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定创教授谈创新之五

前集主要谈什么是抽象思维，为什么基础理论创新离不开抽象思维？这一节继续上集的讨论，主要谈社会科学领域创新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方法。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涉及到创新是否能够成功的关键。但是我们有一些人却忽视这个问题，创新意识强，却不讲方法，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有正确的理论方法才能使你实现创新，错误的理论方法将会带你去错误的方向，最后一事无成，空耗生命。

首先，我得声明一下，我这里所说的理论方法是指在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方面的创新，是指需要运用抽象思维进行的创新，通常包括如下领域：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军事学，不是其他。这些领域里的理论创新比较其他领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它是研究社会群体的人的行为，群体人的相互关系，不是个体人或者个别现象。所以，这里就同时涉及到抽象在多大群体范围，群体的历史长度与时间范围，也就是前面已经说到的抽象思维的时空条件。

如何实现正确地运用抽象思维实现创新？这就涉及到理论方法问题。那么，在这些领域实现理论创新需要哪些方法？

一，创新研究对象必须来自客观现实，而不是主观的头脑中的观念、权威者的理论，或者是已经存在的概念、理论。

研究对象来自客观现实，是指对事物在特定领域时空范围的运行规律进行发现，而不是规范。

例如，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是对客观存在的社会运行规律的发现；这个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你只是去发现它，而不是去规范它。蔡定创在《信用价值论》中对资本生产在第二个阶段的四大信用价值生产方式，对当代集聚生产的社会生产力的存在及运行规律，也都是科学发现，这些发现都是社会在一定的时空范围的客观存在，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媒体经常说的孔老夫子的仁义礼智信，宗教的博爱、行善等，则是一种社会规范，是提倡者所希望的东西，不是社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一些人从已有的概念出发，从权威的理论出发，所做的研究都不是创新，是对这个原已存在的理论的解释。还有一些人意图从头脑中构造一个世界，都与创新无关。有一些形似理论创新的东西，你只要看它所反映的对象是不是客观存在事物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行规律，就可知道其是不是理论创新。

二，必须要学习掌握人类已有的相关学科的全部知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有可能实现创新。马克思之所以在大英博物馆里进行著述，目的就是为了掌握人类当时已有的知识，实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一般来说，知识有如下几个维度：系统的知识与碎片化的知识，最新的知识与过时的知识，抽象的理性化的知识与反映表面现象的知识，有用途的知识与毫无用途的知识，名人权威的知识与非名人的专业知识等。

现代知识已形成信息的海洋，一个人生命时间有限，脑的记忆存储也有限，所以对知识必须要有所取舍，实现将你所需要的知识存储于你的头脑中，这就存在着知识的选用、筛选方法，必须选择吸收相关学科理论的系统知识进行学习、深入理解。

首先是系统化的知识的学习，必须做到对碎片化的知识坚决不浪费时间。

其次，必须对相关学科的知识必须要全部掌握，像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领域，除了这些学科的本身以外，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等都是相关学科。

第三，创新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是指后来的创新者必须要通晓前人在相关学科理论上的创新。凡是公开发表的论著、平面刊物、网络文章，都具有时间在先的版权，后来者不能以我没有看到前人创新的文章、论著为由，从而发表相同的内容、观点的文章，学界允许规范的引用前人的文章，不允许盗版、剽窃。创新者必须通晓这些规则。所以，要求创新者在实现创新之前，必须要对相关学科已经实现的理论创新全面深入的了解。否则，自认为是创新，有可能论著还没有出版、文章还没有发表，其内容就已经过时。所以，创新者通常在写作之前，就利用搜索工具，全面搜索平面刊物、图书馆馆藏与网络媒体，获得对相关学科原有创新信息的提示，再进一步阅读前人原来已经实现创新的原文、原著，而且要深入理解。绝不能仅凭介绍性文章、别人的评论就下笔，这种做法是十分错误的，不可能实现创新。

三，理论创新的过程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在理工科方面的基础理论创新有时可通过实验室来解决，但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仅凭钻研文献，在书斋里冥思苦想，是不可能实现创新的。我国经常用到对某一新政策先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推广，就是一种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联系实际的形式。但是这通常是用在对基础理论研究的应用方面，其时空作用范围都是有限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涉及到的时空范围越大，研究者所设计的社会实验就越困难，有些甚至根本没有可能。这个时候就需要运用社会历史中的实践与当代发生的某些特殊实践，例如经济学中的2008年所发生的世界性金融危机，通过这个危机就能观察到正常情况下不能观察到的社会现象。研究者本人也需要亲身参与相关的社会实践，以求获得对相关课题内容深入的理解。基础理论研究是十分艰辛的，没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是不可能实现创新的。

四，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毛教员的《矛盾论》与《实践论》，应该成为我们在社会科学领域基础理论研究上的思想方法。

哲学具有最高的抽象。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中所反映的客观规律，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客观规律。毛教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通过中国革命实践检验所获得的《矛盾论》与《实践论》这两篇哲学文献，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论题，都应该成为我们指导理论创新研究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

当代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十分复杂，一个人精力有限，不可能对所有的事物进行研究，所以对前人经过实践检验已获得成功理论要进行继承。历史上很多成功创新研究的事实都证明，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指导，能使我们在理论创新研究中直逼主题，少走弯路。因为你所发现的新事物，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一定体现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中所揭示的这种相互关系，例如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量变到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

在完全创新的我国第一部理论经济学著作，蔡定创的《信用价值论》中，就有一系列概念体现矛盾对立统一规律，例如：

劳动分工与集聚生产；

所有制与无所有制；

资本类生产与非资本价值生产；

私人/国有资本生产与社会(公共)资本生产；

实体价值与信用价值；

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四次分配与非分配的共享等等。

这些概念都体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

体现辩证唯物主义的量变到质变规律，在该部著作中也有体现。例如：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就体现社会（公共）资本生产，随着其总量的变化，从量变到质变，最后实现社会主义的规律，社会主义到共产大同社会的质变，也是由集聚生产方式量的增加开始，由量变到质变，最后实现共产大同社会的规律。

再举辩证唯物主义否定之否定规律在该著中的体现：封建社会的私有制否定了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共产大同社会的公有制又否定了私有制，社会的发展又回到了公有制，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但是这个原点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公有制，比原来那个公有制更高一层级，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实现。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也同样有体现，例如，集聚生产的社会生产力决定共产大同社会的实现等。

从以上所列举的众多事例来看，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创新，它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教育制度对人才的选拔、公正的学术环境是创新的环境条件，运用抽象思维，理论联系实际，以及上述一系列正确的理论方法是理论创新实现的必要条件。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拥有全球最高智慧的14亿人口，在本系列创新理论的推动下，我相信，一定会走在世界各类创新产品实现的最前列！

本文作者：我国第一部理论经济学著作《信用价值论》作者蔡定创简介

蔡定创，世界智慧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央财经大学客座教授。蔡定创教授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著有Revealing the Secrets of Rapid Socio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上、下卷，1430页，2024）、《信用价值论续集－集聚生产与资本生产》（上、下卷，86万字，2024）、《信用价值论－宏观经济理论新原理》（上、下卷，78.6万字，2020）、《资本论续—信用价值论》（73.5万字，2015）、《货币迷局》（25万字，2010）《印钱消费》（18万字，2011）《双轮经济》（25万字，2013）。另在平面刊物与网络媒体上发表过760多篇关于财经、金融等方面的文章。2006年至2011年期间，通过《改革内参》多次向决策者提供重大的经济决策建议。2024年再度直接向决策层上书我国经济困境解救方案，催生了我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的产生。在我国“十五五”规划方案中，已经体现了对《信用价值论》理论的应用。

蔡定创毕业于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从1974年第一次读军校时就开始理论研究，他并没有在书斋里研究理论，而走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长达40 年他都在政治、经济、军事部门工作实践中研究理论，特别是外汇期货投资公司、lT\网络信息公司当总经理的经历，使他能深入观察当代经济中最顶尖、最隐秘行业的价值创造过程，获得对社会经济各个环节的价值生产过程与运行规律的了解。他的经济理论以信用价值生产理论为核心，应用辩证逻辑与抽象本质分析方法，发展了一套集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于一体的，具有颠覆性创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包括货币理论、主权债务货币理论、“双轮经济”框架理论、“印钱消费”理论、社会（公共）资本生产理论、“集聚生产”新社会生产力理论、全新的五次分配理论、大同社会实现理论等15个分系统理论。

蔡定创教授的核心贡献包括：发现了资本生产中的信用价值生产方式，产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大同社会的“集聚生产”新社会生产力，这是社科理论领域21世纪最为重大的发现，这一发现导致了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理论的全面重写，以及新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确立。他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应用这些理论，不仅能解释当代经济中过去用传统理论不能解释的现实问题，也能应对现实经济困境与经济危机，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他的理论不仅在中国已经开始应用，对美欧发达国家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转型也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提供了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