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好文章不敢独享，这是至今为止我读到的最清晰地阐述房价与内需关系的文章----</P>
<P>作者：陈光炎教授是联合早报咨询团成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和经济学教授。曾任新加坡政府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陈教授也是2004年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第十一个五年计划 (2006-2010) 专长组成员。</P>

<P>中国可以靠内需带动自己经济的火车头</P>
<P>陈光炎教授</P>
<P>要点：</P>
<P>　　通过大量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农村个人现金消费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不断下降, 家庭部门的利益受到挤压。</P>
<P>　　同时，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收入与国营企业收入占GDP的比例虽然不断上升，却把收入投入固定资产投资之中，以致城镇与农村家庭收入虽然也略有改善，却因为得负担更大的教育、住房及医疗开支，出现了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升, 但居民个人消费比例和家庭储蓄率却减少的怪现象，因而使到国家内需一直不振。</P>
<P>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已使其成了强大的经济体，但由于过于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因而使中国仍是个被美国和欧洲火车头牵制着的火车厢。</P>
<P>　　中国应把大量的固定资产投入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项目，这样不仅可以降低能耗和减少污染，並可减缓中国家庭在这些方面的沉重负担，进而释放出庞大的居民消费能量，使中国成为可依靠内需带动自己的火车头，甚至带动亚洲国家和全世界。这对中国在区域甚至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也会有很深远的影响。</P>
<P>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政府把增加的收入回流给广大民众，这不仅可以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消费和福利，还可让民众切身感受到经济改革的利益，这样经改才能获得更广泛支持而能走得更远、取得长效。</P>
<P>(一) 家庭部门利益受到挤压</P>
<P>　　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和摩根士丹利的统计数据看，过去50年，美国个人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很高，从60％稳步增至70％。与之相反，中国个人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一直“跌跌不休”，从65％下降至38％左右 (图表1)。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GDP增长是投资和出口拉动型，主力来自国家对固定资产和大项目的投资，而百姓消费力量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P>
<P>　　民众在经济的份额也呈下降态势, 其中农村个人现金消费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都在下降。</P>
<P>　　同时，中国的储蓄率很高，增长非常快，占GDP的比例达52个百分点，但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数据，政府储蓄率占GDP比例在上升，企业储蓄率占GDP比例在上升，家庭储蓄率占GDP比例却是在下降(图表2) 。其实，国家已经把教育、医疗、退休金和住房的财政负担移到家庭部门，使得最近几年尽管GDP在上升，而家庭的财政负担却不断加剧。最近有调查就显示，虽然国家经济增长快，85%的受访居民感到目前的生活费负担比10年前更为沉重。 <BR>(二) 利润的上升</P>
<P>　　图表3比较家庭、公司以及国家的银行存款情况。其中，增长最快是公司的银行存款，最近3-4年，公司的银行存款增长速度非常快。</P>
<P>　　基本上，GDP有三个部分的收入，第一部分是工资，这些工资是到家庭部门去，就变成消费了，这个部份有增长，但是比例有所下降, 显示家庭部门利益受到了挤压。</P>
<P>　　第二部分是利润，利润是到企业部门去。（事实上，因为大企业主要是国营而非民营, 所以利润是集中在政府部门而没有分发到家庭部门去。）这部分的利润增长速度比GDP快，比例一直在上升。因为利润主要是投到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整个GDP增长的趋势则是约束了家庭部门利益、工资和个人消费，膨胀了企业的利润，膨胀了固定投资，膨胀了出口（图表4）。</P>
<P>　　第三部分是税收，增长的速度也比GDP快，比例也一直在上升。在利润和税收的碰撞之间，家庭的部分受到了一定的挤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目前呈现出的趋势是：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一直在上升，出口比例一直在上升，个人消费比例却一直在下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国内消费相对不足的原因。</P>
<P>(三) 上升的贸易顺差与中美关系</P>
<P>　　中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在2006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比例是10个百分点(图表5)，是世界最高的一个国家，如果分析中国和各地区贸易收支状况的话，可以看到，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有逆差；中国和美国、欧洲的贸易则是顺差越来越大。</P>
<P>　　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比例是10个百分点, 虽然没有具体数据，但按照我个人的推测，地方政府的收入很多，税收包括土地和房地产之间的税费大概占到GDP的8-10个百分点，但却有很多财政收入，也就是土地和房地产之间的税费，没有具体上报，否则地方政府的盈余应该是差不多10个百分点的GDP。</P>
<P>(四) 政策建议：调整地方政府与家庭部门之间的力量平衡</P>
<P>　　国家是否富强，不能光靠GDP增速，关键还要看百姓实际生活水平和福利指数。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发展时忽视公共福利投入，就会出现国富民穷现象。<BR>　　而真正的国家富强，必须由国家富强和百姓富裕“两条腿”支撑，才会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且，在经济发展中，政府要多为民谋利，少与民争利，才会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P>
<P>　　要把目前的趋势扭转过来，中央政府除了在最近几年开始做的一些工作，比如把中央政府总支出以及固定资产投入转向农村、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为，还要关注住房这一重要民生问题。</P>
<P>　　近几年，中央政府在这方面也做了努力，出台了系列的政策，但高昂的房价还是让许多老百姓买不起房。</P>
<P>　　新加坡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经济发展很不好，政治也不稳定，但当时为什么能建立“居者有其屋”和中央公积金的体系呢？</P>
<P>　　这背后其实有一个故事。那是发生在1964年的时候。有一天时任总理的内阁李光耀资政乘车经过一条街时，碰到了在扔石头、放火烧轮胎的暴动群众。这期间，有个人匆匆从楼上跑下来，把一辆旧电单车搬上楼去。</P>
<P>　　由此，李资政想到，这个人有一辆小小的破旧电单车，就知道要保护资产，害怕暴动，如果我让每一个新加坡人都有房子，有资产的话，他们也会害怕暴动；没有暴动，社会就稳定，经济就会发展上去了, 如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就能良性循环了。</P>
<P>　　所以，李资政执政后的第一个政策，就是把所有喜欢暴动的无产阶级转变成害怕暴动的有产阶级。这是新加坡建立“居者有其屋”和中央公积金体系的政策背景。</P>
<P>　　目前中国房价太贵了，而土地是最主要的关键成本。地方政府不应卖土地赚大钱，要让普通老百姓可以买房子。当年新加坡决定实行“居者有其屋”政策时，公屋土地没有招标,(但是私营房屋土地有招标) 。公屋土地价格是倒过来算的，即先把老百姓能承受的价格先算出来，比如普通老百姓4－6年的总收入是多少，如果平均是25万元，那么房价就定在25万元。这25万元再扣除建筑成本、房地产商一定比例的利润（非暴利）后，剩下的就是土地价格。然后政府就按照这个价格卖给房地产商。房地产商拿不到暴利，政府卖土地也不为暴利，这样普通老百姓就能买得起房了。</P>
<P>　　现在中国的情况是房价象气球一样，一直在飞，老百姓看得见，拿不到。如果政府给气球绑上石头（也就是土地定价的办法）, 把气球压下来了，这会促进中产阶级的形成。有房阶级的增加，对社会的稳定有一定的好处，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40年以来政治一直比较稳定的原因。</P>
<P>　　中国政府应该做出政治决定，让20%至60%的国民住入公共住房，公共住房的价格应该维持在普通家庭年均收入的四到六倍。<BR>　　中国除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外，也应该建设“社会主义新城镇”。政府有责任保护和支持中低阶层买房子，他们就会以拥护政权和支持社会稳定作为回报，这是很公平的。政府公共住房政策也能缓解国内收入不平衡的的矛盾，促进政治稳定，也符合中央近年号召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政策方向</P>
<P>　　另外，也可以建立一些针对地方政府的有效机制。比如，对于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除了GDP增长之外，把居民的福利，以及各个方面社会服务的投资也包括在其中，通过激励地方政府的机制，改变地方政府只追求GDP增长的心态，而更要重视居民在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福利。</P>
<P>　　此外，因为行业垄断和享有资源优势等因素而取得丰厚利润的国营企业，也应上缴红利。我作了一个计算，如果中央政府要国营企业支付红利，而且上缴比例达到一半的话，2006年中央政府的医疗和教育支出就可以增加1倍。家庭在这方面的负担就可大大减少。</P>
<P>　　中国目前面对的问题是资源分配的问题。中国政府应把增加的收入回流给广大民众，只有让民众切身感受到经济改革的利益，经改才能获得更广泛支持而能走得更远、取得长效。</P>
<P>　　这样做也可以减少过多的投资与过度的出口，降低能耗和减少污染，改善家庭可支配收入和个人消费的支出，改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减少社会对立和不公的情况。从国外大趋势来看，如果把部分的GDP转向国内消费而不是转向出口，也可以减缓人民币升值压力。 </P>
<P>　　增加GDP方式从投资和出口转向国内消费驱动，可以减少中国对美国，欧洲的出口依赖。现在美国是火车头，中国是车厢，如果美国给中国压力，中国就会受到一定的牵制和影响。如果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国内，中国就可以从车厢变成一个火车头，可以带动自己经济增长，甚至带动亚洲国家和全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可以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消费和福利，对中国在区域甚至全世界的政治, 经济和外交也会有很深远的影响。</P>
<P>(陈光炎教授是本报咨询团成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和经济学教授。曾任新加坡政府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陈教授也是2004年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第十一个五年计划 (2006-2010) 专长组成员。)<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