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交所和深交所的一些文章也正式检验过的。但这个检验有问题，企业绩效必须和独立董事的比例正相关的结论是很难得到的，即使是国外。这就像检验民主进程和国家绩效一样。除非测度绩效的指标能够涵盖制度绩效范畴。

另外，测度独立董事和企业绩效之关系和测度股权结构和企业绩效之关系一样，看是有道理，其实很无聊。两类变量之间并不是线性关系。而且影响企业绩效的指标非常多，一个好的计量模型应该考虑到这些。

这个看法是针对中国市场而言的。按照国外通行的指标测度，企业绩效用托宾Q，但这个指标对于中国企业根本不能用，因为无法估算企业证券和资产的重置价值，市场不发达嘛。对于股权结构而言也是如此，独立董事也好，股权结构也好，取决于其实际上的控制权的分布，在中国大陆股权结构和控制权分布经常不一致。但是测度控制权又是非常困难的事。

打个比方，你说一个公司是董事长说了算还是总经理说了算？那不一定。在公司治理非标准化的环境中，这要看这个人的背景。有的时候是一个副董事长说了算，因为这是个国有企业，而且他来自省委组织部。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更难测度了。这就是研究中国公司时大样本的失败之处。

今天刚刚看了国泰基金一个叫谢丹阳的基金经理的采访，他手下的基金业绩在国内最好，但他自称是采取一种狗仔队的选股方式，也就是深入追踪了解选股对象，甚至挖掘一些八卦新闻。

说得学术点，谢的选股理论就是案例。这一点和俺们老师的看法一致

谢丹阳？——该不是IMF、香港科大的那个经济学家吧？呵呵

狗仔队选股？新鲜！从理论上讲，如果是市场结构决定行为，那么就可以用证券市场的大样本做研究推测人和企业的行为。如果是行为决定结构，那么就需要找到测度行为的办法。直接观察、事件研究、案例研究也是可取的。既然是研究行为，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应该大有用武之地了。

不过，我还是坚信，一定有一种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都可行的办法进行大样本检验，但是寻找总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