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个问题仅仅从单个消费者情绪来解释，不会得到一个长期的均衡解。从消费者来看，理性的选择商品除了在购买时对于价格、性能、售后服务的比较外，还存在着一个其他消费者、周围人的认可问题。比如钻石等这类被称为炫耀性的消费品，其他人的认可可能比性价比更重要。普通商品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不过不如炫耀性商品那么突出。

抵制日货实际上就是在改变周围人的认可程度。尽管从单个消费者来看，选择了日货，性价比最优。但是消费过程中的快乐就大大的打折扣了，这就是消费者福利的损失。在以往，消费者往往可以炫耀自己的日货，可是在民众的抵制日货的强烈情绪中，即使买了，也不能在周围人面前展示，不能获得其他人的称赞，否则让周围人知道了他购买了日货，就会轻视他这个人，不视他为群体中之一员。这种损失比之前面的性价比的收益要大得多。

消费是一个过程，不仅仅包括选择商品这一个环节，消费者的剩余也不仅仅体现在一个性价比上。

不好说，抵制日货会提高消费者的福利；但是购买日货，却会大大降低消费者的福利。

我同意weixiulili的看法，并进一步补充如下：

对一种物品的消费，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是不需要考虑认知层面的因素的，仅仅按照预算约束来在不同物品分配资源。

而行为经济学的思考方式不同，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在消费决策的时候，存在各种干扰因素，特别是会出现消费习惯，或者说历史会对人们的消费起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抵制日货并不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根植在记忆当中的一种惯例或者习惯，这种习惯会限制对日货的消费决策空间，从而形成一个长期的消费路径，这个路径可以是稳定的。

也就是说，对日的态度已经成为我们的社会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作为一种历史或者惯例积淀下来，传承下去，这种惯例在微观层面上进入个体的消费决策，决定了个体对日货的消费路径。对有限理性的个体来说，抵制日货的消费路径是和整个社会心理一致的，这样就能够改善福利，否则不能获得社会评价，会损害福利。消费路径的存在能够把日货作为一种稳定的厌恶品存在于人们的心理账户中。人们在消费上的灵活性仅仅需要体现在日货以外的其它物品的调整即可。

这样，当事人在抵制日货上总是获得了一种福利改进状态。

谢谢楼上两位的解释。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闲人兄是否断定“个体对日货消费的路径“已经被决定？

在国贸领域的研究有幼稚产业论一说。抵制日货这种行为或许会起到保护本国新兴行业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会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前提是者中消费者情绪能够持久，对方不会进行报复。如果日本不进行相应的动作话，应该会在促进本国经济上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对这种热情的持久性表示怀疑。如果真的持久这样做了，日方不会采取相应对策也不太可能。

所以总的感觉是这种行为精神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如果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可以这么处理。如果利用演化分析，则不行。

关键的问题不是在于个体消费日货的路径是否先验存在，而是如果需要这个路径，需要何种条件？

从消费行为决策来说，一个个体的消费决策离不开社会因素，新古典经济学无需考虑到这一点，而行为经济学必须关注社会对个体决策的影响。给定一个时点，作为分析起点的话，那么这个起点包含了历史。如果大家认同这个历史，也就有了社会交流的基础，也就有了消费过程中的社会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始终不忘历史，那么历史总是会进入群体文化中，构成个体消费的基础之一。

现实当中会不会存在这种情况？实际上有，韩国就是最成功的例子。为什么韩国人能够成功的抵制日货？最关键的因素是韩国人不忘历史。

在我国，历史已经在各种干扰因素中渐渐淡漠，现在的小孩已经很多人不知道日本人的罪行，只知道日剧、日货、日元。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逐步忘却历史的社会。

所以，我们才需要从提高历史感的高度来促使个体形成对日货的消费路径。这一点应该向韩国人学习。

这看来是需要某种程度的干预了，呵呵。

进一步，如果这种干预是必要的，有利于中国的整体发展和国际战略的，那么为什么不直接打一场贸易战？

政府行为和民间行为是不一样的。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欧美很喜欢所谓的民间行为。

感觉从欧美文化政治来看，他们非常关心的是民间的行为，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因为习惯是政府尽量不干预民间行为。比如像铁矿石涨价，中国虽然对澳大利亚施加压力也没有用，人家说不干预市场行为。中国曾因要对焦炭涨价，但欧洲不干理由是认为这是政府行为。

安南也是说关注民间反日。

如果是民间的，那就是人民自发的行为，如果是政府行为，那就会授之以柄，认为是政府误导民众。尤其是欧美对中国历来有这方面的歧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9 20:13:36编辑过]

抵制日货还是比较冷静点好。不要实质上的效果寄予厚望。而且应该引导，对日本的产品区别对待，中国难以生产的不反对。中国有替代产品的可以抵制抵制。像三菱这样的应该坚决抵制。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活动可以凝聚民族力量。让台湾也能够记得日本的罪行。

政府干预企业俺也不同意，但是现在的政府在对日问题上很多该做的事一件没做，那就是对历史的尊重：

1、没有出力帮助慰安妇诉讼和劳工诉讼；

2、没有统一的纪念日和纪念仪式；

3、没有大规模的不定期的日本侵华历史研讨会；

4、没有大规模印刷日本侵华历史证据供大众阅读；

5、没有对抗日民间组织及其活动的支持

6、等等

所以，俺们并不是提倡政府出面干预日货，或者对日贸易，而是通过提高历史感来改变老百姓的消费路径。

一个缺乏民族自尊心的民族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如果一个日本人来比较一个韩国人和一个中国人，我想结果不言而喻，已经有很多的事例了。为何在日本人眼中我们不如韩国人？

14楼的理解匪夷所思，是不是也可以去日本劝劝那些要员，定期参拜靖国神社事倍功半？

日本的民族性正是通过这些仪式造就的。反过来，正是缺乏这些仪式，早就了14楼的同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9 21:47:31编辑过]

我也觉得是这样。前些年不做这些事情因为实力不济，日本对中国总体来说也没有采用抑制的战略。

现在日本已经公开抑制中国发展。中国的腰板也比以前硬朗一些了，当然就也不用客气了。上述这些形式上的事情的确应该做了(形式上的事情有时候也很重要）。

不过对抗日的民间组织还是不要明显的支持比较好，暗地里支持就可以了，毕竟是民间行为，越是民间自发的越好。表面上还是要显的大度一些。

从理论上讲，消费者消费的产品不是单纯的物品，而是包含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多个维度的“物质组合”，或者技术地说是商品向量。虽然在很多领域，尤其是OA领域，日货的性价比较高，抵制日货会减少消费者的物质效用，但是由于消费国货获得了精神效用的补偿，所以就个体而言福利有升有降。进一步地，如果多数国人都抵制日货，从而能够改变中日贸易关系，增强民族产业实力，并且服务于国家政治，这就带来了正的外部性。所以，总体上考虑，大规模的抵制日货将有利于消费者福利的提升。

闲人从消费者心理基础的视角提出了行为经济学的解释，这点其实也可以在新古典框架下得到处理。抵制日货是一个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博弈，只有当多数人或者周边人都抵制时，抵制日货的网络效应或者正外部性才能真正凸现出来，否则如果是少数人的行为，可能真的会降低抵制者的效用。

我的意思，需要区分个体行动和集体行动的福利效应。

意识形态无法改变产品的品质.所以说试图通过各类思想教育工作来改变消费者的偏好是事倍功半的.

彩电/冰箱/洗衣机 国人已经认可国货了,你不用进行任何历史观的教育,日本货已经败下阵来了,促使它失败的,是海尔等民族企业的自身努力,而不是消费者不买日货.

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现在国产品牌的差距还很大.这个事实是无法通过任何对日本的深刻历史认识来改变的.不可能全中国人民坐下来10年等待我们国家自己研制了最先进的产品,这种牺牲是无谓的.

我想,我们需要张瑞敏那样埋头苦干的企业家,需要一种将不合格产品砸烂在车间里的负责精神,这样我们就会提高对国货品质的信任.只有国货的品质提高了,才是真正抵制日货的胜利保证.我们要寄希望的是自己的成功,而不是别人的失败.

当然,我不反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民族凝聚力的做法, 但政府首先要自己做到.如果政府本身大用特用日货洋货,(如修磁悬浮铁路)老百姓放着性价比更好的日货洋货不用,不是很愚昧吗?

区分个体行动和集体行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个体行动与集体行动之间互动的过程一直不是很清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个体主义，无论是消费还是需求，都是以个体为分析单元的。在个体行为如何形成集体或者群体的行为时，群体行为如何作用于个体行为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nie提出了一个消费的外部性问题。我理解这种外部性如果存在，它必须依赖于群体的行为规范，包括习惯、习俗、心理、认知、情感或者情绪等等，而且必须是稳定的、内在化的。这些行为规范的建立实际上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当这些行为规范稳定化后，在个体的行为中就起到了一个“阀值”的作用。（这个“阀值”的概念是我自己想出来，也没有准确的定义。后来发现有用“阈值”一词的，与“threshold”相对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另外谈论）

个体在做真正的个体决策之前，首先要通过一些“阀值”的检验。个体决策这些“阀值”相当于一个开关，处于“1”或者“0”的状态，即要么“是”，要么“否”。

比如，伊斯兰教的不吃猪肉的群体行为规范就起到一个“阀值”的作用。个体首先作出一个“阀值”判断，个体行为是否符合群体规范，如果是，通过，那就进入了消费函数的最大化决策行为。如果否，则另外选择与群体规范不相冲突的商品，然后进入个体的消费行为的最大化。

“阀值”就是群体对于个体行为发生作用的一个决策环节。但“阀值”是否起作用就看群体的规范是否稳定。韩国强烈态度的事例，就说明了它已经成为一种群体规范，稳定不稳定另说。我们国家的情况则不同，正如闲人兄所说的，由于忘却了历史的痛，有些群体的规范正在被瓦解。我说的有，是在以前有，而现在这种群体的规范由于很多的原因正在被瓦解。

所以在抵制日货上，这个“阀值”没有体现作用。抵制日货并没有成为群体稳定的规范，连群体规范都不是。群体中，连情绪和态度上都不稳定，何谈行为规范上的稳定呢？（我们在这里不好做出购买日货与爱国之间的联系，这已经超出本论题的范围。）这就会造成nie在楼上所说的：“只有当多数人或者周边人都抵制时，抵制日货的网络效应或者正外部性才能真正凸现出来，否则如果是少数人的行为，可能真的会降低抵制者的效用。”的现象。

最后，说点带情绪的话。如果不能解决群体行为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的研究，整个经济学的研究似乎没有意义；如果中国人忘却了历史、瓦解了自己的群体规范，我无法对未来作一个乐观的期望。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10 11:03:26编辑过]

我的看法很简单，如果这种抵制能够“自发形成”，那就让它自发形成好了，我们乐观其成。但若是像闲人兄所说的那样“需要从提高历史感的高度来促使个体形成对日货的消费路径”，那么我们需要论证：

第一，谁来“促使”？

第二，这种“促使”是否有利于中国的整体战略？

weixiulili在本贴的回复中表现出了很高的专业素养，特奖励积分200，金钱200。了表心意。

困了，明天再回帖

集体抵制日货好处何在？历来就有很多利益群体喜欢煽动情绪，中国要说和外国有仇那有仇的就多了，除了小日本还有八国联军呢。难道集体抵制日货成功之后我们中国人就当地球上少了一块吗？中国不买日货还有其他国家呢？日本并非会损失我们抵制的那么多最多损失开拓新市场那么多而已啊，我们中国则损失日货的竞争了，再加上利益群体从中获益后继续煽动抵制好多国的货啊，就算煽动不了至少情绪上会有波动呵。

我倒是认为少数人抵制日货是实实在在获得好处的，抵制一个算一个。最好把中国市场变成日货的鸡肋呵。

本人初来理论不通，水平好臭，别扣我钱啊，我好辛苦注册数十个论坛赚来的

引用weixiulili

比如，伊斯兰教的不吃猪肉的群体行为规范就起到一个“阀值”的作用。个体首先作出一个“阀值”判断，个体行为是否符合群体规范，如果是，通过，那就进入了消费函数的最大化决策行为。如果否，则另外选择与群体规范不相冲突的商品，然后进入个体的消费行为的最大化。

怎可这样，岂不闻不吃猪肉营养不良，朝鲜人在地下100米站岗，改变习惯来增加福利？？ 不如改为喝西北风福利最大啊

此乃佛家或道家等等家的思想呵。。。。。。。

才看到要讨论的问题呵。。

我认为集体的消费者情绪一般来说对于集体的消费者福利是没有影响的，因为集体的选择必然是集体的最优选择，大家都选择投河自尽那么投河就是最优的，犹如飞蛾扑火。但单个的情绪是会对集体福利产生影响的，例如拉登、李洪治等，都是破坏集体福利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