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未来的猜想
By [ 许知远 ] 2007-4-20 10:45:35


我记得那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中午，那时我20岁，大学二年级。

在北京大学的103宿舍里，一页不停的读完了王力雄的《黄祸》。这本印制粗糙、错字连篇的读物，是我在地摊上无意发现的。

十年之后，我对它的绝大部分内容印象模糊，但那种脊背发凉的感觉却从未忘却。那是1997年的北大，时代的风气早已转变，年轻人热衷于考研、出国、找一份高薪水工作。但我和几个同学莫名其妙的对于“中国未来命运”这样的宏大而空洞问题仍兴趣盎然。我们传阅过台湾版的《河殇》，对夸张的苏晓康式的抒情体欣赏不已，我们还对当时风行一时的《第三只眼看中国》的作者王山满是好奇——仿佛他是一个道破天机的江湖术士。1989年是一道相当彻底的分水岭，它切断了我们与1980年代的社会情绪与知识空气的联系，对于那时弥漫在大学里的忧患意识欣赏不已。

现在想起来，我们的忧患意识，既真诚又朝三暮四，它给我们带来的欢乐与痛苦，仍比不上那个法语系那个双腿修长的姑娘的一颦一笑带来的冲击大。

我对于中国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理解更多的来自修辞学的意义上的。我记住了《山坳中的中国》，因为这个用法很生动。我不自觉的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激愤传统的影响。在这个庞大的遗产中，从太学生、士大夫到1919年的北大学生，他们认定悲观主义比乐观主义更值得尊敬，抗争比妥协更值得推崇，情感的宣泄比理智的判断更重要。

十年过去了，不知是我日渐成熟，还是失去了敏感，我对于中国前途的预测失去了兴趣。悲观主义论调不再吸引我，《黄祸》中末日景象看起来一点也不可能上演。那本轰动一时的作品《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所陈述的一切问题都确凿无疑，但是几年过去了，中国变得更强大而非更虚弱，全球担心的是“中国的崛起”，而不是“中国的崩溃”。这些崩溃论调让我想起《北华捷报》在1868年疑问：“什么是保持中华帝国完整的力量？……每年都预期它会灭亡……然而，在麦基洗德（《旧约》中的人物）的时代就充满活力的帝国还可以比所有成长中的年轻国家存活得要久，并且当所有的欧洲之国和君权被打倒摧毁时，她仍然保持了一种持续不断的活力。目前，什么是在那个地方把广大不调和的领地结合于一体的纽带呢？”中国的故事真是说不清，可以使别的国家社会崩溃的力量，在中国可以被轻易的消化掉。

我变成了个谨慎的乐观派。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社会变革发生的如此之快，新兴的中产阶级喝星巴克，看好莱坞电影，用电子邮件，互联网上的信息排山倒海，年轻人可以肆无忌惮的发表意见，共产党邀请企业家入党，中国加入了WTO，并即将举办奥运会……既然中国重复了日本、韩国、台湾的经济增长奇迹，它为何不会重复它们的政治转变故事——在经济增长之后，它也自然地向民主体制过度……

但是，一切似乎没那么简单。人们在空气中嗅到的不是那种清新的变革味道，而是一种新的保守。那些被视作变革标志的改变，总是很快就被证明只是一种表面的变化。曾经领导经济变革的政府日渐失去了改革欲望，它变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依靠对权力的垄断，他们就可以继续维持自己利益，他们尚看不出他们愿意主动约束（更何谈放弃）自己的权力；不要指望新兴的中产阶级推动社会变革，他们的首要目的是维持现状，况且购买阿玛尼西装、Prada的皮包、Audi汽车的自由仍将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兴奋点；至于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与诱惑，在这一点上，中国不是韩国与台湾，它的规模太大了、历史太长了、惯性太难以改变了，即使被视作无坚不摧的互联网所代表的技术力量，到了中国一样可能被驯服，美国外交官约翰•帕顿•戴维斯在1972年所写的那段话总在我耳边回响：“那些希望将中国现代化与基督教化的西方的商人、传教士和教育者们失败了。努力将中国民主化与统一的美国政府失败了。苏联统治者想逐步控制的企图也失败了。”

我的乐观开始消散了。而且最令我感到不安的不是眼前存在严峻挑战，而是我们变得麻木，甚至连愤怒也迅速转变成另一种麻木，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弥漫在社会情绪中，即使青年也不觉得自己能够改变什么，但求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中多分一杯羹。

我逐渐意识到，我们仍生活在那个漫长的中国传统中。这种传统中有不乏这样的时段，它在政治上保持稳定与封闭，官僚阶层无比强大，商业保持繁荣却生存于权力的阴影下，世俗生活挤压掉知识气氛，愤怒的公众与专制者是硬币的正反两面……

不过，我得承认，这种或许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倍感压抑的时代，仍不算太坏，至少它比崩溃与混乱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