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八卷)，(美)韦勒克著，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12月版，40.00元。

■《批评史》之出版故事——]1981—2006：一部批评史和它的漫长出版史

　　25年“磨”一书
　　
　　1981年初夏(抑或是初秋？记不清了)，我奉出版社领导之命，登门拜访当时的复旦大学外文系知名教授杨岂深先生，商谈落实《批评史》的翻译工作。杨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向我介绍了杨公子自伍。

　　转眼到了20世纪90年代，《批评史》的前三卷陆续出版，其中第一卷是自伍翻译、杨先生审校的，译者署名为“杨岂深、杨自伍”，责任编辑是方平先生。第二、三卷是自伍独自翻译并署名，而其间方平先生退休，由我任责编。在编校第四卷时，我国已加入了国际版权组织。在要不要购买全书翻译版权并继续出版五至八卷的问题上，我产生了犹豫。一则像《批评史》这样的精品实在属于“叫好不叫座”；再则以自伍兄的文学修养和文字功底，如果翻译能够大卖的文学名著，绝对是名利双收的事情，我要是再让他把《批评史》译下去，真有点像是“害”他。我把顾虑向领导做了汇报，领导给译者打电话，请他继续合作。偏偏自伍兄是个重情意的人，居然一口答应了下来。我也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全程陪同”。

　　就在交出第八卷译稿之后不久，他又开始了对第一卷译文的修订工作，他承诺在两年的时间里把全部八卷译文修改一遍，而我也打算请我信得过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对全书进行重新包装。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把里外三新的《近代文学批评史》奉献给读者。

　　■张建平(作者系《近代文学批评史》一书责编)
　　
　　■《批评史》之评论

　　认识文学潜流的最好指南
　　
　　一部皇皇巨著

　　许多有经验的读者都曾有过这样的体会：曾经吸引自己的当代文学逐渐失去魅力，取而代之的是更为久远年代的文学；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人们发现吵吵嚷嚷的当代文坛提供的那些所谓新思潮新方法，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之前的某个文学思潮的回声而已。正如伍尔夫曾经指出的：“文学，正像批评家们刚才说的，已经存在了很久，它业已经历过许多变化，只有眼光短浅、心胸狭隘的人才会夸大眼前这些风风雨雨的重要性，尽管它们也许能把海上那些小船搅得上下颠簸。狂风暴雨只能在水面上肆虐，深海之中仍然一如既往、平静无事。”当然文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是它的变化远比人们想像的要缓慢和深沉，就像深海里的潜流不易为人察觉。韦勒克的这部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则是认识这股潜藏海流的最好指南。

　　这是一部皇皇巨著，译成中文的字数有三百五十万字之巨，分为八卷。第一卷《18世纪后期》、第二卷《浪漫主义时期》1955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三卷《过渡时期》、第四卷《19世纪后期》1965年同样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出版了第五卷《英国批评1900－1950》、第六卷《美国批评1900－1950》，1991年出版第七卷《德国、俄国、东欧批评1900－1950》，1992年出版第八卷《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批评1900－1950》。三年之后，勒内·韦勒克逝世，享年92岁，也就是说，韦勒克倾其后半生的全部精力在这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介绍了上起1750年，下至1950年，包括了西方文学批评200年的历史。《批评史》中文版的出版也跨越了整整20年的时间，第一卷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在1987年出版，此后的20年相继出版了后七卷，第八卷去年12月才刚刚出版。
　　
　　大背景与大视野

　　为什么把《批评史》的时间上限定在1750年，韦勒克在全书前言中有明确阐述：“它(指批评史)应当阐明和解释我们的文学现状。”18世纪中期，正是从古代继承下来并在16、17世纪的意法两国得到发展和定为法典的新古典主义批评的庞大体系逐渐解体的时期，而韦勒克开始写作此书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则是艾略特所开创的新批评的鼎盛期，一般认为“新批评”是针对浪漫主义的主观作风、抒情风格和自我表扬的一种反动，实际上是对被浪漫主义思潮解构的新古典主义的一种回流一种认同。《批评史》即是在此大背景下展开论述，亦可见出韦勒克恢弘的视野。

　　另一方面，韦勒克高超的审美能力，使他不屑于只是勾勒文学思潮的粗大线条。他深知许多文学观念在不同语境下，在和不同时代发生的微妙的化学反应中，会显出迥然不同的意蕴，因而他对于这些观念的使用是极为审慎的。在韦勒克眼中，文学的发展当然不是简洁的直线型的，而是复杂的缠绕在一起的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它的前景也是难以预料的。所以在《批评史》中经常可以看到，韦勒克对许多批评家们前后看似矛盾的观点的细致分析，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能力尤其是出类拔萃的，他是真正精通文学的学者，这在研究文学的学者中可是不多见的，大多数文学学者往往只会隔靴搔痒，真谈到文学的深处，他们能做的也只有张口结舌。也许正是因为韦勒克对于文学本体的尊重，使他把大量篇幅花费在对文学观念复杂的逻辑分析上。

　　朱光潜曾批评《批评史》对于时代的总的精神重视不够，也许他在说这句话时，心里想的是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其实，韦勒克对时代思潮的把握比勃氏要更为宏大些(至少在时间上，他关注的时间段比勃氏长了一倍)，而且思潮本身也在韦勒克的观察之列，也就是说，韦勒克不会跟着众所周知的那些潮流亦步亦趋地展开论述，因为他深知那些思潮许多时候也是似是而非的，漂亮的话语下面不外是陈年的旧物。因此，韦勒克宁愿以批评家为单元展开论述，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被所谓思潮牵着鼻子走，同时又可以发挥他自己超人的文学审美能力。
　　
　　韦勒克：批评家的批评家

　　西方学界普遍公认韦勒克是“批评家的批评家”，的确，韦勒克的阅读量和涉猎的范围是惊人的，他所论及的书籍估计能填满一座图书馆。在《批评史》中，韦勒克论述了两百年间数百名不同层次的批评家及十余种批评思潮和流派，对许多大批评家与重大理论思潮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更难能可贵的是，韦勒克对于这些多产的批评家多能条分缕析地提出自己的个人化的看法：有时赞同，有时激烈的反驳，更多的时候则是平实的分析，指出合理或者错误之处。通常认为韦勒克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以及英美“新批评”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在《批评史》中韦勒克也就自然给予这些流派的批评家更多的关注。在第六卷谈到新批评时，韦勒克语气里充满了对英美当代学界轻视新批评的不满，“我认为新批评派所教诲的许多内容言之成理而且将继续有效，只要人们还思考文学和诗歌的性质和功能”。韦勒克还慷慨地给予他的新批评同道兰塞姆、艾伦·泰特、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布莱克默、维姆萨特等人以专章的篇幅。

　　《批评史》的写作不是不偏不倚的客观呈现，而是带有韦勒克自身的明显印记，就像许多作家诗人毕生写作一部书一样，韦勒克则将自己所有的思考融入这套书中。这样做的好处是局部的偏激的结论有可能被另外的语境下的观点中和，因而《批评史》在总体上并不会给人以偏激之感。除了对一些比较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颇有微词之外，韦勒克对于诗人批评家的“信口开河”也颇不能接受。这对于一个数十年接受严格的批评训练的职业批评家来说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像杰出的诗人那样无需任何辨析直接道出真理的方式在韦勒克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对于庞德，韦勒克的疑问就更多了，他甚至说“庞德对美国知识界不分青红皂白的蔑视，有一点酸葡萄的味道”，不过说老实话在此我分明看到韦勒克嘴里的酸葡萄，庞德看似鲁莽直率的很难经得起严格逻辑考验的批评文章，却是影响力最大的。

　　《批评史》涉及到的西方批评著作可谓浩如烟海，翻译成中文的只是其中小部分，对中国读者而言，《批评史》可以说打开了宝库的一扇大门，许多秘密的珍宝正在黑暗中闪着奇异的光泽，诱引着中国的译者和读者去采撷。我特别好奇的有约翰逊博士和莱奥帕尔迪，作为英国和意大利深具影响力的批评家，我很奇怪为什么至今不见他们著作的中译本，他们可是早就过了版权保护期。稍晚一点的有：托马斯·曼的大量批评著作，尤其是《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以及他的晚期批评著作；霍夫曼斯塔尔的四卷本随笔文集；还有此前我根本没有听闻过的捷克批评家萨尔达，我为韦勒克如下的评述迷住了：“他(萨尔达)的风格将迥然各异的成分熔为一炉，形成了一种炽烈的气质：博学的批评术语和抽象的概念与不登大雅的口语、华丽比喻与粗俗讥嘲同时出现的赞颂段落、还有惊人的人身攻击性的引文全都错杂交织。”　　■　凌越
　　
　　■　《批评史》之史记
　　
　　□　1964—1966年，杨岂深翻译《近代文学批评史》前三章。

　　□　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联系杨岂深翻译《近代文学批评史》。

　　□　1987年，第一卷出版，署名杨岂深、杨自伍合译。

　　□　1989年，第二卷出版，此后七卷均由杨自伍译。

　　□　1991年，第三卷出版。

　　□　1997年，第四卷出版。

　　□　2001年，第五卷出版。

　　□　2005年1月，第六卷出版。

　　□　2006年1月，第七卷出版，

　　□　2006年12月，第八卷出版，至此《近代文学批评史》翻译完毕。
　　
　　■　《批评史》之译者访谈

　　知识分子应该做自己的本分，翻译就是我的本分
　　
　　如果一开始就有八卷，我不知道今天能否译完

　　南方都市报：你先后花了20年余年的时间翻译了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以下简称《批评史》)，你怎么看待这项工作？

　　杨自伍：实际没有20年，中间由于版权的问题停顿了几年。可以分为两段，从1985年到1997年我主要精力用于翻译《批评史》前四卷，从2001年到2006年翻译后四卷。用十几年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我觉得这可以表明自己对待学问的态度，对学问要有一种敬奉的、虔诚的态度。我想起顾炎武先生说过，“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庵然媚世之习”。此言对我影响至深。可能我还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

　　南方都市报：你父亲杨岂深先生1964年开始翻译《批评史》。你参与这个工作是怎么考虑的？

　　杨自伍：如果一开始这套书就有八卷的话，我也不知道今天能否翻译完。当时韦勒克只出了四卷，后来他陆续出到八卷。从批评史的角度，对西方文学批评的视野而言，仅此一人，没有人的学识和学养能超过韦勒克，我开始不知道他有这么宽阔的范围。
　　
　　对学问要有敬奉虔诚的态度

　　南方都市报：你在翻译前作了哪些准备，又是如何翻译的？

　　杨自伍：我把当时坊间能够找到的中外文论书籍尽可能搜集完备，包括中国古代的文论和诗话，我都是一边翻译一边阅读。这么多年来，我白天都在办公室，五点一刻到家，六点吃饭，这45分钟我都利用来翻译工作，在饭桌上最多停留20分钟，然后稍微散步就开始工作，晚上一般11点才休息。有时候做一个注释，要对材料进行取舍比较，查相关的典故。1984年，我花2000多元买了三卷本的《牛津英语大词典》，因为《批评史》引经据典，涉及语义出现在几个世纪之前，而语言不断沿革变化，历史上有些释义，现在的词典已经不收了。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觉得是很痛苦的。以现在的任何条件都远胜于我的父辈，但是现代人对待学问的态度比较功利，都很难跟前辈比较。现在求多求快，贪大求全，但是我觉得对学问还是要有敬奉虔诚的态度，还是有一点欠缺。翻译家吴劳先生知道我实在喜爱作品，故而多次劝我放弃翻译这部鸿篇巨制，他非常关爱我，希望我多译文学作品。我的信念就是要善始善终，以非常认真的态度来完成，好不好另当别论。

　　南方都市报：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

　　杨自伍：这种力量就是我刚才讲的信念。我觉得生命如此短暂，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就要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态度。能够完成这项工作还需要坚守一些底线，对待学问对待生命意义的基本原则。我的底线就是不能随时尚，选择了之后要有一种责任心。前辈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比如葛传椝先生、陆谷孙先生。当然老一辈知识分子衣食住行的条件相对优渥。他们的治学精神，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还有一个基本认识是，前辈经过战乱，经过自然灾害、政治动乱，他们自然而然地献身学问，而我们现在的任何条件都比前辈要好，但是明显缺乏那种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而现在的学界则是过于功利，过于求多，在繁荣的同时也有一些学术泡沫。
　　
　　翻译这套书是我的本分

　　南方都市报：回过头来看，哪一卷你比较满意？

　　杨自伍：我对自己所译的任何东西，没有满意的。我以为学文科一定要非常喜好，才能乐在其中，如果很功利地去想事情，就不好说了。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你的本分。如果同样的事情放在三四十年前不需要接受采访——那是你应该做的，你是这个职业的，就像医生做手术，木匠做家具，都是很本分的事情。翻译这套书也是我自己的本分工作。译文社数任总编能坚持把这套书出下来，可谓不易。按理说翻译完后应该如释重负，但是回过头来看，有些还是不理想。我至少做到一点：翻译个人认为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或学术著作，而且我基本上都是介绍我自己喜欢的作家。

　　南方都市报：在翻译第一卷的时候，你和父亲有过一些不同意见，你父亲希望翻译的平实一些，你希望翻译得可读性强一些，但是后来你觉得学术著作还是要严谨。

　　杨自伍：是的，我前后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且我现在修订的过程中非常痛苦，因为我基本上推翻了以前的很多工作，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我现在修订花费的精力不下于以前。我原打算主要处理误译和译名歧出之类的问题，但是一上手之后发现，想追求得比较好一些，修订幅度超过了我的预料。我现在是逐字逐句处理，工作量可想而知。是简单修订一下，还是做得更好，我十分矛盾，而且时间非常有限，目力不济。我觉得还是值得做，这是对待学问态度问题，你看到作品存在问题，你不能听之任之。

　　南方都市报：韦勒克的文学批评值得我们借鉴的在什么地方？你如何评价这套书？

　　杨自伍：最大的一点是，他不是从国别来研究，他把文学的经典作为一个文明人应该共同分享的，是作为文明基础的知识。韦勒克的哲学修养很深，他写过《康德在英国》，他对黑格尔也非常熟悉。有西方评论家认为《批评史》是文明的一个指南，这不是纯粹技术意义上的研究比较文学，他是视为精神文明的财富。现代的比较文学研究和韦勒克的认识基础恐怕相去甚远，一个是从技术层面对待比较文学，一个站在人类的文明发展的高度去认识。韦勒克通过这部著作推动了批评史的发展。可谓独具一功，无人比肩。

　　英美现代的文学专家很难写出这样的文学著作，这套书有其独特的意义。从文学角度来说还是一个视野的问题。
　　
　　我与古人为伴，必然孤独

　　南方都市报：你父亲对你的影响体现在哪里？

　　杨自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们那个时候，我觉得最为可贵的就是，他们喜欢知识，喜欢学问。他晚年跟我说，他后悔当了几十年的系主任，开了这么多会。你像现在的人巴不得当个一官半职的，学术的官僚化其后患是很可怕的。这一点随时激励我要奋进。我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一个比较昌明的政治社会，一个物质比较充裕的社会，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好好做事情。先父晚年在编《英国文学选读》的时候，他的手都在抖啊。老一辈人对学问的至爱，一种科学精神，这是值得我们身体力行的。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解放前复旦外文系有位先生在出考题的时候，一道题出错了，下个学期校方便解聘此公。这一点影响了的我翻译和编辑工作，不管是学文学还是学语言，语言的基本功一定要打好。我之所以能够坚持做下来，和一种精神的力量和对待学问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可以说，门外功夫支持我做下来了。

　　南方都市报：你有没有感到孤独？

　　杨自伍：这是命运，我与古人为伴，这是必然的。生活在一个商业化社会里，你如果要保住你自己的底线，维护你年轻时代形成的信念，你必然是孤独的。这就是两代人的不同。我父亲那时，他们吃饭晚饭后在院子里散步，谈论的都是学问，学问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了，前辈学人的学问和生活是不分割的。而我们这一代学人似乎有一大遗憾，就是物质生活比较宽裕，其实比较奢华的生活并不宜于学问的增进。话说回来，“谋道不谋贫”谈何容易！
　　
　　采写：本报记者　宋金绪
　　
　　■　链接
　　
　　《伟大的传统》，(英)F.R.利维斯著，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年1月版，25.00元。

　　利维斯是当代最富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他的研究方法被称为“利维斯主义”，独霸英美文学批评界大半个世纪。在这本书里，利维斯苛刻地只挑选出五位作家进行评论，他们分别是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和D.H.劳伦斯。其他著名作家如哈代、狄更斯等都遭到严厉的批评。
　　
　　《新批评》，(美)约翰·克罗·兰色姆著，张哲、王腊宝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版，25.00元。

　　兰色姆是所谓“新批评派”的第二代领袖，代表作即是《新批评》。兰色姆基本肯定了前面几种批评方法，称赞他们以文字分析为主的批评方法，区别于19世纪以来学院派批评。但兰色姆有进一步发挥，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完整的多层次的艺术客体，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文学活动的本源。所以“新批评”就应该是“本体论批评”。
　　
　　《文学理论》，(美)勒内·韦勒斯、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版，36.00元。

　　《文学理论》是R.韦勒克的代表作，也是“新批评派”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多年以来，主宰文坛的方法始终是外部研究。但韦勒克认为，文学始终应该葆有自身的“文学性”，应该与其他一切传记、社会、心理，还是思想或者其他艺术形式区分开来。文学批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回答“文学”是什么。
　　
　　《阿克瑟尔的城堡》，(美)埃德蒙·威尔逊著，黄念欣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版，24.00元。

　　爱德蒙·威尔逊是美国20世纪最杰出的批评家之一，他看不起所谓的“学术标准”，这位游离于大学体系之外，被誉为“最后的知识分子”。1931年出版的《阿克瑟尔的城堡》是威尔逊的代表作。威尔逊在这本书里研究了法国象征主义运动的发展。

　　■　梁捷
　　

《退步集》《退步集续编》陈丹青著

　从反对研究生招生教育体制，辞去清华教职开始，陈丹青就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他在媒体和各种场合频频出现，但谈的大多不是他的本职工作美术，而且往往一语中的，批评嘲弄痛快淋漓。这让他赢得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头和一大批拥趸。仅是一本集合了媒体访谈、对话和演讲稿一类杂乱文章的《退步集》就卖出了10万册。

　　今年1月，陈丹青正式离开了清华大学，成为了完全卖画为生的自由职业者。《退步集续编》也开始出版。这本新书同样涉及教育、城市、文艺诸多领域，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讲鲁迅、文艺复兴和木心的文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陈丹青说自己仍然不得安生，仍然被媒体围追，而且做太多“捞过界”的事情已让他开始感到“凉飕飕”了。但陈丹青显然仍然不甘寂寞，他说“有意思的话题我仍然会发言”。
　　
　　关于《退步集续编》

　　赶鸭子上架了，我就只好顺着想下去

　　南方都市报：据说在《退步集续编》里，你对教育体制的批评更直接了？

　　陈丹青：谈不上。教育批评大家都在做，不是我一个人。《退步集》主要是围绕招生、考试，是个局部问题，是我的个人遭遇，结果给你们媒体瞎折腾一通，我就仿佛变成一个专门批评教育的家伙。赶鸭子上架了，我就只好顺着想下去，看问题角度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视野比那会儿更宽广一点。

　　南方都市报：余秋雨“劝”你说，光靠大学艺术学科考研体制的改革，并不能解决艺术虚假繁荣的问题。而且上研究生也不是搞艺术的必由之路。

　　陈丹青：余老师说得有道理的。我关于招生的愤怒，是很局部的问题，是傻逼闹情绪。可是中国你不当研究生，上哪儿去学呀？谁看你一眼啊？像西方那样的美术馆，我们没有，艺术爱好者没处开眼界；像“文革”那样的无政府状态，如今也不可能，那时我遇见多少好老师，比今天艺术学院好太多啦！今天只有一条路，考试，不然死路一条。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忽然跑去谈鲁迅？

　　陈丹青：不是“忽然”，是有人叫我去，前一回是鲁迅博物馆孙馆长叫唤，后两回是鲁迅长孙周令飞叫唤。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自己不知轻重。但话已说出去，就说出去吧。

　　南方都市报：你说鲁迅已经“面目全非”，你心目中的鲁迅是什么的人？

　　陈丹青：我心目中的鲁迅就是个长胡子的浙江人，穿件长袍，经常愤怒，随时好玩，笑笑世界，笑笑自己，很认真，很随便。还原是不可能了。没有人能够“还原”，全是后人的解读和想象。我有兴趣的是怎样想象，谁在想象，是什么让他们这样想象。
　　
　　关于“捞过界”

　　“妾身未分明”，耍得多了有点慌

　　南方都市报：呵呵，你说被弄得“不像人样”了，主要是说太忙了吗？

　　陈丹青：学校里反正干不成什么事情，都是碎时间，又得上课，媒体找的人也太多了。情况至少得遏制一下，不能无节制这样下去。还有一个原因：话题越讲越多，我有点不知轻重，走太远了。我不是学者，没有那么多学问和资格，谈什么文艺复兴啊之类，都属于捞过界的事儿。起先在本行范围往外探头探脑地讲，现在整个跑到外面来了，有点凉飕飕。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还是应该回去？

　　陈丹青：倒也不是想回去，画画的只知画画，我也受不了。可是像我这样又好像有点过分……“妾身未分明”，老婆也不是，小老婆也不是，晚上好多床等着我上呢，自己都有点乱了。

　　南方都市报：对，画家、写作者、演说家，到底哪一个才是你觉得自己分内的身份？

　　陈丹青：我不在乎什么身份。我发现我是个人，那就好。“人”是个身份吗？

　　南方都市报：你说你“老捞过界”，写东西什么也属于玩票性质，但是你捞过界做的那些东西，好评还是很多的。

　　陈丹青：我这是耍猴。人总爱看耍猴嘛。只是耍得多了，有点慌了，就那么点拳脚。我不是不愿意耍来着，得回去睡个午觉再说。学问太少了，太业余了。所以我谈的态度是那种蹭在边上的姿态，并不假定我是对的，只表明我这算是有此一说，应该大家都来说。
　　
　　关于辞职

　　别太从道德上去渲染

　　南方都市报：你是去年年底离开清华，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陈丹青：生活状态还是这样啊，给你们媒体撵过来赶过去啊。不上班了，但另外的锁链立刻套上来，就是你们，我要学红色娘子军，挣脱锁链求解放。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能不能回到一个很平静的状态？

　　陈丹青：内心平静就好。慢慢来。我闹成这样子也是慢慢地，要逃出去，也得慢慢地逃。

　　南方都市报：觉得很高兴吗？

　　陈丹青：也没很高兴，也没“若有所失”，就是终于这段光阴过掉了。我已经活到对这些事情不会过度反应的年龄。事情是一件件做到这一步的。但这段生活很可珍贵，学到许多经验。此前我从来没想到会当教师，会谈教育，更没想到会变成我的一个话题，从来没想到过。以前我的生活里根本没有教育和大学这回事，它帮助我更了解中国，了解什么是教育，教育跟年轻人什么关系，真的，学到很多。

　　南方都市报：估计出书这一波闹完之后，你可能就稍微安静一点，去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陈丹青：文章还是会写。遇见有意思的话题，可能还会说说，但不要再变成过去几年那种状况，就是三陪小姐那样，你手指勾勾我就敲门报到。不行，要专注一点。

　　南方都市报：以后要靠卖画为生？

　　陈丹青：我一直靠卖画为生。靠清华几万年薪怎么转得过来。27年前去纽约，每一块钱都靠卖画才会有。这两年我不参加拍卖了，太热闹了，一热闹我就害怕。

　　南方都市报：其实你能大胆地辞职跟这个也有关系。

　　陈丹青：对，有关系。我还有另外拿饭票的路。所以我一直说别把我辞职的事情太从道德上去渲染，好像不辞职的人就不好似的，这样效果很坏。探讨辞职的原因，但不要渲染我辞职。

　　南方都市报：现在有没有感觉到声名之累？你好像很讨厌这种状况。

　　陈丹青：我要是说很讨厌，有点做作，但确实挺打搅的。这不是坏事情，大家很善意，纵容我，瞎撩拨，但对私人生活有影响，平均每天都会有媒体来找。你得费口舌说，不行啊，没时间——不是我可怜，是媒体可怜，每天要等米下锅，像我这样的刺头，就老被你们盯上，拽出来，说三道四，然后你们版面也填了，差也交了。

　　南方都市报：你对自己将来绘画有野心吗？想要画出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陈丹青：总会有一点想象，脑子里有点画面。但真要去画，我也不知道会画出什么来。我现在不是一个天天画画的状态，这得转起来才慢慢进入状态，现在说不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写生。

　　南方都市报：现在说起你的时候总是提到20年前的《西藏组画》。你会不会想画出新东西超越这个作品的影响呢？

　　陈丹青：以前有过，现在不再这么想了。这是个圈套。你画出所谓成名作，被承认了，就自己设一套子。人家提起，你永远拿这个套子套自己，这就是圈套。然后你又想超越它，又上了自己的当，又设一圈套。别想这些，往下走就是了。早些年，二十来年前吧，我会想(超越自己)：不服啊！老子得超越啊！现在可不想了。超越又怎样，不超越又怎样？超越了有什么了不起？不超越又有什么关系。
　　
　　关于木心

　　你不是随时能遇得到值得这样去做的艺术家

　　南方都市报：你前两年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推广你的老师木心。一般人不会像你这么高调地、努力地做这样一件事情，是因为你的性格吗？

　　陈丹青：中国这么多作家，但大家不知道有一位木心先生。我一路过来，在美术界推举过很多人，但是像你说的那么高调是惟一一次。我告诉你，我非常低调呢！出书发布会念一篇稿子，高调吗？书市里那天每个摊位都在推作者啊！

　　并不是你随时能遇得到值得这样去做的艺术家。我此生不会再遇到。我才开了头，很低调，对咱们这难伺候的空间，我很客气了。

　　南方都市报：但他的书出来以后也有很多批评啊。那你怎么看？

　　陈丹青：别人说别人的看法，我做我的事。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他值得推荐？

　　陈丹青：为什么纠缠推荐这件事？全国每年推荐多少作者、多少书，怎么我这一回就要来追究？我已经做得太晚了，二十年前就应该做。可是大部分读者恐怕到现在还没准备好，还很难接受这样一种文学。或者说，我们被别种文学填满了。

　　南方都市报：就说他的风格可能有点让人消化不良？

　　陈丹青：消化不良，是肠胃的问题吧？我们对文字的理解、对文学的理解、对写作、对世界的理解，早就有自己的一副肠胃。我们被洗脑五十年。绝大部分都被洗过脑，包括我，而且根本不知道被洗成什么模样了。

　　南方都市报：其实你的推荐还是影响了国内很多人。

　　陈丹青：你这么说比较客观一点。我不是要影响很多人，文学不可能影响很多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既然有文学这回事情，大家都在找好作品，那么我告诉大家，请阅读木心先生。你不要读，请便。

　　南方都市报：你担心别人会说你是以一个外行身份来推荐吗？

　　陈丹青：是的，我非常外行，请懂行的大人先生们多包涵。我这些年没做一件行内的事情，全和我无关。我还会做，我只做了一小点呢。

　　但我听说一些私下的表达。北京一位著名剧作家读了木心先生说，好啊！可陈丹青这么介绍，等于“包饺子喂猪”啊。还有一位老编辑跟我朋友说，木心是“百年以来第一人”。孙郁先生持续在读木心先生的书，说他以前写的文章对木心评价还是低了。

　　有人骂，很对的。如果我做这事儿没人骂，我会很沮丧。那说明我不值得去做了嘛。我做的事情都是要犯众怒的，非常犯忌的事情我才会去做。

　　南方都市报：你似乎很随缘，不会说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情。

　　陈丹青：做事情得认真，事情出了门，就得随缘，不可强求。现在你们看到这些我做的小事，都不在预料范围内。不知怎么就弄成这个样子了，那就让它这样吧。小意思。我没做多少事。

　　南方都市报：你有没有自己一个理想的生活状态？

　　陈丹青：没有，从来没有。媒体老要问这个，这说明大家对目前的生活不理想。我只要活着就好。每天醒来，又是一天——不是理想不理想的问题，而是谢天谢地。你们年轻，不懂。真的，谢天谢地。

看过德.索托所著的《资本的秘密》，很不错的。

楼主所介绍的这本书还没读过，什么时候找来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