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十年经济增长的密码并非仅仅是开放的国门和廉价的劳动力，而是通过中间品市场，接入了一个凝结了西方数百年工业革命精华的社会财富体系。

北京中关村一家科技公司工程师的电脑屏幕上，正运行着一套从德国进口的工业设计软件，这套软件凝结了数十年计算机图形学和机械工程学的研究成果，而他为使用这套软件支付的费用，只不过相当于德国工程师几天的工资。

这一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无数企业和个人的缩影，他们以极低的代价，获得了西方发达国家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技术进步积累的成果。这种看似不合理的现象，正是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增长和时代红利本质的关键所在。

01 失落与追问：当代中国经济的精神困境
当我们回望改革开放初期，那些“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个体户遍布城乡，深圳速度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征。

然而，当中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的今天，许多观察者不禁发出疑问：为何那种处处充满希望、人人敢闯敢干的时代氛围，似乎正在渐行渐远？

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困惑：我们享受到的经济增长红利究竟从何而来？这些红利是否仅仅源自本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和资源禀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长时期高速增长。但伴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曾经让亿万人民受益的时代红利正在被重新审视和定义。

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经济学最基础的财富概念出发，重新审视财富的本质与来源。

02 财富的双重面孔：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的财富观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一国的国民财富由“该国国民每年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可供消费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总量”构成。

这一观点首次系统性地将国民财富与国民劳动联系起来，为经济学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石。

斯密进一步区分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认识到固定资本作为“预储资财”在财富创造中的关键作用。

然而，斯密的理论存在一个根本性缺陷——“斯密教条”。他错误地认为整个社会的商品价值最终只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忽略了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斯密的基础上，对财富本质进行了更深入的揭示。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由商品构成，而商品价值的实体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商品的价值量则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财富的社会性本质：商品的交换价值不是由生产者个人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马克思进一步区分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种含义：一是在正常生产条件下生产单位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二是为满足社会需要而在不同商品上分配的必要劳动时间。

03 概念的碰撞：一般抽象劳动凝结与固定成本的等价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的对话中，一个关键的理论对应关系浮现出来：人类一般抽象劳动的凝结，实质上等同于现代经济分析中的固定成本。

根据陈建强的研究，固定成本具有三重内涵：潜在宏观固定成本、实际宏观固定成本和追加微观固定成本。

潜在宏观固定成本代表着由基础科学和关键技术规定的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实际宏观固定成本反映特定历史时期内社会实际投入运行的那部分潜在固定成本；追加微观固定成本则是个别资本为争夺市场份额而追加投入的固定成本。

马克思所说的人类一般抽象劳动凝结，正对应着陈建强框架中的实际宏观固定成本。

当社会通过集体劳动积累起物质资本（如机器、设备、基础设施）和无形资本（如知识、技术、标准）时，这些积累本质上就是人类一般抽象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凝结。

这种凝结不会随生随灭，而是可以作为社会共享的生产条件，被一代又一代生产者使用，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增值和扩大。

基于这一等价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推论：人类的一般抽象劳动主要凝结于中间品市场。

中间品——那些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的产品，如生产设备、核心零部件、工业软件等——正是社会积累的抽象劳动的集中体现。这些中间品通过降低后续生产者的固定成本门槛，将前人积累的劳动结晶传递给后人。

04 机制解释：生产率提升的社会性源泉
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生产单位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而在陈建强的框架中，这恰恰对应着实际宏观固定成本积累产生的金钱外部性，降低了企业追加微观固定成本的门槛。

当社会实际宏观固定成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会产生强大的金钱外部性。这种外部性通过价格机制传导，使后来者可以以较低成本利用社会积累的生产条件，从而大幅降低其创新和生产的固定成本。

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2014年至2023年间，中国充电桩数量从不足3万个增长至665万台以上，动力电池成本从400美元/千瓦时以上下降至100美元/千瓦时以下。

这些实际宏观固定成本的积累，极大地降低了新能源汽车企业的追加微观固定成本，使2023年进入市场的企业能够享受前所未有的金钱外部性红利。

05 中国奇迹的另类解释：中间品市场的力量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崛起，传统解释往往聚焦于巨大的国内市场、低廉的劳动力和强大的制造能力。

然而，从固定成本和抽象劳动凝结的视角看，中国经济增长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通过国际贸易，特别是中间品进口，接入了一个凝结了西方发达国家近百年工业革命成果的人类一般抽象劳动体系。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大量进口了廉价的能源产品、生产机械和核心零部件。这些中间品不仅仅是物质产品，更是西方数百年工业革命积累的抽象劳动的载体。

当中国企业使用这些进口中间品时，实际上是以极低的成本，获取了西方社会长期积累的固定成本红利。这种“知识外部性”的获取，极大地加快了中国产业升级的速度，降低了许多行业的技术门槛。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某种意义上是通过全球价值链，将西方积累的实际宏观固定成本转化为自身的金钱外部性，从而降低了产业升级的固定成本门槛。

06 理论反思：克鲁格曼与金钱外部性的误读
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和空间经济学模型将中间品多样性直接嵌入最终品生产函数，将中间品种类增加等同于生产率提升。

这种建模选择导致了一个根本性的理论误读：将金钱外部性与技术外部性混为一谈。

克鲁格曼的模型假设中间品种类的增加直接提高了最终品的生产效率，这实质上是将降低成本的“金钱外部性”误读为提升技术的“技术外部性”。

这一误读的理论根源在于对私有制合法性的不自觉维护。承认中间品市场对企业创新固定成本的影响，等于承认了财富的社会性——即创新所依赖的基础条件是由社会共同创造的。

这种财富社会性的揭示，对企业中心论的神话构成了挑战。它表明，企业的创新能力不仅取决于自身投入，更依赖于社会积累的实际宏观固定成本所产生的金钱外部性。

07 无人机战争的社会性启示
在俄乌战争中，无人机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传统分析往往关注无人机技术本身对军事效能的提升，而从固定成本视角看，无人机产业革命的关键在于它大幅降低了军事创新的固定成本门槛。

无人机产业并非直接提高了参战方的杀伤效率，而是因其内涵的飞控、图传等技术内化了一般抽象劳动的固定成本。

这些技术本质上是过去几十年航空、电子、通信等领域积累的人类一般抽象劳动的结晶。通过商业化和模块化，这些积累的抽象劳动被“封装”在可低成本获取的无人机组件中。

这种内化的社会积累使冲突各方能够以极低的固定成本开发和部署光纤式无人机，极大降低了军事创新的门槛。这种固定成本的降低，正是社会积累的抽象劳动通过中间品市场传递金钱外部性的典型案例。

08 财富社会性与时代红利的本质
时代红利的本质，是一个社会通过参与全球分工体系，以较低成本获取其他社会积累的人类一般抽象劳动结晶，从而降低自身发展固定成本的过程。

这种红利不是源自某个特定政策的恩赐，也不仅仅是本国人民勤劳的回报，而是人类社会长期积累的集体智慧通过市场机制的非排他性扩散。

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期，正是中国通过打开国门，接入全球价值链，以极低成本获取西方数百年工业革命积累的社会固定资本的过程。

当这种“外部抽象劳动”的获取接近饱和，而本国社会积累的实际宏观固定成本尚未形成足够强大的金钱外部性时，经济增长就会面临固定成本门槛重新抬高的挑战。

这解释了为何那种“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初创期氛围难以持续：当最容易获取的外部社会积累已被吸纳，而内部社会积累尚未达到产生强金钱外部性的临界点时，企业和个人面临的创新固定成本会相对上升，经济活力自然受到影响。

中国东南沿海一家小型电子厂的车间里，年轻的工程师们正在调试一批从日本进口的精密传感器。这些传感器中凝结了过去半个世纪材料科学和微电子技术的精华，而这家小厂采购它们的成本，甚至低于日本本土企业自行研发的零头。

这家工厂的产品最终将销往欧洲市场，与德国老牌制造商竞争。这是全球价值链的魔力，也是财富社会性最生动的体现——人类的集体智慧成果通过市场机制超越国界，让后发者有机会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以更低的固定成本实现创新和突破。

当中国制造业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真正需要积累的不只是技术专利和高端设备，更是能够产生强大金钱外部性的社会实际宏观固定成本。这种积累是缓慢而艰辛的，但一旦达到临界点，将释放出下一轮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的时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