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以来，中国股市也由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推行，人民币缓步升值，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上市公司盈利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市场监管当局的逐渐成熟等多种利好因素的刺激下，逐步走出了多年来一蹶不振的熊市，稳步进入新一轮的大牛市，股指连连创出新高，成交量也连连放大，市场人气急剧升温，新开户人数不断增加。

在迎来中国股市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历史时刻，也有许多的所谓“经济学家”、新闻媒体等专业和非专业人士发出了不和谐声音，“泡沫论”、“见顶论”、“全民炒股论”等种种谬论甚嚣尘上，不绝于耳，搞得政府有关部门十分紧张，本来主要针对实体经济的宏观调控似乎也需要做出重大调整，将主要精力和目标放在资本市场上，中国股市的持久发展和繁荣面临着重大考验。

在这些所谓“专家”的理论里面，中国股市之所以出现了大量“泡沫”，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市盈率这个武器。简而言之，就是中国股市目前的市盈率平均水平高达40倍左右，而欧美股市只有20倍左右，所以他们断言，中国股市存在严重的泡沫。这些所谓的“专家”以及他们的这种“理论”的确使人气愤，因为所有炒股的都知道，市盈率水平的高低只是购买股票时候的众多参考指标的一个，而不是全部；对于全世界大多数的股民来讲，他们看重的更多的是这家上市公司在激烈市场竞争条件下，未来持续盈利的能力。不然，人们就无法解释那些在美国NASQ上市的高科技企业，比如著名的google、ebay、微软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为什么在企业开始还是亏损的时候，人们也纷纷购买了他们的股票，愿意分享他们成长的红利了。

一句话，说白了，买股票就是一种投资行为，买的是这家公司的未来而不是过去，市盈率作为这家公司过去盈利能力的一种记录，可以为人们在判断这家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提供一定的参考，在这个意义上市盈率市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不过对于股票投资者来讲，他们更看重的是这家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华尔街股神”巴菲特反复强调：“以一般的价格买入一家非同一般的好公司要比用非同一般的好价格买下一个一般的公司好得多”，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如果哪个股民真的相信了那些所谓“专家”的话，把市盈率作为自己购买股票的唯一标准，那他一定会大悔特悔的！

其次，关于国外资本市场整体的市盈率问题，也不过所谓“专家”的一个骗人的鬼话。善良的人们一定以为，“经济学家”在涉及到事实的时候，一定会以专业的眼光，告诉人们专业的建议吧，殊不知，其实，“专家”也是人，也有弄虚作假的时候。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

法国有个著名哲学家名叫福柯，他有本书名叫《疯癫与文明》，里面讲述了中世纪人们关于疯癫的认识与处理过程，这在当时的法国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他在这本书里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人们常识的故事。后来的历史学家深入研究以后，发现福柯讲述的故事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使他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杜撰出来的！现在美国著名的Harvard大学也有一个这样的主，语言学的巨擎乔姆斯基，也是一个著名的左派知识分子，人们研究发现，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和学说，也常常不惜歪曲基本的事实根据。在科学研究领域，因为研究对象是可控制的、可重复的，所以即使出现了弄虚作假，只要其他科学家愿意重复他们的试验，也往往能够发现其中的虚假；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如果不是抱着严肃认真地态度，以及高度的警惕，善良的人们往往很容易相信这些个所谓“专家”！

国外资本市场的整体市盈率，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神话。这个故事首先是由内地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几年前讲出来的，从此以后就成为论证中国“股市泡沫”的一个武器。这个武器乍看起来是很有理的证据，其实仔细研究发现，漏洞百出，不堪一击。首先，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等条件限制。大家都知道，一只股票的股价，不要说一天之内，就是一个小时之内也各不相同，熊市和牛市更加完全不同，如果没有时间等条件的限制，关于国外资本市场整体市盈率的说法根本就是一个“肥皂泡”，一戳就破, 完全不值一驳！

这些专家所讲的整体市盈率在美国也不对，纽约证交所的整体市盈率与美国证券交易所的水平相同还是不同，加上还有退市的股票，计算一个股票市场的整体市盈率水平，没有意义，也几乎不可能做到，何况还是整个国外资本市场，也就是说，不仅美国、欧洲在计算范围之内，就是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小国资本市场的整体市盈率也必须计算出来，请问这可能吗？

“空头专家”们批判中国股市的第二个武器就是日本的上个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的确，对于这个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上个世纪90年代萎靡不振的经济表现，人们充满了好奇，经济学界也充斥着大量这方面的研究，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着这些原因，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主银行制度以及相应的不良贷款、泡沫经济的破灭都是其中的原因。

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造成上个世纪日本经济出现长时间衰退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主银行制度，使日本企业在第三次浪潮到来的时候，没有及时抓住机遇，大力发展以PC机为代表的新一代计算机技术及其产业，从而在知识经济到来的时候，因为缺乏竞争力而陷于衰退；主银行制度使得日本银行没有足够的动力监督贷款企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为后来的信贷萎缩埋下了祸根；经济学家们还认为，在日本金融市场上，间接融资的比重过大，直接融资比重过小，也是造成日本经济缺乏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青木昌彦的研究，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包括三个相互补充的部分：（1）银行与企业建 立关系型契约；（2）银行之间形成相互委托监管的特殊关系；（3）监管当局采取一整套特别的监管手段，如市场准入管制、“金融约束”、存款担保及对市场融资的限制等。以主银行为首的信用贷款几乎成为日本企业唯一的外源融资渠道。

1957年到1974年间，在日本企业的资金构成中，内源融资（折旧和利润 留成）所占的比重仅为25.6%—37.7%，企业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外源融资； 在外源融资中，银行贷款所占的比例很高，一直在40%左右，而股票和 债券融资所占的比重则从1957年—1959年的18.5%下降到1970年—1974年的8.3%，呈下降趋势。正是在这种企业自我积累能力低，而证券市场又不发达的情况下，日本企业形成了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模式。而且日本银行与企业的这种关系是比较稳定的，一旦结合就很难变动，这样，就逐渐地形成了主银行这种独特的融资模式。

主银行体制融合了银行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以及银行与监 管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日本，几乎每一个企业都与某个银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常常被称为系列（Keiretsu）融资，包括长、短期贷款，但也涉及债券发行支持、股权投资、支付结算以及各种不同信息和管理方面的服务等。到7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终结，日本企业逐渐增加证券融资的比重，但以银行贷款为主导的融资格局并未改变。

日本学者吉川元忠认为，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难产也是罪魁祸首之一。日本的金融管制体系在改革之前尽归大藏省，是特色突出的“僚属监管”。这种监管的价值观促成了日本金融体系的长期低质量发展。政策金融形成了低利率的长期管制，而银行体系仍然可以享受稳定的利差。这又反过来推进了日本银行的规模扩张形态为主的竞争。金融监管当局的独立性缺乏，以及“护卫舰队”的监管模式要求照顾弱者，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抵御风险的能力，预示着日本金融全局发生整体性危机的可怕后果。

日本的经验表明，间接融资为主的缺乏效率的金融市场、主银行制度及其关系型融资、日元升值、经济发展缺乏新的热点等诸多原因客观上造成的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的过度投资，造成了持续10年之久的“平成危机”。可见，日本上个世纪90年代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的“泡沫”是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模式出现问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从我们的邻国日本发展的历史来看，我国正应该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坚决发展以直接融资为主要特征的资本市场，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之计，不应该被任何事情所动摇。对于目前股市发展过快出现的一些问题，可以从加强监管、加大QDII、加快公司上市步伐等措施，逐步加以缓解，绝不能因噎废食、轻率的将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转为虚拟经济中出现的问题，铸成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