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及其评析

一、行为经济学及其形成动因
　　所谓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顾名思义，就是指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它通过观察和实验等方法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与20世纪80年代初走红的理性预期学派一样，行为经济学大量采用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的方法，对人们的经济行为进行研究，它以现实为基础构造理论，从而摆脱了传统理论以抽象的假设并且常常是脱离实际的假设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的束缚，给经济学研究注入了生机与活力。行为经济学认为，主流经济学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将其理论建立在一种呆滞的假设基础上，即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其实人也有生性活泼的另一面，即人性中也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观念导引的成分。人类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表明，利他主义、社会意识、公正追求等品质和观念也是广泛存在的，否则无法解释当代志愿者、环保运动等社会现象，无法解释许多超额奉献和献身精神，无法解释人类生活中许许多多的“非物质动机”或“非经济动机”。人本身就不是那么“理性”的，经济活动因此也不是那么“理性”的。例如，股票市场并不是对公司的现实，而是对投资者的情绪作出反应，而人的“表象”思维、心理定势、环境影响往往导致并不理性的错误。行为经济学家们认为，事实上，从李嘉图、马克思到凯恩斯，几乎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把复杂的心理学纳入自己的思维之中。
　　对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可以追溯到斯密的古典经济理论。斯密曾运用这种方法分析“经济人”的行为，但却简单地把个人的经济行为理解为赚钱或谋利。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政府只需调整税收和财政政策，就可以稳定经济、结束衰退，但却制造出一个新的名词：滞涨(stagflation)。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无论是货币主义者的断言，还是理性预期学派，或是后凯恩斯主义都有一套时髦的理论，但现实的试验结果也未能如愿以偿。即使是供给学派以拉弗曲线(Laffer Curve)为依据预言，降低税率就能消除赤字，但这一预言还是落空了。
　　为什么传统主流经济学会面临如此困境呢？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对人类行为认识上存在的偏差，对人类行为的简单化、机械化、空壳化的定位。传统经济学究经济问题时，往往把人的行为看作是机械的，或者只是着眼于对资本、资源、市场、价格、利息和失业等因素进行定量分析，而忽视对经济现象中人的行为及其心理作用的研究。著名心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卡尼曼(D.kahneman)教授和斯坦福大学的特韦尔斯基(A.Tversky)教授强调指出，人们的行为不仅受到利益的驱使，而且还受到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如本能、偏见、歧视和嫉妒等(M.Levinson,1985)。但这些因素在传统经济学中被有意无意地抽象掉了，因此现实中存在许多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同时经济预测也常常出现较大误差。在此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为了使理论更好地符合现实，只得另辟蹊径。一批西方经济学家把研究视角投向经济现象背后，试图发现牵动经济现象的活的主观因素和心理因素。于是，以心理分析和经济运行规律的有机结合为基础的行为经济理论便脱颖而出。
　　实际上，行为经济学的异军突起并非偶然。在传统经济学思想里，行为分析就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如新古典经济学中“效用”概念，就是一个心理与行为科学术语；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之基石的“三大心理定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边际投资倾向递减、灵活偏好）就是纯粹的心理学与行为科学范畴。李斯(A.Rees,1968)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与社会寻求物质满足需要及欲望的社会科学。”罗宾斯(L.Robbins,1962)认为：“经济学把人类行为纳入目标与具备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中加以研究。”马歇尔(A.Marshall,1962)指出：“关于欲望的研究，人们可以从行为的研究中得到许多借鉴。”斯蒂格勒(E.J.stigler,1987)也强调，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因素是人，是那些反过来受到我们分析的实践和政策影响的人。”在这种思想认识下，又正值传统经济学困难重重，行为分析以空前的魅力吸引了众多的学者，使得行为经济学得以产生和发展。
　　

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行为，所谓经济行为，在经济学家看来应该是“指人在两种稀有资源之间进行决策和选择以达到满意利用的决策行为和选择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定义略显狭窄。尽管行为经济学家承认“确定人的行为的一般原理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理解和预见在特定情况下特定时间内发生的经济过程”，研究兴趣在特定经济行为，即特定条件下具体的生产、分配、消费等经济行为。
　　1、消费行为。传统经济学提出“消费支出是收入的函数”，同等收入条件下，人们将支出相同比例的收入，收入一旦确定，就可以对消费总量作出精确预测。行为经济学认为，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消费支出不但受收入量的制约，而且还是消费意愿的函数，受消费动机、消费态度的影响。比如，在心情愉快时，人的行为活动就要积极一些，能动性就要强一些，其消费动机也就增强。其实，“积极情绪对人的活动有增力的作用，消极情绪对人的情绪有减力作用”这是行为科学规律，心理学教科书上已经描述得很清楚。因此，只要是人的消费不是受预算的硬约束，那么消费行为就应受消费动机和消费态度的影响。行为经济学立足于行为科学来解释消费行为是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的。
　　2、广告行为。广告的目的在于改变消费者的消费态度，控制消费意向，促进消费。行为经济学目前主要研究改变消费态度是情感、认知二因素相互作用的问题。目前，广告业界把理性广告与情感广告结合起来的广告行为，把理性诉求和情感诉求结合起来的广告策略，以此来获得更好的广告效果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行为经济学研究成果应用的具体表现。
　　3、企业家行为。目前研究重点是决策行为。传统经济学把企业家视为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提出“以最小耗费获得最大价值”的决策原则。行为经济学则采纳了西蒙(H.A.Simon)的“有限理性”的思想，认为企业家活动的现实行为环境特点是不确定性和不完全竞争性，不可能获得最大价值、最小耗费的信息，只能在有限信息基础上寻求价值与耗费的最大差距，即寻求满意决策。
　　4、投资行为。投资行为属于风险性行为，无论企业或个人心理上都倾向于回避风险、追逐稳定，只有在选择的货币期望值大到足以弥补风险代价，或结局直接危险或损害企业或个人利益这两种情况下，冒险行为才可能发生。对此的研究涉及到投资动机与行为偏好。不同投资动机推动下的投资行为，其具体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行为偏好在投资中主要表现为对风险的态度，每个投资者都有自己的行为偏好，而且投资者之间的行为偏好往往都是不相同的或者有差异的。由此，可以分为风险爱好、风险厌恶和风险中性，这三种投资者的具体投资行为操作是不一样的。因此，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投资既是利润的函数，又是经济心理的函数。
　　5、储蓄行为。传统经济学认为，储蓄量在经济繁荣、收入提高时增加，经济萧条、收入降低时减少。Katona等人发现，储蓄动机在低收入、经济萧条时期更强，经济繁荣时人们反而倾向于购买耐用消费品、旅游、度假和满足其他享乐性需要，增加消费、减少储蓄。他们发现，持币量与储蓄量之间缺乏绝对的正相关联系，并非储蓄能力越强，储蓄数量一定就越多，对储蓄行为起决定作用的除持币量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行为及心理因素，即：(1)储蓄动机。研究表明，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具有更强烈的储蓄动机；老年人比青年人具有更强烈的储蓄动机。(2)对社会经济状况的理解与预期。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储蓄动机一般高于经济繁荣时期，因为萧条的经济通常带来普遍的社会恐慌，预期未来收入会减少，人们急切需要一个能够帮助自己抵御风险、渡过难关的经济缓冲器——一笔足够保障当时及今后一段时期基本生活需要的储蓄金。而经济繁荣时期通常乐观主义情绪占上风，各种欲望喷涌而出乃至极度膨胀，更多的资金被转向用于满足物质、文化与享乐的需要，储蓄量则相对减少。
　　6、税收行为。传统经济学通常认为，税收与消费是一对矛盾，削减税收势必会带来消费量增加，增加税收则必然导致消费量减少；且二者呈等量变化，即税收增加的量就是消费减少的量。卡托纳等人在研究了社会纳税心理后发现，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情形，即在增税情况下，人们减少储蓄维持消费，原生活水平不变；减税情况下，则增加储蓄，节制消费，原生活水平依然不变。税收无论是增是减，人的自主调节使消费不受影响。他们认为，税收变化最终带来的是刺激消费还是遏制消费取决于消费者的经济心理因素，其核心因素是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和满意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人们对政府税收政策的态度、评价和预期：肯定还是否定，积极还是消极，乐观还是悲观，不同的心理会导致对税收变化的不同反应。
　　7、通货膨胀。行为经济学在此领域研究的主要兴趣在于：(1)通货膨胀的社会知觉特点；(2)通货膨胀与消费、储蓄、投资等经济行为之间的制动关系。行为经济学注意到这样一个社会经济现象，即虽然大多数美国人视通货膨胀为恶魔，但当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通胀降临时，却并不急于购买，而是持币观望。研究发现，人们对通货膨胀的行为反应受心理预期的支配。若价格已经上涨且人们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小幅上涨时，往往维持消费，或降低消费，增加储蓄；若价格已经上涨且人们已经预计未来还将大幅上涨，人们才会用囤积和储藏来保护自己。
　　

三、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传统经济学是通过理论抽象和假设，再利用数学工具构造数理或计量模型。随着理论研究的发展，许多模型已变得非常复杂。而且经济学家需要寻找现实中的数据来检验他们的理论，但是进行全面统计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而政府提供的数据不够全面，也没有足够的可信度。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十分低廉的观察和实验去检验经济理论的方法就诞生了。行为经济学通过借鉴与引入心理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结合经济学的传统研究，主要运用观察、调查和实验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这些方法的使用使得行为经济理论更具客观性与有效性。
　　1、观察法。观察法是经济行为研究的一般方法，它指的是研究者在未经控制的日常生活条件下，有目的、有计划、系统地观察纪录经济行为人的外部表现，从而分析、判断其行为及心理活动的一种方法。由于人的各种经济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经济需求和动机支配下进行的，因此，研究者有目的、有选择地在自然发生的条件下对被观察者进行细致的观察，并作详细的记录和分析，这样所获得的结果就比较客观。经济活动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它牵涉到人们的切身利益，敏感度很大，在大多数场合，是不宜加以人为的干预和控制，比较适宜于通过自然观察的方式来进行研究，以确保研究具有较高的“自然生态效度”，其结果能反映客观经济现实。
　　2、调查法。行为经济学常用的另一种研究方法就是调查法。调查法也是对未加控制的研究客体进行了解取证的方法。但调查的含义比观察要丰富得多。首先，调查者可以通过语言交流的形式来了解被调查者的心理及行为，如开个座谈会，请与会者畅谈一下对某个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等。其次，还可以通过书面的形式进行调查，如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公众意向。例如，在迪希特学派的动机研究中，有一种被称为“深入谈话法”，除了通过与消费者深入地交谈外，还通过其它的一些间接技术的辅助，如用罗夏测验、文字联想测验、“配套或配对测验”、“戏剧游戏”手段、“角色游戏”手段和群体讨论来分析消费者行为。调查法的长处在于可以在十分广泛的范围内展开调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3、实验法。这是行为经济学研究较之传统经济学研究在方法上最重要的创新。实验法是对研究客体所处条件加以有意识调节控制的方法。这种方法与观察法、调查法一个较明显的区别是，观察法通常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不能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要想知道“为什么”的问题，就有必要采用实验法，因为它是以某些条件不变为前提的，它可以比较清楚地找出两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验方法的主要优势集中体现在其基本特征上，即“可重复性”和“可控制性”。可重复性是指其他研究者是否能够重新进行同样一个实验，并由此证实单独发现。通俗而言，即“你是否看到我所看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缺乏可重复性是一切非实验性的观察所固有的弊端。对于经济学研究而言，此点更为明显，因为从自然发生过程中记录下来的数据随着现实背景的变化特别是一些未加观察因素的变化，它一般是独一无二的，而且经济数据的收集和单独证实通常也意味着极为高昂的成本。因此，花费相对低廉的成本，亲自进行能够重复的实验查证，对于职业经济学家来说，无疑是一种富有激励性的研究方法。
　　

四、行为经济学评析
　　行为经济学的出现，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应。许多学者积极欢迎，并认为它是“回归理智”的科学；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不屑一顾，认为它没有多大发展前途。从总体看，行为经济学的影响还在不断扩大：诸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名牌学府都相继开设了“行为经济学”的正式课程；伊里诺斯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也开始了行为经济学研究；工商界对行为经济学也颇感兴趣，把它应用于广告、促销活动以及养老金计划。纽约著名的万全证券(prudential securities)公司还别出心裁地聘请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给投资者们分析股市走势，结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显然，行为经济学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而且越来越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关注与重视，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kahneman)和维农·史密斯(V.Smith)因在行为经济理论和实验经济学方面的杰出研究而获得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在更早的1978年，认知心理学家西蒙(H.A.Simon)由于在“企业组织的决策行为”研究中所作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已没有理由怀疑行为经济学的存在价值与学术地位了。
　　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言，行为经济学在西方国家受到学界的关注，主要与主流经济学的无能有关。这是行为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同传统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相比，行为经济学显得格外谨慎，它并没有立刻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主张和治国良方，它只是在长期被忽视的领域（人类行为）向传统理论发起攻击。即便如此，它仍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以观察和实验等实证性的方法，把几十年来一直在数学公式里兜圈子的经济学领回到它所研究的实际生活中来，并迫使那些不现实的理论家正视现实。这就是行为经济学最大的贡献；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枯燥乏味的经济理论研究有了令人兴奋的转变，使经济学研究增添了应有的“人本主义”精神与“人文主义”气息。
　　著名行为经济学家卡托纳(George Katona)等人认为，现代经济与古典经济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经济活动的立足点发生了根本变化，物的经济为人的经济所替代，人从被收入、价格等经济提线牵动的经济木偶一跃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过程中的任何一种现象性浮出都不外乎是社会个体（或群体）的经济行为或聚合或沉淀的产物。用卡托纳的话讲，“正是这些行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创造了经济”。因此，现代经济现象在本质上已经成为一种人文现象，经济分析所要做的也“不再是研究产品的数量和价格之间、储蓄和流通之间抽象的关系，而是发现人的经济行为的特点和规律”。行为经济学的崛起表明，“人及其行为”正在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主题，倡导并注重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为现代经济学建构了一个“充满人性和人类价值”的理论框架，使经济学成为人的科学，人成为经济学的主体。这里所说的“人是主体”有着不同于常识认知的特殊含义，系指：(1)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由人类主体有目的的经济活动构成的；(2)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说到底是人类主体有目的的经济活动的规律；(3)社会经济发展的态势最终取决于人类主体自身发展的文明程度以及人类主体对其自身在经济活动中自主作用的自觉意识水平；(4)人的欲望及需要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5)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与归属。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尽管经济学研究涉及资源配置与财富创造，表面上似乎是“物”的经济，实质上是人在“配置资源”与“创造财富”，人在经济活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经济学研究应以人为本，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即研究人在特定情况下的“经济决策行为、投资行为、储蓄行为、消费行为与市场行为”，经济学的人本化应是经济研究的必然趋势。行为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正是顺应了这一趋势。
　　其实，“行为”理论一直是美国人文科学中的一大分支，在当今社会中，各种学科的交汇也是一种潮流。因此，行为经济学的出现也是势在必然。行为经济学的出现正是这一背景在经济学领域的一种反射。行为经济学的形成可以认为是经济学上的“行为革命”，它正促使经济学逐步走向人性化发展。在将于今年出版的一本行为经济学论文集的序言中，其中三位经济学家——卡内基—梅隆研究所的乔治·洛文斯坦、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科林·卡梅勒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马修·拉宾写道：“我们的预见是，一切经济学都将被视为行为经济学。”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C.S.Becker,1980)认为，经济学研究已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即传统市场学。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已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也就是研究货币交换关系。现在的第三阶段，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以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策。按照这种观点，行为经济学就是第三阶段经济学的骨干理论。
　　当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行为经济学还存在着某些不足，如(1)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2)有关学者没有足够的心理及行为科学知识，或者缺乏经济研究所需要的数学基础。(3)没有严格的理论逻辑。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H.A.Simon)认为，目前的行为经济学“不是单一的特定的理论，而是对人类行为新古典假设的实证检验，并根据检验结果进一步修正理论。”不过，随着研究的发展深入，行为经济学应该会发展完善，在经验中验证传统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建立新的能够正确描述人类经济行为的经验定律，并且形成特定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以表彰他在实验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实验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工作者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本文将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基本方法及主要特点作简单介绍。

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固守着经济理论难以实验的思维定式。

弗农·史密斯教授敏锐觉察到实验经济理论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实践。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十一个班级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运用于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弗农·史密斯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提出了市场参数完全有可能影响均衡产出收敛性的结论；赫伯特·西蒙根据博弈实验结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研究过程往往是从假设前提出发，然后运用复杂数学推导出相关命题。由于假设前提的高度抽象，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因而相关命题也就无法实验。

另一方面实验技术的不成熟也制约了经济理论的实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主导理论体系发生了变化。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研究的假设由抽象拉回到现实。行为理论的成熟和合理预期理论的出现为实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得复杂经济现象的实验成为可能。实验方法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诸多经济领域。

目前，实验经济学迅速发展，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杂志不断刊登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专刊、专著和论文集陆续出版。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农·史密斯，标志着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步入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运用

经济理论的实验与物理、化学实验一样包含实验设计、选择实验设备和实验步骤、分析数据以及报告结果等环节。由于实验对象是社会中的人，需要验证的是行为命题，经济理论的实验需要运用有别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方法，主要有：

1.模拟和仿真

经济理论的实验不能刻意复制出现实经济的运转过程，而是要模拟出允许不同人类行为存在的环境，以便于实验者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人们不确定的价值观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查尔斯·普洛特认为：“实验室建立的经济与现实经济相比可能特别简单，但是却一样地真实。真实的人被真实的金钱所驱动，因为真实的天赋和真实的局限，作出真实的决策和真实的错误，并为其行为后果而真实地悲喜”。弗农·史密斯采用只有三个网络节点的模型来模拟电力系统，其实验结果基本上能反映现实电力系统运行中发电企业和电力交易商的行为类型和特征。

此外，实验经济学还通过一些仿真技巧来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一是采取“随机化”方法，被实验者的选取、角色的分配均随机产生；

二是保密实验意图，十分小心地讲解实验，不出现暗示性术语，以防止被实验者在实验前对行为对错已有判断；

三是使用“价值诱导理论”（Induced Value Theory），诱导被实验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

2.比较与评估

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和评估的方法。通过比较和评估，判断实验本身的好坏，分析实验失败的原因，验证理论的真实性。

首先，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查尔斯&#8226；普洛特和弗农·史密斯将实际付给被实验者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视作实验的“效率”，并把“效率”作为比较分析相互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甚至在没有现成理论的情况下，根据效率来提出和验证新的理论。

其次，方法上采取独立变动自变量。实验关系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时，容易出现变量之间的混合作用。因此实验中应独立地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的数据，为比较和评估提供非偶发事件资料。

第三，评估的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始终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就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的结论不可能按照形式逻辑的模式，只存在真或伪两种结果，而是用结论与其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例如，弗农·史密斯在电力市场竞争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之一是高峰负荷时期电价提高的概率密度较小，而不是一定不提价。

3.行为分析和心理研究

经济理论的实验是把社会中的人作为被实验者，所要验证的是人的行为命题，自然就需要借助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一是运用行为理论来完善和改进实验。例如针对行为人对重复行为有厌烦的心理，在实验设计中运用价值诱导方法，并把实验时间控制在3个小时内。

二是运用行为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实验者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后悔和认知失协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性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

三、实验经济学的意义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不可否认，这种假说演绎方法有科学合理的方面，但同时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论前提假设和数学推导排斥了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确定因素。又如经验检验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缺点。实验经济学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

最后，在实验室里，可以操纵实验变量和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了非关键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克服了以往经验检验被动性的缺陷。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

首先，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其次，实验经济学还催生出新的经济学科。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

再者，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验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而对微观经济论的实验也常常验证了宏观经济理论。例如查尔斯·普洛特模拟市场机制既验证了市场价格收敛于一般均衡，同时也考察了货币供给增加对产出的真实作用。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仅有短短的五十多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主要表现为：

实验参与者的主观性影响到实验的有效性。实验者在设计方案时无法完全排除个人偏好和主观猜测，被实验者在实验时有可能考虑与实验者的关系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期望。这些主观因素对实验的可重复性提出挑战，造成许多相同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由不同被实验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此外，目前实验经济学取得的主要成果还局限在微观经济理论，如何拓展其运用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金融经济学评述

宋逢明

金融经济学(Financial Economics)是金融学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以前在国内经济学界常常和货币经济学(Monetary Economics)相混淆。在西方金融学的教学体系中，金融经济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经济学还包括高级资本市场理论、高级公司财务理论以及研究方法方面的内容，如数理金融学、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而狭义的金融经济学则着重讨论金融市场的均衡建立机制。所以，金融经济学提供的是金融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而货币经济学讨论货币、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侧重于比较宏观的层面，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本文力图对这一金融学基础学科加以评述，内容则限制在狭义的金融经济学。

一、金融商品的特殊性

与一般的商品和服务市场的供需均衡相比较，金融市场的均衡建立机制有其特殊性，这是金融经济学产生和存在的基本原因。而这种均衡机制的特殊性，是基于金融市场所交易的金融商品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殊性。

金融商品是指在金融市场交易的有价证券，如银行存单、票据、债券、股票以及各种衍生证券等。国内称之为金融工具(financial instrument)，实际上，金融工具可以理解为市场普遍接受并大量交易的标准化金融商品。

所有的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两重性，金融商品亦是如此。但一般的商品具有使用价值的丰富多样性，而所有的金融商品则都是对未来收益的索偿权，即购买并持有一项金融商品，就是取得了对这项金融商品未来收入现金流(cash flow)的所有权即索偿权。因此，各种金融商品都可以看作各个未来的收入现金流。而所有的现金流都可以用三个基本特性来刻画，这就是流动性、收益性和风险性。如果我们把“三性”看作是金融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全部特性，那么，“三性”相同的金融商品就可被认为是具有完全相同的使用价值，因此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替代的。从而，在市场交易中，两项“三性”相同的金融商品就应该有相同的价值。

 但是，这样的说法是含混而不严格的。问题在于流动性、收益性和风险性如何度量，如何才能判断两项金融商品的“三性”相同？马柯维茨在1952年发表投资组合的奠基性工作时，其第一项基本贡献实际上是给出了被普遍接受和使用的关于收益性和风险性的度量方法。收益性是指预期收益，是未来各种可能情况下实际发生的收益的统计平均值，而风险性则是实际发生的收益对预期收益（即平均值）的偏离程度，用收益的方差或标准差来度量，二者都是统计平均的概念。至于流动性的度量，至今的研究尚无统一的意见，比较被接受的概念都与统计平均有关。如果两项金融商品的“三性”相同，现有的度量方法只能保证在统计平均的意义上相同，并不能保证实际实现的后果相同。

二、复制套利分析

在什么情况下两项金融商品才能被认为是完全互相可替代的呢？作为两个未来的收入现金流，只有在任何可能发生的场合，两者所发生的现金流都相等，即两个现金流在实际中完全相同，这两个现金流所代表的两项金融商品才是完全等价的。

这样的要求是否过于苛刻而失去实际意义？其实不然，这正是金融学最基础的分析手段。在金融市场中选取一项金融商品，如果可以找到另外一些金融商品，按适当的比重把它们组合起来，得到的组合在未来任何情况下产生的现金流都与原来那个金融商品未来的现金流相同，则这个组合就成为原来那个金融商品的复制品，原来那个金融商品就是这个组合的被复制品。复制品与被复制品的市场价值即均衡价格应该相等，如果不相等，就出现了无风险的套利(arbitrage)机会。可以对价格低者做多头（买进），对价格高者做空头（卖出），买进卖出差价就是套取到的利润。这样的操作是无风险的，因为多头与空头二者未来的现金流在任何情况下都相同，对空头承担的未来偿付现金流的责任完全可以用多头在未来获得的收入现金流来抵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发生问题。这是最基本的无风险套利的方式，还有其他一些不同的无风险套利的方式，但实质是一样的。套利机会的出现意味着复制品和／或被复制品市场价格失衡，套利力量将使价格复位，使套利机会消失。因此，金融商品的市场价格如果是均衡的，就意味着不存在套利机会，反之亦然。这样的分析方法称为无套利（机会的）均衡分析。其中，复制技术是关键。

 以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为例来说明上述复制技术。以下不分红股票欧式买权定价公式是金融学者所熟知的：

 附图{F62n324.JPG}

 公式左侧的c(t)是欧式买权在到期日前t时刻的市场价值，右侧实际上是它的复制组合。S(t)是标的物股票当时的市场价值，N(d[,1])则是股票的数量，{F62n325.JPG}是到期日T市场价值为X的无风险证券在当前时刻t时的折现值，{F62n326.JPG}就是无风险利率的折现因子，N(d[,2])则是无风险证券的数量，而前面的负号表示在这个复制组合中无风险证券是空标的物股票和无风险证券按一定比例的数量组合起来，就能复制买权。其中N(d[,1]和N(d[,2])是累积正态分布函数值，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意味着在复制组合中，股票的数量和无风险证券的数量要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地进行调整，才能保持住与买权的复制等价关系，这就是在金融理论和实践技术中非常重要的“动态复制”(dynamic replication)。等式成立，意味着左右两边到到期日产生的现金流在任何情况下都相同（欧式期权在到期日前不执行）；等式两边一旦不相等，就意味着出现无风险套利的机会。所以，复制和无风险套利在这个意义上二者是紧密相连的。实际上，所有的衍生品定价技术在本质上都是复制套利定价。

上面所述的被复制品是单个金融商品，复制品是一组金融商品。因为二者是完全等价的，所以前者可以看作后者的“组合”而后者就成为前者的“分解”。“组合”与“分解”技术是金融工程的核心技术，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地现有的金融商品加以组合和分解，可以创造出许许多多新型金融商品，这是金融工具创新的基本手段，其原理则是复制套利。

一般认为，无套利分析方法是莫迪利亚尼和米勒(Modigliani-Miller)在1958年发表的论文中首创的。这篇后来先后为两位作者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论文不但奠定了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而且开创了金融学科学分析的基本方法论。

三、金融市场特殊的均衡建立机制

套利力量的作用消除无风险套利机会所建立的均衡与一般商品及服务市场的供需均衡有什么区别呢？应该说，无套利均衡在本质上也是供需均衡，但有其显著的特殊性。

金融最基本的内涵是借贷，这蕴涵着金融市场具有“空头”即“卖空”的机制，“卖空”是先卖出商品以后再补进平仓，价格下跌就能获利，否则反之。“空头”头寸就是平

仓之前所负欠者。借贷关系是金融所特有的，在任何市场中，借一批商品来出售实际上已经是金融行为。而借贷和“做空”（即建立空头头寸）在本质上是同一回事。借贷不是无成本的，因此导出了资本成本的概念。资本成本是资本投资所要求的回报率即预期收益率。因此，资本成本取决于资本的使用而不是资本的来源。这一点易产生错觉。因为理性的投资者被认为是风险规避型的，通过市场竞争，风险高的投资要求的回报率就高，资本成本就高，反之亦然。

在现代金融市场的交易机制中存在两种空头：现金空头和证券空头，即业界所说的“融资”和“融券”。融资是借现金来购买金融商品，融券是借有价证券（即金融商品）出售。融资和融券都有成本的问题，成本的大小取决于用途。其用途的风险大，成本就高；风险小，成本就低。

当出现无风险套利机会时，意味着金融商品的价格失衡，套利行为就发生，套利力量会推动价格复位而重建均衡。这种套利均衡的机制与一般商品和服务市场的供需均衡机制相比较有以下两点显著的特殊性。

 第一点是空头机制的作用。对于价格被低估的金融商品或复制组合，套利者将建立现金空头大量借入现金用于购买，从而产生巨大的需求；对于价格被高估的复制组合或金融商品，套利者将建立证券空头大量出售证券组合或单个证券，从而产生巨大的供给。因为套利是无风险的，所以无论是现金空头还是证券空头的资本成本都很低，只要求无风险回报率。这样，套利者将倾向于无限放大套利头寸，从而产生巨大的供需压力，使失衡的价格迅速复位。

第二点特殊性在于建立均衡过程中参与者的情况不同。在一般的商品和服务市场中，一旦价格失衡，大多的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会采取行动，但每位供给者和需求者都只会少量地调整自己的供给量和需求量，市场将他们的调整集结起来，才会产生大的供需量的调整，从而推动价格复位。套利则不然，一旦发现套利机会，只需要少数套利者（在理论上甚至只需要一位）就可以利用空头机制建立巨大的套利头寸来推动失衡的价格复位。因此，套利产生的供需压力非常大，重建均衡的速度远高于一般商品与服务市场供需缺口的调整。这也就是为什么金融市场建立均衡的效率特别高的原因。

四、折现现金流分析

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上述无套利均衡分析所给出的金融商品的价值（由均衡价格表示）只是相对的，是与其他金融商品的价值进行相对比较定出的。金融商品价值的本源在哪里？

首先的问题是金融如何去度量价值？

金融对资产价值的度量与会计不同。会计采用历史成本法，计算的是资产的发生成本减去损耗（折旧）后的净值，得到的是账面价值。金融度量的则是实际的市场价值，采用折现法，对资产未来的收入现金流用适当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所以从价值度量的角度不妨说：会计是面向过去核算价值（当会计介入预算时，实际已经变成金融或财务的问题），而金融则面向未来估算价值。因此，金融的视角是对未来的预期，金融市场的均衡实际上是预期均衡。下面是大家熟知的计算现值的公式：附图{F62N301.JPG}

分子C[,t],t=1，……，T是各时点的现金流，分母中的r是折现率，PV则是这个折现现金流的现值。但是，许多人对于这个折现公式的认识是有差距的。因为各个C[,t]是未来发生的现金流，现在只能预测，所以在折现公式中实际使用的是C[,t]的预期值E(C[,t])，它们表示的是C[,t]的概率平均值，概率分布可以通过统计或其他方法获得。至于折现率r的问题更为复杂。首先，用同一个折现率r来折现不同时间段发生的现金流是不对的，应当采用不同的r[,i]t=1，……，T来折现相应不同时间段的现金流。这涉及到利率的期限结构(term structure)问题。此时折现公式变成：附图{F62N302.JPG}

其实际涵义是：r是对这个折现现金流的预期收益率，可以把它理解为各个不同的r[,i]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平均值。所以，我们实际上是用对现金流的预期收益（即资本成本）作为折现率来计算现值的。

但是，折现率r的复杂性还远不止此。众所周知，r有三个组成部分：货币的纯时间价值、通货膨胀率和风险补偿。货币的纯时间价值与市场的利率预期及期限结构有关，通货膨胀率随时间而变化，风险补偿的问题则更为复杂，不但与经济基本面变化及其他因素有关的市场预期相联系，而且因人而异。虽然理性的投资者被认为是风险规避即风险厌恶的，但各人厌恶风险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既然金融市场的均衡是预期均衡，那么，从价值规律的角度看，前述无套利均衡价格就应该反映以折现现金流的现值所度量的金融商品的价值。无套利均衡价格的确定是通过复制套利技术实现的，对于任一金融商品，构建复制品并非易事，动态复制过程在技术上相当复杂。就罗斯、柯克斯和鲁宾斯坦(Ross,Cox & Rubinstein,1979)设计的最为简化的二叉树定价方法而言，如果用来进行动态复制的话，阶段数一多，计算工作量亦将呈指数增长，会遭遇难以克服的计算困难。

于是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既然均衡价格应当反映价值，能否直接采用折现公式来统一地计算无套利均衡价格呢？

但是，如上所述，折现公式本身的函义就很复杂，尤其是折现率的大小因各人的风险偏好（厌恶）不同而不同。究竟应该采用多大的折现率呢？因此，采用折现公式直接计算市场均衡价格看起来非常困难，简直是无从下手。

金融经济学非常技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一部分的内容构成金融经济学的核心，并为金融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国外学者在构建这部分理论框架时采用了非常精致而深奥的数学模型和严密的推理，本文只集中讨论基本思想。

五、风险中性定价

因为人们的风险偏好（厌恶）的程度不同，因此各人所要求的风险补偿不同，从而无法找到一个共同的折现率用于计算折现公式。设想在一个假想的世界里，在那里生活的人都对风险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即他们在承担风险时，不管风险大小如何，都不要求风险补偿。同时，他们也不像赌徒那样为了追逐风险宁可付出风险折扣。这样的人称为风险中性(risk-neutral)的，这个假想的世界被称为风险中性的世界。理性的投资者被认为是风险厌恶(risk-averse)的，赌徒被认为是风险喜好(risk-preferring)的，风险中性的人则正好严格地介于二者之间。

在这样一个假想的风险中性的世界里，上述因为人们风险偏好（厌恶）不同而无法确定一个统一的折现率来计算折现公式的难题就没有了。对于任何现金流，都可以统一地采用无风险利率作为折现率，因为无风险利率既不含风险补偿也不含风险折扣。但是假想的风险中性的世界毕竟与真实的世界很不一样。在折现公式中：分子中的现金流是预期值，即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下的现金流的概率平均值。可以体会到，在假想的风险中性的世界里，各种不同情况发生的概率分布与真实世界中的概率分布应该是不同的。这个概率分布称为风险中性概率。于是折现公式应当改写为：附图{F62N303.JPG}

 其中E
(C[,t])表示风险中性概率的平均值，r[,ft],t=1,..,T是各个时间段的无风险利率。这样就得到在假想的风险中性的世界里采用折现公式得到的折现现金流的现值。

 现在的基本问题是：以这样的方式计算得到的假想世界里的现金流的价值拿到真实世界里，是否就是其所代表的金融商品的价值？进而言之，是否就是无套利均衡价格？

这里就可以看出金融经济学逻辑推理的巧妙！这里逻辑推理的原理是：一个金融问题及其解决过程如果与人的风险偏好（厌恶）无关，那么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拿到假想的风险中性的世界里去解决，在风险中性世界里获得的结果拿回到真实世界应该依然成立。

当套利机会出现时，因为它给予人们无风险地套取，利润的机会，所以不管发现套利机会的人的风险偏好如何，都会采取套利行动。所以，套利活动是与人的风险偏好（厌恶）无关的。那么，消除套利机会后的均衡价位也是与人的风险偏好（厌恶）无关的。既然我们认为无套利均衡价格就应该是折现现金流的现值，在假想的风险中性的世界里折现计算得到的现值在真实世界里也就应该依然有效。金融经济学采用严格的数学推导证明了这一逻辑推理的正确性。利用风险中性概率计算均衡价格的做法就被称为风险中性定价(risk-neutral pricing)。这一定价技术在国外大型投资银行的新产品创新中是经常使用的。

六、金融经济学三大基本定理

如果能够测算出一个市场的风险中性概率，那么根据风险中性定价的原理，就可以统一地采用折现公式计算出这个市场中所有金融商品的无套利均衡价格。于是问题转变成：对于一个金融市场来说，风险中性概率是否存在？如果存在，是否惟一？如果存在而不惟一，会发生什么情况？又如何处理？金融经济学的研究系统而完整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其成果总结为三大基本定理。我们在此作简单的介绍。

第一基本定理：存在风险中性概率的必要且充分条件是市场中不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这一基本定理在其证明过程中同时证明了采用风险中性概率计算得到的现值就是无套利均衡价格。在复制套利时，对于一项金融商品，需要找到另外一些金融商品组合起来成为它的复制品。问题在于：对于市场中的任何一项金融商品，是否都能构筑复制组合来动态复制它？换句话说，市场中是否有足够多的金融商品可以充当构筑动态复制组合的零部件？如果有，则这个市场称为动态完全的(dynamic complete)，否则就不是动态完全的。市场的动态完全性与风险中性概率的惟一性相联系，金融经济学证明了以下定理。

第二基本定理：风险中性概率是惟一的，其必要且充分条件是市场是动态完全的。如果市场是动态完全的，则所有的金融商品都可以采用风险中性定价的办法定出其惟一的价值，也就是无套利均衡价格。如果市场不是动态完全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存在风险中性概率，但不惟一，可能有多个风险中性概率。此时采用折现公式进行风险中性定价，可能计算出现现金流多个不同的现值。但根据第一基本定理，因为风险中性概率存在，所以此时并不存在套利机会（因为无法复制套利）。虽然不存在套利机会可以认为此时的价格是均衡的，但价格是否反映价值呢？风险中性定价得出多个不同的现值，说明市场对同一个金融商品的价值评价没有一致的意见。金融市场的一项重要功能是通过交易评价金融商品的价值，所以此时市场对于这些金融商品是失效的。不幸的是，实际的市场看来不是动态完全的。因此，风险中性概率可能是不惟一的，就会发生市场失效的问题。幸而，按照阿罗(K.Arrow,1964)的思想，发现了金融经济学第三基本定理。

第三基本定理：在一定的条件下，经过随时间动态地修改已有金融商品的组合，可以创造出新的原来“缺失”的金融商品，从而填补市场的完全性。这里所说的动态修改已有证券组合的做法与前面所述的动态复制有所不同。市场的完全性是指市场中是否存在足够多的“独立”的证券，对应于市场可能出现的各种可能的情况。动态修改的做法是要更为精细地划分调整组合头寸的时点，从而获得更多的价格信息并相应地更为频繁和灵活地调整组合的头寸。这样获得的动态组合将会具有相对于市场上原有证券的“独立性”，从而增加市场的完全性。市场的完全性是金融学的非常基本和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和市场的有(effectiveness)和效率(efficiency)紧密相连，并与前述无套利均衡及风险中性定价有很好的逻辑上的一致性。金融学者应当掌握这个概念。

七、结束语：理性预期及其他

在本文中，我们反复地强调了套利行为。需要指出的是：套利和投机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交易行为。套利是寻找市场失衡的机会，构筑相反的套利头寸套取无风险利润。金融场的均衡既然是预期均衡，所以一定是建立在当时的信息结构的基础之上。当有新的信息到达市场，信息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均衡就被打破，将在新的信息结构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均衡。投机依赖的是预测，可以认为预测的是原来的均衡向新的均衡变化的方向，从而建立相应的头寸来获取风险利润。套利在理论上被认为是无风险的，投机则肯定是冒风险的。套利和投机都是理性的行为。不管人的风险偏好（厌恶）如何，发现无风险套利机会都会采取行动。而投机者是风险厌恶的，冒风险一定要求获得相应的风险补偿。冒风险而不要求风险补偿的行为是赌博，赌博不是理性的投资行为，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将赌博归入消费的范畴。

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金融经济学是建立在理性预期的假设基础之上。理性预期被认为是在一切可能信息基础上的最优预期。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也由于市场中存在非信息驱动的交易（例如因为流动性需求而发生的交易），理性预期的假设（连同其在金融学中的平行展，即有效率市场假设）近年来金融经济学的前沿研究中已经遭遇严重的挑战。例如，非信息驱动的交易被称为“噪声”交易，是行为金融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行为金融学的前提是挑战理性预期假设。

通过本文的评述可以看到，金融创新能够填补市场的完全性，而市场完全性的增加能够使市场更为有效和更加有效率，使市场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经济预期评价企业的价值，从而更有效地通过配置收益和风险来配置资本源，而风险管理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金融创新和风险管理，是金融发展的两大核心课题。

国外企业激励理论述评

人们对激励问题的研究是从两个不同的思路展开的。一是在经验总结和科学归纳的基础上形成的管理学激励理论。二是在人的理性假设基础上，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数学模型获得的经济学激励理论。下面我们对这两种激励理论的演变过程和新近的进展作一综述，并由此得到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几点启示。

一、管理激励理论述评20世纪初，管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就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怎样激励人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激励理论。这种激励理论侧重于对人的共性分析，服务于管理者调动生产者积极性的需要，以克服泰勒首创的科学主义管理在人的激励方面存在的严重不足。自本世纪初以来，激励理论经历了由单一的金钱刺激到满足多种需要、由激励条件泛化到激励因素明晰、由激励基础研究到激励过程探索的历史演变过程（吴云，1996）。按照研究激励侧面的不同与行为的关系不同，根据理论史上的上述差异，可以把管理激励理论归纳和划分为以下不同类型。

1．多因素激励理论。多因素激励理论是从研究人的心理需要而形成激励的基础理论，它着重对激励诱因与激励因素的具体内容进行研究。其代表理论有：马斯洛（A.Maslow，1954）的需要层次理论、奥尔德弗（Alderfer，1972）的ERG理论、麦克利兰（D．C．McClelland，1961）的成就需要理论、梅奥的“社会人”理论（E．Mnyo，1933），赫兹伯格（F．Herzberg，1957）的“激励—保健”双因素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有五个层次：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个层次象阶梯一样从低向高，一个层次的需要满足了，就会转向另一个层次的需要。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表明，针对人的需要实施相应激励是可能的。但激励人们努力的方式不应是单一的，当物质激励提供的激励效果下降时，就应增加精神激励的内容。要根据人的不同需要和不同的社会环境，设计相应的激励方案。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被奥尔德弗概括成ERG理论，即生存（Existence）、关系（Relatedness）和成长（Growth）理论。随后，赫兹伯格对满足职工需要的效果提出了“激励一保健双因素论”，认为仅仅是满足职工的需要还不能排除消极因素，就如卫生保健不能直接提高健康状况，只能有预防作用那样，满足需要可以认为是消除职工不满和抵触情绪的一种“保健因素”，更应当注重“激励因素”对人的作用，这样才能使满足人的各层次需要的工作收到提高生产率的实效。麦克利兰提出的成就需要理论对研究经营者的激励方式具有更为直接的作用。他认为人的基本需要有三种：成就需要、权力需要和情谊需要，具有强烈成就需要的人，把个人的成就看得比金钱更重要。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对具有高目标值的企业家或经理人员的激励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行为改造理论。这一理论被认为是激励目的理论，激励的目的是要改造和修正人们的行为方式。这种理论主要有“挫折论”、“操作型条件反射论”和“归因论”。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B·F·Skinner）提出的操作条件反射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对外部环境刺激所作的反应，只要创造和改变外部的操作条件，人的行为就会随之改变。这种理论的意义在于用改造环境的办法来保持和发挥那些积极的、愉快结果的行为，减少或消除消极的、不愉快结果的行为。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对行为改造理论提出新的要求，希望将环境设计技术与道德抑制结合起来，使激励的方式多样化。

3．过程激励理论。过程激励理论着重研究人的动机形成和行为目标的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是弗鲁姆（V．H．Vroom，1964）的期望效价理论、亚当斯（J.S.Adams,1963）的公平理论以及彼特（L．Porter）和劳勒（E．Lawer）的综合激励等。这些理论研究表明：根据人们的行为动机以及目标设置，将个人需要、期望与工作目标结合起来，能够充分调动和发挥生产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弗鲁姆对于如何提高激励因素的激励力，提出了“期望模式理论”，他认为，某一行动成果的统效，以及期望机车——职工认为某一行动成功可能性的程度，这两者直接决定了激励因素的作用大小。这个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们只有在预期其行动有助于达到某种目标的情况下，才会被充分激发起来、从而采取行动以达到这一预期目标。在此基础上，美国的波特和劳勒在60年代末建立了期望论模型。期望论认为激励力量的大小取决于多方面的变化因素，涉及当事人对该项工作的成功、所获报酬以及相关影响的认识和评价。这一理论工作中所包含的内在激励的重要性，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把一项工作交给内在激励价值高的人会比交给内在激励价值低的人产生更大的激励效果。亚当斯的公平激励理论强调工作报酬相对公平的重要性，认为同等的报酬不一定获得同样的激励效果，只有通过对他人的投入进行比较，才能知道同等报酬是否具有相同的激励效果。如果激励机制的设计违背了公平原则，将会导致激励效果的下降。比如，在同一单位工作的人，如果偷懒的人与勤奋的人具有相同的工资报酬，其结果只能是大家都偷懒。因此，要想提高报酬的激励效果只能是让投入多的人获取相对高的报酬。

4．综合激励模式理论。综合激励模式理论是由罗伯特，豪斯（Robert House）提出的，主要是将上述几类激励理论综合起来，把内外激励因素都考虑进去。内在的激励因素包括：对任务本身所提供的报酬效价；对任务能否完成的期望值以及对完成任务的效价。外在的激励因素包括：完成任务所带来的外在报酬的效价，如加薪、提级的可能性。综合激励模式表明，激励力量的大小取决于诸多激励因素共同作用的状况。

二、现代经济学对激励问题的研究本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关注被传统经济理论所忽视的企业内部管理效率问题，认识到激励的重要性。与管理学通过对人的多种需求研究激励不同，经济学对激励的研究是以经济人为出发点，以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为目的。

1。激励问题研究的演进。由于过去约一百年时间形成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待企业，企业在标准的阿罗和德布鲁的竞争—均衡范式中被看作生产函数。哈特（Hart，1998）认为该理论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它完全忽略了企业内部的激励问题”。传统的厂商理论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唯一的经营目标，而现代企业由于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企业经营者的追求目标与利润最大化目标并不一致，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控制也往往因信息不对称而难以奏效。1932年，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出版了《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提出著名的“管理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命题，使传统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理论受到严峻挑战。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企业管理者的多目标模型开始流行，鲍莫尔（Baumol，1959）、玛利斯（Marris，1964）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1964）分别提出了企业最小利润约束下的销售收入最大化模型、最小股票价值约束下的企业增长最大化模型和最小利润约束下的管理者效用最大化模型。这些模型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掌握控制权的管理者与拥有所有权的股东之间的利益目标差异，并提出了代理制企业中如何激励管理者以符合股东利益目标的新问题。

经济学研究激励问题的突破性进展是近20年的事。进入70年代以后，一方面由于威廉姆森等人对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经济学、契约理论或委托代理理论在微观经济学领域的突破，始于科斯、伯利和米恩斯的现代企业理论在近20年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激励问题成为其中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1972年，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将企业研究的重点从使用市场的交易费用转移到解释企业内部结构的激励问题（监督成本）上，提出团队生产理论，认为企业实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产品是由集体内若干成员协同生产出来的，每一个成员的真实贡献不可能精确度量，从而不能根据每一个成员的贡献去支付其真实努力的报酬，这就给偷懒者提供了机会。为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监督者进行监督，并相应对监督者进行激励。由此提供的激励模式，强调了剩余索取权在激励监督者中的重要性。

1976年，詹森（Jensen）和麦克林（Meckling）在《公司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资本结构》一文中，使用“代理成本”概念，提出了与上述交易费用理论相类似的观点，认为“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让经营者成为完全剩余权益的拥有者，可以降低甚至消除代理成本。

霍姆斯特姆和蒂罗尔在《企业理论》（Holmstrom ＆Tirole，1989）一文的综述中进一步强调了所有权在解决企业激励问题上的重要性。为解决代理问题，经济学提供了三种激励措施，其一是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直接监督。这种做法一方面因客观存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直接监督尽管能减少代理人行为上的偏差，但不能消除代理人思想上的消极因素，从而不可能完全消除代理成本。另一方面可能因监督的成本太高而损害了委托人监督的绩效。通常这种激励措施只能应用于代理人行为结果易于判断的情况。其二是让代理人承担全部风险，并享有全部剩余索取权，委托人的利益为零。在委托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定下，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存在，除非资本的利率为负。其三是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按一定的契约进行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将剩余分配与经营绩效挂钩。这是目前绝大多数两极分离的公司实行激励经理努力的方法，不同的只是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比例。

由威尔森（Wilson，1969）、罗斯（Ross，1973）、米尔利斯（Mirrlees，1974）、霍姆斯特姆（Holmstrom，1979）以及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 ＆ Hart，1983）等人开创的委托一代理理论，应用模型分析，主要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代理人的行动不能直接让委托人观察到，从而产生代理人不以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形成了现代企业激励理论的核心。委托一代理理论有两个主要的结论（张维迎，1995）：一是在任何满足代理人参与约束及激励相容约束，而使委托人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激励合约中，代理人都必须承受部分风险；二是如果代理人是一个风险中性者，那么就可以通过使代理人承受完全风险（即让他成为唯一的剩余权益者）的办法来达到最优激励效果。结论对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构建代理人的收入结构模型中，为减少代理人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风险收入是一个不可少的变量。值得注意的是，委托代理理论的两个结论是有前提条件的，一是委托人对随机的产出没有（直接的）贡献二是代理人的行为不易直接地被委托人观察。如果委托人对产出有直接的影响，让代理人承担全部经营风险，就容易发生委托人向代理人“搞竹杠”问题。如果代理人的行为能够直接被委托人观察到，代理人的激励问题或者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就不存在。此时，最优契约安排是委托人得到完全的剩余，代理人只能得到自身最低满意效用的固定收入。所以，将委托代理理论应用于现实的代理制企业时，既要注意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否符合现实，也要注意对代理制企业经营者行为的激励，不仅仅是对代理人激励报酬的设计，更重要的是要改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因信息不完善带来的激励偏差。

2．激励理论的新发展。80年代以来，经济学将动态博奕理论引人委托一代理关系的研究之中,论证了在多次重复代理关系情况下，竞争、声誉等隐性激励机制能够发挥激励代理人的作用，充实了长期委托一代理关系中激励理论的内容。由克瑞普斯等人（Kreps ＆ Wilson，1982；Milgrom ＆ Roberts，1982）提出的声誉模型，解释了静态博奕中难以解释的“囚徒困境”问题。当参与人之间只进行一次性交易时，理性的参与人往往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通过欺骗等手段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其结果只能是非合作均衡。但当参与人之间重复多次交易时，为了获取长期利益，参与人通常需要建立自己的声誉，一定时期内的合作均衡能够实现。

法玛（Fama，1980）的研究表明，在竞争性经理市场上，经理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从长期来看，经理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因此，即使没有显性激励的合同，经理也会有积极性努力工作，因为这样做可以改进自己在经理市场上的声誉，从而提高未来的收入。霍姆斯特姆（Holm－strom，1982）将上述思想模型化，形成代理人一声誉模型。这一机制的作用在于，经理工作的质量是其努力和能力的一种信号，表现差的经理难以得到人们对他的良好预期，不仅内部提升的可能性下降，而且被其它企业重用的机率也很弱。因此，外部压力的存在，该经理意识到偷懒可能有害于他未来事业的发展＞同时这一机制也反映出有限的职业生涯限制了过去的业绩对未来持续影响的程度，随着声誉的未来贴现减少，其影响力也就随之下降。国有企业出现的“59现象”，恰恰表明，声誉对即将退休的经理的激励效果下降，因为经理的努力在退休后获得的补偿很少。为发挥声誉的激励作用，应该使具有良好声誉的经理能终生从中获益，不一定要对有能力的经理实行强制退休制度。

80年代末，在格罗斯曼和哈特（1988）、哈里斯和雷维夫（Harris ＆ Raviv，1988）的工作基础上发展的证券设计理论，建立了有关投票与剩余索取权相匹配的模型，认为证券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控制手段。其主要观点是，投票权应该与剩余索取权正相关，而无风险的“廉价选票”从不应该发行。即；通过投票来选择管理者的权力必须由那些承受经营风险的人掌握。这种理论用到经理激励研究方面，其重要影响表现在，只要将选择经理的权力交给那些承受经营风险的投票人，经营业绩不好的经理将会因此而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因此，这一选择机制会激励经理为获取企业控制权而努力经营，提高经营业绩。由此可见，经理激励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于经理选择权的安排；把控制权与企业绩效相联系是激励有控制权欲望的经理提高经营业绩的重要条件。

90年代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经理报酬对经营业绩的敏感性，研究企业股本价值变动与总经理报酬变动之间的统计关系，并用前者衡量总经理生产率。这些研究表明：（l）平均而言，总经理报酬对企业业绩并不十分敏感（Jensen ＆ Murphy，1990）；（2）在不同公司中，总经理报酬的敏感性变化相当大；（3）敏感性与行业特征有关，但它也与企业特殊风险相关（Murdoch，1991）。对于总经理报酬与经营绩效之间这种非正向关系，德姆塞茨利用拉齐尔与罗森的比赛理论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Demsetz，1997），提出高层经理的高报酬如同比赛的高额奖金能够给追求者提供激励。

三、几点启示

1．激励方式应多样化。激励理论内容的深化是随着企业的所有制存在形式不断发展而相应发展起来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所具有的两种典型的形态是欧美模式和日本模式，日本模式是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从业员主权型”。对企业内雇员的激励主要通过三种手段，即终生雇佣制、年功工资制和企业内部考评晋升制。无论是对雇员还是对经理，都充分利用了人的“社会性”和“合作性动机”这一激励机制。欧美企业激励模式则主要是通过市场的竞争造成对在职经理或雇员工作压力，认为不努力的雇员或经理会被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经理市场所淘汰。日本企业更多的是从人合作的一面实行激励，与管理学中的激励理论较接近；欧美企业更强调“产权”的约束，从人不会自动合作的一面进行制约，与经济学中的委托人对代理人制约的激励机制相接近。实践表明，每一种模式都有各自的优势，但也都存在一些不足。笔者认为，企业管理激励模式的发展趋势将是两种激励模式的融合。将“正向激励”与“负向激励”结合起来，既强调市场竞争的外部激励作用又强调企业文化与内部协作等激励的作用。当前，企业激励机制设计应该强调物质激励（如报酬）的作用，同时还应该采用高层次的激励（如声誉）去挖掘经理努力工作的潜力。把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激发经理的工作热情，促使经理行为服务于组织目标的实现。

2．经营者选择权应该下放到企业。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选择过去一直是上级主管部门任命，无论是从提高国有资产经营效益还是从拥有经营者的信息优势方面，这种任命都存在许多缺点。根据证券设计理论的选择机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择权力应该交给那些最关心国有资产收益的人。在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过程中，把企业发展与职工的就业和福利等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有利于企业职工更关心经理的选择，因此，将经理的选择权从主管部门下放到企业、让企业收益的直接受益者选择经理，会更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另外，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来看，一方面，由于信息的获取需要成本、上级主管部门对经理人员的调查不可能全面，容易造成对经理人员选择上的偏差，而且还．可能产生经理人员对上级血管部门的寻租而损害企业利益。另一方面，企业职工对企业管理者的行为，因自己的切身体验而感受较深，形成对经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有更多的信息优势，从而选择出的经理人员更能代表整体职工利益。经理选择权的下放，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内部人控制，但笔者认为选择有能力的经理更为重要，因为内部人控制这一新产生的问题相对于低能力经理导致的效率损失要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