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经济学中，比较优势原理是人们作出选择和决策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是分工、交易以及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前提。 　　比较优势是相对优势。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比较优势原理作了生动形象的说明：在狩猎社会，一个人一开始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发现自己更擅长造弓箭，于是就专门造弓箭换猎物；另一个人一开始也是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发现自己更擅长打猎，于是就专门打猎，然后用猎物交换弓箭。如此一来，两个人的“蛋糕”都可以做得更大，整个社会的“蛋糕”也因之更大。
　　在斯密比较优势原理的基础上，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认为一国只要生产自己在成本上具有优势的产品，然后与其他国家交换即可。例如，甲国较为发达，呢绒和葡萄酒的生产较之乙国都有成本优势，但相比之下呢绒更有优势，于是甲国可以集中资源专门生产呢绒；乙国虽然两种商品的生产效率都不如甲国，但相对而言，生产葡萄酒的效果更好一些，于是乙国可以专门生产葡萄酒。甲国和乙国彼此进行交换，双方乃至整个社会都可以由此把“蛋糕”做得更大。后来，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在其要素禀赋理论中进一步认为，各国之间的贸易缘于各国资源条件的差别，各国、各地区应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根据这些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理论，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成功就在于能够准确把握自己的比较优势，并不失时机地将比较优势转化为市场需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区的成功实践也符合这一理论的基本逻辑：浙江民营企业在起始阶段选择的大多是技术含量不高、资金需求不多、滚动发展能力较强的产业，而这些恰恰是浙江民营经济最初的比较优势之所在；内蒙古的一些知名企业，如伊利、蒙牛、草原兴发的产业特征，也充分反映了当地的资源优势。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的广泛存在，更是体现了我国经济在特定阶段的比较优势，尤其是成本优势。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在创新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甚至有可能使人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是指陷入或者陶醉于自己自然资源、成本或既有能力的比较优势而不能自拔。事实上，以劳动力成本或天然资源为优势的产业，通常都是进入门槛不高的产业，因而会吸引更多的进入者。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地区、国家被这类产业所吸引时，人们很快就会发现，除了优势不断消失之外，还因为过多资产的投入而被套牢，其竞争优势也会日渐削弱乃至消失。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生产要素可以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传统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原理更多强调的是自然资源、成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这样的比较优势在产业发展相对粗糙的时候起过重要作用。然而，以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为核心的高级生产要素，则具有创新的功能。创新不仅可以降低成本，发展出可以替代日益短缺的初级生产要素的材料和能力，还可以提升品牌等无形资产，提高附加值和竞争力。这正是荷兰在气候上似乎并不适合花卉生产，却成了世界花卉王国；韩国自然资源并不丰富，但其制造业却相当发达的原因。还有一些国家则是在传统生产要素还具有比较优势的时候，就及时走出了比较优势陷阱，提升了经济增长模式。
　　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应当在自主创新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些地区在完成了必要的积累之后，应视其产业状况，适时适度地走出传统的比较优势，造就和积累高级生产要素，提升经济增长模式。而在其他地区，比较优势原理依然是在面对市场作出选择时的一个基本原则，但也应尽可能地提升技术含量，打造知名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