的。而其主要的根据，就是提高经济效益：不论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只要能提高经济效益，就是好制度。 可是，俄罗斯在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给党政官员及官化的经营者以后，并没有提高经济效益，反而更为下降；中国那些出卖或配股给官化的经营者的企业，同样未能提高效益。 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和“利润最大化”原则，在这里不灵了。不过，对于那些曾是“无产阶级政权”中的“领导人”来说，其本人的效益却是相当可观的，一夜之间即成百万、千万、万万富翁，当他们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私有化”给自己以后，才发现自己根本就不会经营管理，他们的本事只是做官弄权，让他真刀真枪地经营一个企业，确实无能为力。再者，他们比谁都清楚自己的这部分所有权是那样地不合法，惟恐有一天会被清算、追讨，因此，“三十六计走为上”，以各种渠道和方式，将资本转移到国外--真正的私有制乐园。 这种状况表明，由于法制不健全，所有权主体不能有效控制行使占有权的机构，导致占有权对经营权约束的“软化”和失灵，其结果不仅是国有企业效益的下滑，甚至导致亏损、破产，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由此而往，国有企业在经营权这个环节的失控，就有可能导致全部国有企业权利体系的崩溃。 为此，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能无限地“扩大企业自主权”，而是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保证下，加强占有权对经营权的约束机制，同时也要明确经营权的权限，使经营者能够充分地运用经营权，由此实现企业的正常经营，提高效益。 从所有权到占有权再到经营权，是一个权利转化关系，这中间都要有相应的法律规定，而占有权到经营权的转化，又要有相应的契约。这种转化，也可以说是委托代理，即在一定时限内，将占有权所包括的劳动力、生产资料及其他资产(如品牌、技术等“无形资产”)委托给特定的经营者，由其全权进行经营，并明确经营者所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规定经营目标。 所谓“企业自主权”，严格说应该是企业的经营权。对此，不存在“扩大”的问题，只存在明确和保证的问题。在确定了经营权在国有企业权利体系中的地位的前提下，以法制保证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可以充分地行使这项权利，是国有企业经营和发展的关键之一。 但经营权并不是自生的权利，经营者也绝非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而是由行使占有权的机构选聘之后，按契约来执行经营权的。经营者的首要条件，就是要知法、守法、按契约办事；第二个条件，则是要具备足够的经营才智，真正能承担并完成经营目标这两条，是行使占有权的机构选聘经营者必须充分考虑的。经营者作为特殊劳动者也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不断地提高其素质技能并形成一个阶层，从而使行使占有权的机构有选择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