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理论领域中引起轩然大波的“凯恩斯革命”此后朝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方面，一批具有新古典经济学背景的经济学家试图调和这两大经济学流派，将凯恩斯的理论融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架构中。在这方面的“始作俑者”是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克斯爵士（John Hicks），1937年他在Econometrica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IS－LM 模型，将凯恩斯理论中总需求与总供给在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互动关系“新古典化”，从而得出均衡的利率与产量水平。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位经济学大师在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度过了其大部分学术生涯，但这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发表时他正是剑桥大学经济系的讲师及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的院士(1935–1938)。他后来声称自己当时只是继续此前在伦敦经济学院（LSE）的工作，所以与真正意义上的剑桥经济学家（Cambridge Economists）的联系并不是很密切。此后，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经济学家如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70年诺奖得主）、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 1985年诺奖得主）、托宾（James Tobin,1985年诺奖得主）等人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深入，终于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完成了所谓的“新古典综合”(the Neoclassical– Keynesian Synthesis）， 其理论与政策建议从二战以后至70年代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以琼•罗宾逊夫（Joan Robinson）为首的凯恩斯的“嫡传”弟子们对前者将凯恩斯理论纳入新古典均衡框架中的努力极为反感，他们认为这是对凯恩斯主义的精髓——非均衡、不确定性、非理性冲动（“Animal Spirit”）——的严重背离。他们坚持认为，宏观经济的非均衡并不是如新古典综合派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短期”现象，而是长期、持续存在的，凯恩斯主义与以均衡模型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从根本意义上讲是无法调和的。鉴于凯恩斯的理论是以经济中总需求为导向的短期模型，剑桥的凯恩斯主义者致力于将其理论拓展到长期的、动态化的经济增长领域中，坚决反对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构建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因此这批剑桥经济学家被称为“凯恩斯左派”；而由于相当一部分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都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任教，而该校所在的城镇又恰好也叫“剑桥”（美国波士顿市剑桥镇），所以这两个学派在对凯恩斯理论的理解与诠释上的激烈争论又被称为“两个剑桥之争”。

罗宾逊夫人是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凯恩斯左派的领军人物和迄今为止最出色的女经济学家，她于1925年毕业于剑桥经济系和Girton College（当时还是一个女子学院）,经过数年的印度之行后于1929年返回剑桥。尽管她于1937年才成为经济系的正式讲师，但她从回到剑桥后就一直投身于凯恩斯主持下的“Cambridge Circus”的研究活动中，是创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核心人物之一。可以肯定地讲，虽然她在有生之年不管是由于她的性别还是她的左翼学术立场并未获得过诺贝尔奖，但是她在经济学理论领域的影响力却不亚于任何一位诺奖得主。

罗宾逊夫人的成名作是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一书，它对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竞争市场”(Perfect Competition) 的假设进行了重要拓展，开创了微观经济学理论对市场垄断行为研究的先河。无独有偶，在大洋彼岸的哈佛大学，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也在同年出版了相似内容的著作《垄断竞争理论》（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有趣的是当张伯伦试图挑起一场“著作权”的争论时，罗宾逊夫人早已因不满足于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的修修补补而无暇与这位她眼中的二流经济学家斤斤计较，而是忙于协助凯恩斯完成其《通论》的写作及整个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罗宾逊夫人具有的比凯恩斯强烈得多的左翼学术倾向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显现出来。在波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卡莱茨基（Michael Kalecki）的影响下，她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其1942年发表的著作《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文》（A Essay on Marxian Economics）至今仍是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文献。实际上，罗宾逊夫人本人一直在寻求马克思与凯恩斯理论的融合，也一直在等待着至少是她心目中的那种资本主义体系的完结。在四、五十年代，她访问过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更令人注目的是她后来还曾公开赞扬过中国的文革，事后看起来实在是矫枉过正了。

二战以后，与以索罗（Robert Solow, 1987年诺奖得主）等麻省理工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针锋相对，罗宾逊夫人的工作主要是与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等人共同致力于将凯恩斯的理论拓展到长期经济增长的领域中，创建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剑桥学派，其代表作是1956年出版的《资本积累》（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与1962年的著作《经济增长理论论文集》（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同时，她与斯拉法（Piero Sraffa）等人合作，掀起了一场当时如火如荼的向李嘉图古典经济学复归的学术运动，重新将价值、分配理论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关心的话题提到了桌面上来。总而言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剑桥增长理论、“新李嘉图主义”与大洋彼岸另一个剑桥的新古典综合派及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激烈较量无疑将构成今后经济学说史中的难忘一页，而罗宾逊夫人自然是这场辩论中英方剑桥的领军人物。1971年她应邀在美国经济学会发表的火药味十足的演讲应可以反映出当时的历史场景（请注意1971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是詹姆斯•托宾，一个与剑桥经济学派关系不错的温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

当然有时罗宾逊夫人的知名度也并不完全来自其发展的理论本身，而反映在其它一些具有新闻效应的举动中。除了前面曾提及的她在敏感的冷战时期就公开表达过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情、甚至赞誉之辞以外，她在50年代初谢绝了弗里希（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邀请，不愿担任著名的计量经济学会（The Econometric Society）的副主席职务。她对此行为的解释是她无法在一个连她自己都无法读懂的杂志的编委会中任职。1965年年过六旬的罗宾逊夫人终于成为了剑桥经济系教授，尽管早在1949年她就已是副教授了。顺便一提的是，Reader一词直译是“副教授”，但在英国的大学中人数很少，基本上有两个作用：第一是候补未来教授的空缺；另外的功用就是“安慰奖”，即如果某人学术水平不低，但仍不够资格担任教授或教授职位无空缺，则临退休前会得到一个Reader 的头衔。要知道即便是凯恩斯在剑桥大学也从来就没有过教授的头衔！1979年，也就是在她去世前的第四年，罗宾逊夫人成为了剑桥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有史以来第一位女院士，在有生之年能与其恩师凯恩斯（亦曾为该院院士）齐名，虽最终与诺奖失之交臂，也算是差强人意了罢（或许她从来就没有把诺奖放在眼里）。

在罗宾逊夫人的学术密友中有两人值得一提：一位是著名匈牙利裔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一个真诚、坦率、直言不讳的学者。有意思的是，他与凯恩斯一样，都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背叛者。他的学术训练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大本营——伦敦经济学院完成的，毕业后就留在那里任教，深受当时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罗宾斯（Lionel Robbins）、哈耶克等人的赏识。但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以后，卡尔多迅速倒向凯恩斯一方，甚至还试图帮助上文提到的大名鼎鼎的庇古教授“转变认识”。更令这些自由派经济学家不快的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关于经济周期理论的争论中，他竟然站在了凯恩斯一方，并在学术理论上给了其先师致命的一击。二战结束后，卡尔多终于下决心与他的自由派前辈们分道扬镳，从伦敦经济学院转到了剑桥经济系，并成为国王学院——这一左翼学术大本营——的一员。此后他更是剑桥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创建人和对70年代以来盛行的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诺奖得主）为首的芝加哥货币主义学派（Monetarism）的猛烈抨击者。他对新古典生产函数的静态性质尤为不满，一直认为考察动态的技术进步与变迁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从这一点来讲，他无疑可称得上是开七、八十年代以来颇为流行的内生经济增长（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理论之先河。此外，他还把他的理论运用到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研究中去，特别强调资本积累、储蓄及收入分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这构成了六、七十年代发展经济学的主导思路。

另外一位天才人物则是与罗宾逊夫人同在凯恩斯组织的 “Cambridge Circus”中的意大利裔经济学家斯拉法（Piero Sraffa）。此公成名甚早，早在20世纪二十年代末就在《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文章阐发了生产的规模报酬（returns to scale）与马歇尔理论里完全竞争的生产者行为的内在不一致性。这一结果直接引发了前面提到的三十年代初罗宾逊夫人在不完全竞争理论领域里的贡献（据称斯拉法是罗宾逊夫人唯一一位既尊敬又畏惧的男性经济学家）。不过斯拉法能来剑桥还要归功于凯恩斯独具慧眼，从1927年起请他到剑桥经济系任教。在此期间他与天才数学家拉姆奇（Frank Ramsey）及二十世纪哲学巨匠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交往频繁，据说后者曾宣称斯拉法对其后来能在哲学领域里作出如此贡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然而与许多天才一样，斯拉法发觉在讲台上教课对他来说是如此的艰难甚至于痛苦，因此凯恩斯便为他安排了一个有趣的新职位：经济系马歇尔图书馆管理员！不过这个管理员的工作量却是异常繁重的，凯恩斯为他分配的任务是整理、编纂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的作品与通信全集。这项浩大的工程一做就是二十多年（从1931年开始至1953年十卷本的巨著最终付梓），看来这板凳坐它个十年冷还是不够，要整整二十二年啊！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这一巨著的导言及于1960年出版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中将古典价值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通过“剩余（Surplus）”的概念重新阐释，不仅是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反动，也对整个剑桥经济学派价值、分配与增长的理论框架具有深刻的影响。斯拉法一生发表的文章与著作数量甚少，但篇篇掷地有声，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剑桥经济学家都像罗宾逊夫人等人那样热衷于与MIT的论战，这里我们先来看看最早为剑桥赢得诺贝尔奖的两位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和理查德•斯通爵士（Richard Stone）。米德本科在牛津攻读古希腊、罗马的哲学、语言与历史，但后来转入了当时新开设但现在已名气很大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合专业（俗称PPE, 即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中。1930年毕业后，他随即成为牛津Hertford College的院士，并有自由在第一年继续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所以在1930至1931年间，他来到剑桥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读书，开始了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到的“一生里精神世界中最兴奋的一年”。当然这种兴奋主要是由于他有幸加入了上文已屡次提及的凯恩斯主持的每周一次的“Cambridge Circus”讨论会，从那时起他就转变为一个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了。1937年底米德辞去在牛津的教职，来到位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一战后类似于联合国的组织）经济处任职，主要负责一年一度权威性的《世界经济概观》（The World Economic Survey）的编辑工作。二战爆发后直至1947年，米德又在英国战时内阁秘书处的经济科工作，与凯恩斯所在的财政部互动频繁。1941年他与斯通共同编制了第一份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指导的国民收入与支出帐户，此后成为世界通用的规范，斯通后来也因此获得了1984年诺贝尔奖。此外，米德还深深参与到了战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他极为看重的关贸总协定（WTO的前身）的筹建工作中，并与凯恩斯一样也是一个对于公共政策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1947年米德来到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系任教授，在这里他完成了后来使他获得诺奖的工作，即将凯恩斯经济学的一国封闭经济模型拓展到国际经济领域中来。其二卷本著作《国际经济政策的理论》（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旨在考察各种经济政策对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也为后来蒙代尔（Robert Mundell, 1999年诺奖得主）等人在此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奠定了基础。十年后，或许是出于对LSE日益数学化的经济学的不满，在罗宾逊夫人等人的极力劝说下，米德于1957年回到了阔别二十余年的剑桥，成为前文提到过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他后来与持激进左翼立场的罗宾逊夫人等人关系并不是很融洽，因为后者认为他太“新古典化”了，而且即便他当年也是“Cambridge Circus”的一员，许多“纯粹”的剑桥经济学家仍称其为一个“温和的自由派（A Mild Liberal）”。的确，虽然他与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极端右翼经济学家没有什么共同点，但他的经济学立场显然是更接近于希克斯、托宾，而绝不会是琼•罗宾逊。因此米德在剑桥经济系并不是很舒畅，据说甚至还考虑过走回头路——回LSE，但他最后还是决定留在了剑桥，只是于1967年辞去了这个教授职位，而成了剑桥基督学院（Christ’s College）的一位资深院士和研究员。晚年他从事税收、失业理论的研究，并雄心勃勃地出版了四卷系列的经济学宏观理论著作，但也许是由于他折中的思想倾向与观点和其他左翼剑桥经济学家相比不够鲜明，其反响并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