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年6月5日—1790年7月17日），苏格兰籍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所著的《国富论》成为了第一本试图阐述欧洲产业和商业发展历史的著作。这本书发展出了现代的经济学学科，也提供了现代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的理论基础。

传记

斯密生于苏格兰伐夫郡的可可卡地（Kirkcaldy），确切的出生日期并不清楚，他在1723年6月5日于可可卡地受洗，担任关税查帐员的父亲在他出生前6个月便已去世。在大约4岁时，斯密曾被一群吉普赛人诱拐，不过很快便被他的叔叔救回。

在大约14岁时，斯密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在“永恒的”（斯密如此称呼他）哈奇森的教导下研读道德哲学。斯密在这个时期发展出他对自由、理性、和言论自由的热情。在1740年他进入了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但他后来说“在牛津的时期对他后来的毕生事业没有多少影响”，他在1746年离开了牛津大学。1748年他在亨利·霍姆·卡姆斯（Henry Home）的赞助下开始于爱丁堡演讲授课。最初是针对修辞学和纯文学，但后来他开始研究“财富的发展”，到了他年近30岁时，他第一次阐述了经济哲学的“明确而简易的天赋自由制度”，他后来将这些理论写入被简称为国富论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里。在大约1750年时他认识了大卫·休谟，两人成为亲密的好友。他也认识了一些在后来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推手的人物。

斯密的父亲对于基督教有强烈兴趣^[1]并且加入了温和派的苏格兰长老教会（Scottish Presbyterianism, 自从1690年以来的苏格兰国教）。斯密可能曾经前往英格兰寻求英格兰教会的职业生涯：但这件事的真实性仍具争议。为何他放弃信仰并回到苏格兰的原因仍然未知，但能肯定的是这时斯密已经成为自然神论者了。

斯密的授课逐渐远离道德的理论，而改专注于法律学和经济学上。他在这段时间的思想发展可以由他的一名学生在1763年所抄录的授课笔记得知^[3]。到了1763年底，政治家查理·汤孙德（Charles Townshend, 也就是引荐斯密认识了大卫·休谟的人）提供斯密一份收入更为丰厚的工作机会，担任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布鲁斯公爵的私人家教。斯密辞去了在大学的教授职位，并在1764年至1766年间和他的弟子一同游览欧洲，大多是在法国，在那里斯密也认识了许多知识份子的精英，例如雅克·杜尔哥（Jacques Turgot）和达朗贝尔，尤其重要的是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重农主义学派的领导人，斯密极为尊重他的理论。在回到可可卡地后，斯密在接下来10年时间里专注于撰写他的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为《国富论》，在1776年出版。这本书备受推崇并且被普遍流传，斯密也随之声名大噪。1778年他获得了一份在苏格兰的关税部长职位，得以和他的母亲一同居住在爱丁堡。他在1790年7月17日于爱丁堡去世。在死后清点遗产时，人们发现他显然秘密贡献了相当大一部分的收入用作慈善用途。

斯密的遗嘱执行人是他在苏格兰学界的两名好友—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约瑟夫·布雷克（Joseph Black）以及地质学家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斯密留下了许多未发表的著作，遗嘱声明要销毁其中一部分斯密认为不适合发表的著作，其余的著作则在后来陆续发布，包括在1795年出版的天文学历史（History of Astronomy），以及《哲学论文集》（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著作

在斯密死后不久，他遗留的手稿几乎全都销毁了。在他生前最后一年里他似乎计划撰写两篇主要的论文，一篇是有关法律的理论和历史，一篇则是和艺术与科学有关。在死后才出版的《哲学论文集》所收录的可能是后一篇论文的部分。

《国富论》一书是斯密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这本书对于经济学领域的创立有极大贡献，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世界，这本书甚至可以说是经济学所发行过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国富论一书成为针对重商主义（认为大量储备贵金属是经济成功所不可获缺的理论）最经典的反驳，在这本书于1776年出版后，英国和美国都出现了许多要求自由贸易的声浪。这些声浪还认为当时经济的艰难和贫穷是因为美国独立战争所造成的。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被说服相信了自由贸易的优点：英国政府和议会依然继续维持重商主义多年。

国富论一书也否定了重农主义学派对于土地的重视，相反的，斯密认为劳动才是最重要的，而劳动分工将能大量的提升生产效率。国富论一书非常成功，事实上还导致许多早期学派的理论被抛弃，而后来的经济学家如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则专注于将斯密的理论整合为现在所称的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由此衍生）。马尔萨斯将斯密的理论进一步延伸至人口过剩上，而李嘉图则提出了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认为人口过剩将导致工资连勉强糊口的层次都无法达成。斯密假设工资的增长会伴随著生产的增长，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则较为准确。

国富论一书的重点之一便是自由市场，自由市场表面看似混乱而毫无拘束，实际上却是由一双被称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所指引，将会引导市场生产出正确的产品数量和种类。举例而言，如果产品发生短缺，产品的价格便会高涨，生产这种产品所能得到的利润便会刺激其他人也加入生产，最后便消除了短缺。如果许多产品进入了市场，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将会增加，供给的增加会将产品的价格降低至接近产品的生产成本。即使产品的利润接近于零，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利润刺激也不会消失，因为产品的所有成本也包括了生产者的薪水在内。如果价格降低至零利润后仍继续下跌，生产者将会脱离市场；如果价格高于零利润，生产者将会进入市场。斯密认为人的动机都是自私而贪婪的，自由市场的竞争将能利用这样的人性来降低价格，进而造福整个社会，而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仍具有利润的刺激。不过，斯密也对商人保持戒心，并且反对垄断的形成。

斯密也大力批评过时的政府管制，他认为那些管制将会阻挠产业的扩展。事实上，斯密反对绝大多数政府管制经济的行为，包括关税在内，他认为关税最终将导致长期的效率低落以及价格的居高不下。这个理论在今天被称为“自由放任”，代表“让他做、让他去、让他走”，这个理论后来影响了政府的立法，尤其是在19世纪里。在国富论一书里最知名也最常被后人引用的两句话是：

我们不能藉著向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傅诉诸兄弟之情而获得免费的晚餐，相反的我们必须诉诸于他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填饱肚子的方式，并非诉诸于他们的慈善之心，而是诉诸于他们的自私。我们不会向他们诉诸我们的处境为何，相反的我们会诉诸于他们的获利。

因此，由于每个个人都会尽力把他的资本用以支持并管理国内的产业，这些产业的生产于是便能达到最大的价值；每个个人也必然竭力的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扩大。确实，他通常并没有打算要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促进了这种利益至何种程度。由于宁愿支持国内的产业而非国外的产业，他只是盘算著他自己的安全；他管理产业的方式在于使其生产的价值能够最大化，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些常见的情况下，经过一双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他也同时促进了他原先无意达成的目标。并非出自本意并不代表就对社会有害。藉由追求他个人的利益，往往也使他更为有效地促进了这个社会的利益，而超出他原先的意料之外。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多少好事是由那些佯装增进公共利益而干预贸易的人所达成的。 “亚当斯密问题” 对于亚当斯密在强调同情的《道德情操论》与强调私利的《国富论》两书间是否存在矛盾一直有很大争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称这为“亚当斯密问题”（das 'Adam Smith-Problem）。在道德情操论一书里，斯密似乎强调人类在慈善动机下的意图与行为的同步性，而在国富论里这则被分裂为“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宣称，在资本主义体制里，个人依照他们自己的利益行动时也会提升共同体的利益。于是这便解除了私利的矛盾，他也多次指出对于利己和人类动机的狭窄定义所可能引发的矛盾。不过这并不表示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一书否定了私利的重要性，他写道： 因此，物种自我保卫和繁殖的机能架构，似乎是自然界给予所有动物的既定目标。人类具有向往这些目标的天性，而且也厌恶相反的东西；人类喜爱生命、恐惧死亡、盼望物种的延续和永恒、恐惧其物种的完全灭绝。虽然我们是如此强烈的向往这些目标，但它并没有被交给我们那迟缓而不可靠的理性来决定，相反的，自然界指导我们运用原始而迅速的天性来决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饥饿、口渴、寻求异性的情欲、爱情的快乐、和对于痛苦的恐惧，都促使我们运用这些手段来达成其本身的目的，这些行动都将实现我们原先所未料想到的结果—伟大的自然界所设定的善良目标。 亚当斯密本人并不认为这两者存在矛盾，在国富论一书出版后，他又发行了经过稍微修正的道德情操论版本。他或许认为道德情操和私利最终都将达成相同的目标。 影响 国富论一书成为了第一本试图阐述欧洲产业增长和商业发展历史的著作，也成为了开展现代经济学科的先驱。它也提供了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最为重要的论述基础之一，极大的影响了后代的经济学家。 国富论一书的原始版本则存在一些争议，一些人主张书中的内容曾被窜改的较为温和，以符合当时某些思想家如大卫·休谟和孟德斯鸠的既定理论。的确，许多斯密的理论都只简单地描述历史的走向将会远离重商主义并朝向自由贸易，而当时这种走向早已发展了数十年，并且已对政府政策有极大影响。无论如何，斯密的作品广泛地组织了他们的理论，因此至今仍是经济学界最为重要而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 主要作品 《道德情操论》(1759) 《国富论》(1776) 《哲学论文集》(在死后于1795年出版)

As Adam Smith argued in 1776, the social outcomes that result when individuals act in their own self-interest are often also in the interest of the wider community:

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that 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interest. We address ourselves, not to their humanity but to their self-love, and never talk to them of our necessities but of their advantages.

Smith’s idea is simple: if the value to consumers of a particular good exceeds the costs of producing it, there is the potential for somebody to profit from its production. That it is the entrepreneur’s search for profits that leads to desirable outcomes for consumers is of no conc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