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在福利经济学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中，做出了几项突出的贡献。他的贡献范围包括公共选择定理的理论、福利界定和贫困指数、以及对饥荒的经验性研究。它们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是：分配问题中的普遍利益和社会成员中大部分贫困人口的特殊利益。森明确阐述了这些情况（或条件）它们允许把个体的价值综合到公共决策中,以及这样一些情况（或者条件）：它们允许公共决策的制定要紧密地围绕着个体权利的范围。当公共决策被制定的时候，通过对不同个体福利的可用信息的分析，他提高了比较不同社会福利分配的理论基础，并界定了新的标准，和更多的满意程度以及贫困指数。在经验理论的研究中，森的理论方法的应用加强了我们对在贫困状态下对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
能够把社会上不同个体成员的的价值整合成整个社会的价值吗？尽管听起来象是公平的并合乎理论要求的。主要的原则是一个具有工作性的决策原则吗？怎样衡量收入的不平等？在不同的社会中，我们什么时候并怎样比较福利的分配呢？我们怎样找到一个最佳的贫困线的值？哪些因素导致饥荒呢？通过回答这些问题。已经在经济科学的核心领域做出了许多卓著的贡献，并且为后来的研究者们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天地。通过整合经济学和哲学上的研究工具，在一些重要的经济学问题的讨论上，他已经恢复了一个伦理的方面。
个体价值和公共决策
什么时候有一个通用的协定使公共选择是无可争议的。当意见分歧的时候，怎样找到一些方法，把关系到每个人决策的不同意见综合在一起。公共选择理论精确地致力于个体价值和公共选择的联系中，社会偏好作为一个整体来讲，虽然来自于社会上各个成员的偏好，但仍然是能够被统一起来的。最基本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得到这种统一。从等级或者评估的可行性讲，答案是有决定性的,不同的社会形态以及籍此建立的有意义的的社会福利尺度。
多数规则
多数投票原则也许是集体决策中最常用的规则。后来人们发现这个规则有诸多缺陷，除此之外，它有时还使多数人受到少数人的压迫。在一些情况下，它还使一些策略性投票得益，例如，不投自己偏好的选票，或者通过操纵对各个选项的投票顺序来得利。多数规则有时还可能由于“非传递性”而产生不了明确的结果。在一个集团中，在两个选择之间进行投票有时并不能产生清晰的结果。第一个多数团体对a的偏好大于b，相反，第二个多数团体对b的偏好大于c，同时，第三个多数团体对c的偏好大于a。在这种循环的脆弱性中，决策规则并不能为任何一个大多数选择出一个绝对好的偏好来。通过与Prasanta Pattanik的通力合作，阿马蒂亚森已经明确了那些通用的条件，并排除了多数规则的非传递性缺陷。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与集体决策规则有关的这些问题引起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的浓厚兴趣，他尽可能多地检查了每一项综合个体偏好（价值，选票）的规则，在他那里大多数原则只是众多选择规则中的一种。他设定了五个合理的集体决策规则应该满足的条件，通过研究他发现，竟然没有能同时满足这五个条件的集体决策规则。这个结论被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
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阿罗不可能定理似乎成为规范经济学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怎样综合社会个体的偏好？和怎样在理论上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评价不同社会形态的方法呢？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森在工具性建设方面的贡献减少了这种悲观主义的色彩。森在这方面的研究推动了规范经济学跨越这个障碍向前发展。他的研究工作不仅丰富了社会选择理论的原则，而且它们开辟了一个新的和重要的研究天地。森1970年的著作《集体选择和社会福利》是其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它使许多研究者恢复了对基本福利的兴趣，另外这本书还具有哲学的风格，为对规范问题的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这本著作以及许多独立的文章中，森还深入研究了一下问题：多数原则，个体权利和关于个体福利的信息的可用性。个体权利
对于一个集体决策制定规则来说，一个不证自明的先决条件就是它必须是非独裁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是不反映任何单一个体的价值。保证个体权利的最低要求是尊重个体偏好，这些偏好至少包括一些人的最基本的一些方面，例如，尊重他们个人的范围。通过证明没有集体决策规则能够完成阿罗不可能定理中的个体权利和其它公理中的最低要求，森指出了一个基本的两难推理。这个发现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的科学讨论，也就是关于一个集体决策规则能够在一定范围的个体权利中产生的范围问题。
关于个体福利的信息
传统上的社会选择理论只是假定每一个体都能够列出几种不同的偏好选择，而不用给出任何有关人们之间比较能力的假定。这种假定当然就回避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即与不同的偏好紧密相连的的功利个体是否能够真正比较。不幸的是它也排除了关于不平等的值得一提的任何事情。通过证明在公共决策中，关于人际关系间比较能力的影响的不同假设，他在社会选择理论中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当通过规范哲学应用提出的原则去评估社会上不同偏好的时候，他也证明了这些暗含的假设。功利原则，例如，当评估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的时候，综合所有个体的功利性就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它们假定在可选择的社会功利性的不同。这个原则曾经被美国哲学研究者约翰·罗斯用公式表达——社会形态的评估应该仅以最坏的个体作为参考——假定每个个体的功利水平能够与其他的人的功利水平相比较。后者在社会选择中得到发展，并被延伸，主要体现在森的如下研究上：信息分析、人际关系的比较和个体功利。
福利和贫困指数
为了比较不同国家的福利分配，或者研究一个给定国家的分配的变化，一些衡量不同福利或者收入的指数是必需的。对于社会选择理论来说，这些指数的结构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在不公平指数是与代表社会价值的福利功能紧密相联的意义上。在这个领域中Serge Kolm,Atkinson以及后来的阿马蒂亚森第一次得出了非常有价值的结论。在1970年左右他们阐明了如下关系：洛伦茨曲线（用来描述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用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和不同收入分配的社会秩序。后来森在界定贫困指数和其他福利指标上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贫困指数
一个社会中贫困的共同标准是在一定的、预先确定好的贫困线下的人口（用H来代表）。但是这个标准的理论基础是不清楚的。它也忽视了穷人中的贫困程度；即使在社会中最贫穷阶层的收入有了显著的提高，只要他们的收入还没有越过贫困线，就不会影响H值。为了修补这些不足，森从他设立的贫困指数中假设了五个合理的公理：P=H·[I+(1-I)·G]。在这里G是基尼系数，I是收入分配的标准（在0与1之间），它们俩计算出的值仅仅适用于贫困线一下的个体，依靠他早期的关于单一个体福利信息的分析，森阐明这个指数什么时候能够并且应该被应用；例如，当数据有疑问的时候比较仍能够进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贫穷国家，在那里贫困指数有它们的最内在的应用价值。森的贫困指数已经逐渐被其他人广泛地应用，虽然他们已经提出了选择指数。
福利指标
当比较两个不同国家的福利的时候，问题是有许多通用的指标，像每一资产的收益，就只能计算平均情况。森已经发展了这些选择，它们也包含着收入分配。一个具体的选择，就像贫困指数，他把它从大量的公理中提炼出来，就是要使用Y·(1-G)，在这里Y是每一资产的收益，G是基尼系数。
森已经强调了福利的产生不是象这些商品一样，但这是它们必需的活动。按照这个观点，收入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会产生许多机会。但是森所称的实际的机会或者能力也以来于许多其它因素，例如健康；当衡量福利的时候，这些因素也是应该被考虑进去的。在众多选择福利指标中，像国际人类发展指数，就是在这种精神指导下才有了一个清晰的结构。
阿马蒂亚森曾指出所有建设良好的伦理原则都预先假定在某些方面个体们的公平。但是当能力利用平等的机会改变交叉个体的时候，分配问题永远得不到圆满的解决；公平在某些方面需要意味着在其它方面的不公平。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提倡公平，并且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明显的不公平，这主要依赖于我们如何评估福利的不同方面。按照他的福利标准进行类推，森主张在我们应该为公平而斗争的方面，个体能力组成了这些方面的原则。同时，他发现了一个与这个伦理原则相关的问题，即是说个体做出的决策决定了他们在最后阶段的能力。
在他的早期论文中，森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生产技术的选择。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森的研究工作都是用来解决发展经济学上的问题，同时它们经常捐赠给社会中最贫困人口的福利。他也研究实际的饥荒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在福利标准方面也与他的理论方法十分一致。
饥荒的分析
在这个领域中森最著名的研究工作是他从1981年以来的著作：《贫困与饥荒：一篇权利与剥夺的论文》。在这里，他向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这些观点认为饥荒最重要的解释就是食物短缺，而且有时候是唯一的解释。在认真研究印度、巴基斯坦和撒哈拉等国家大量灾难的基础上，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他发现了其它的解释因素。他认为在几个可观察的现象中，事实上并不能用食物短缺这一个因素来解释，例如，在以前没有饥荒的年份期间，甚至在食物供给并不是非常低的时候，饥荒仍然会发生，或者在发生饥荒的地区有时候还在出口粮食。
森证明，对饥荒的深刻理解需要一个透彻的分析，也就是在社会中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怎样影响不同的群体，并决定它们的实际机会。例如，他对1974年巴基斯坦的饥荒的部分解释就是，在发生全国性水灾的那年食物价格有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农业工人的就业机会急剧下降，农作物颗粒无收。鉴于这些因素，农业工人的真正收入减少的非常大以至于这个群体不成比例地被饥饿所困饶。
在森后期的著作中（摘要在从1989年以来与Jean Dreze合作的著作中），他以一种相似的精神讨论了阻止饥荒，或者一旦饥荒发生了怎样把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即使一些批评怀疑在贫困饥荒中一些经验主义结果的有效性，无疑这部著作对发展经济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 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
香港大学 侯道光博士
香港城市大学 程腾欢博士
-香港《信报》1998年10月16日
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因为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旨在向读者介绍阿马蒂亚·森在公共选择理论的抽象理论基础和应用福利经济学方面的贡献.
解决"投票悖论"
阿马蒂亚·森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四项主要贡献之一,是解决了名为"投票悖论"的问题.这问题可以用包括三个人物和三项选择的例子来解释.假设人物１最属意的选择是ａ，其次是ｂ，最后是ｃ；人物２的选择顺序是ｂ、ｃ、ａ；人物三是ｃ、ａ、ｂ。他们的选择可以表示为
就人物１和３的组合而言，ａ的选票多余ｂ；但在人物１和２之间，ｂ的选票多于ｃ；在人物２和３之间，ｃ的选票多余ａ。这里出现一种投票悖论，破坏得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投票悖论对公共选择问题显然是一种固有的难题，所有公共选择规则都不能避开这个问题。
阿马蒂亚·森建议的解决方法实际上非常简单，假设将人物１的选择中ａ和ｂ的项目互掉如下：３－ｃａｂ，２－ｂｃａ，１－ｂａｃ。
现在ｂ胜过ｃ（人物１和２），ｃ胜过ａ（人物２和３），而ｂ也胜过ａ（人物１和２），投票悖论已告消失，惟有ｂ获得大多数票而获胜。阿马蒂亚·森在以上的例子中察觉，所有人物均同意ａ项并非最佳。因此，理应可将这种论证伸展至符合以下三种条件中任何一种选择模式：（１）所有人物同意其中一种选择不是最佳，（２）同意某一项不是次佳，或（３）同意某一项不是最差。至于有四项或四项以上的选择情况时，每个包括三项选择的子集合须符合这三种条件之一。这就是阿马蒂亚·森著名的价值限制理论，它产生的结果是得大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总是能达成唯一的决定。
引入“个人选择”
他的第二个主要贡献，就是引入了个人选择的概念，令公共选择理论内容更丰富。除了社会上可供选择的元素外（譬如政府的税收政策），他印入私人方面的元素（譬如个人利得）。私人元素的排列全由这些元素的拥有人来评估，这情况与社会元素是有所不同的。他证明了，在尊重个人权益与做出集体决定之间，有基本的矛盾存在。换言之，没有一个集体决议机制能与尊重个人并存。
阿马蒂亚·森克服了１９７２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衍生出的难题，在这方面充分显示出他的睿智。他的另一项贡献是关于如何比较人际间的满足水平。
未了解决阿罗不可能定理，学术文献主要提出了两种处理方法，而阿马蒂亚·森对这两种方法均具贡献。其中一种方法是，就阿罗所定出的四个假设（公理），逐一地加以放宽，并考察放宽的后果。这些公理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更好的做法是增加它们的信息内容。阿罗假设不可将不同人之间的满足程度互相比较，但阿马蒂亚·森却引入满足感的可度量性和可比较性。他及其他学者证明了，如果可具备更多的信息，实在可以扩展合理的社会福利函数的范围。一旦个人的满足水平可视为人际间可比较的，则你已可以做出不同种类的社会评价。
发现反公平现象
最常见的是边沁（１７８９年）提出的功利主义的方法，将个人的满足水平加起来，作为社会福利的一个度量指标。这方法看似无可非议，但其实争取个人满足水平加总的极大化，忽略了人与人之间满足程度的分布状况。阿马蒂亚·森为功利主义者，并非平等主义者，用图（〈论经济的不平等〉１９７３年）加以说明。
在下列假设下，奉行功利主义将带来收入的公平分配。这些假设包括人的满足水平依靠他的收入多少，而且所有个人均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再假设每个人由于收入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满足水平ＭＵＩ是递减的。注意图一及图二的符号Ａ和Ｂ分别代表Ａ君和Ｂ君，而两人的边际满足曲线分别从各自的起点（Ａ君的起点为ＯＡ，Ｂ君的起点为ＯＢ）延伸开去。把一笔固定收入分配给Ａ和Ｂ，当个人的满足水平相加起来（就是图中ＭＵＩａ及ＭＵＩｂ两线相交以下的面积）达到最大的时候，社会福利也会达到最大，这种情况只会在Ｉａ＝Ｉｂ时才能出现，因此两个人的满足水平也是均等的（见图一）。阿马蒂亚·森发现，若两人效用函数相同的假设不存在，那么功利主义将引致“反公平现象”（anti-equalitarian）。这情况可利用图二作解释。假设Ｂ君变成残疾人士，他所能得到的满足只能达到以往的一半，他以边际满足极大化为目标，该残疾人士将因取得较少收入而变得更惨，不单如此，他的总体满足水平也会减少。因此，阿马蒂亚·森展示了效用主义在收入满足水平两方面均是反公平的，因为将个人之间合计的满足水平极大化，是不需理会这些满足水平将如何分配的。发生这令人讨厌的结果是因为该残疾人士在产生满足水平方面未及他人般有效率，他的景况也因为贫穷及不快乐而变得更惨。
阿马蒂亚·森的主要代表著作
〈技术选择〉（Choice of Techniques,1960）
〈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1970）
〈论经济不公平〉（On Economic Ineguality,1973）
〈就业、技术与发展〉（Employment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1975）
〈贫穷和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1981）
〈选择、福利和量度〉（Choice Welfare and Measurement,1982）
〈资源、价值和发展〉（Resources Value and Development,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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