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学术广场

作者：叶航

大家知道，希克斯是个非常了不起的经济学家，对主流经济学的贡献非常大。比如，序数效用论是他首先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中的IS-LM模型也是他最早发明的。但汪丁丁老师告诉我，希克斯晚年被一个问题给难住了，直到死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据汪丁丁老师说，希克斯在其晚年的一篇日记中，对经济学的“成本”概念产生了怀疑。


我们知道，在经济学中，理解“成本”的关键在于理解“机会成本”。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实际上应该看成一种成机会成本。那什么是机会成本呢？任何一本微观经济学教科书都会告诉你：当一种资源用在某个特定领域，从而失去的在其他的领域可以获得的最大收益。但这样定义的机会成本，马上就会碰到一个大问题：你怎么知道它在其他领域所能获得的最大收益是多少啊？除非你是一个具有完全理性的人，除非你掌握了所有应该掌握的信息，你才可能知道这个资源的所有用途以及它可能取得的最大收益。但对一个普通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汪丁丁说，如果经济学无法确定一个资源的所有用途以及它的最大收益，那么它就不能准确地定义“机会成本”；如果经济学无法定义“机会成本”，那么它就无法定义“成本”；如果经济学连“成本”都无法确定，那么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就不存在了；如果“利润”不存在，那么何来“利润最大化”和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这就是所谓的“希克斯困境”。据汪丁丁说，希克斯晚年被这个问题搞的痛苦不堪。他认为自己研究了一辈子经济学，结果居然连“成本”和“利润”都无法确定。


这个问题，汪丁丁和我讨论了很多次。但是我得出的结论，和希克斯不一样。我认为，最起码从经验上看，“成本”和“收益”这两个概念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否则，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企业家，如果他们连“成本”和“利润”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组织生产啊？既然经验告诉我们“成本”和“利润”是存在的，但现在我们的理论竟然不能容纳它，按照我的想法，那就不是经验的错，而是理论的错。我们不能拿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往现存的“成本理论”里套，套不进去就说“成本没有了”、“利润没有了”，经济学的“效率”就无从谈起了。这个，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就叫“削足适履”。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经济理论出了什么问题呢？希克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惑呢？我认为，问题也许就出在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上。

从逻辑上推断，“希克斯困境”产生于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假定。大家知道，均衡价格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按照均衡价格理论，只要有一个合适的价格水平，任何商品的供给和需求都可以达到均衡状态。但这只是就某一个商品而言的，如果考虑商品之间的普遍联系，某一个商品价格水平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其他商品的供求均衡。因此，经济学除非证明存在着这样一组价格，在这一组价格水平下所有的商品都可以达到供求均衡，否则就不足以证明均衡价格理论对个别商品是适用的。


最早提出这个思想的是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因此我们也把这种证明叫“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瓦尔拉斯虽然提出了这个思想，但并没有最终证明它。因此，“一般均衡”就成了经济学中的“哥德巴哈猜”。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猜想才被阿罗、德布鲁等经济学家证明，他们两人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罗、德布鲁等人运用拓扑学的不动点定理，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证明了“一般均衡”存在性。但这个理论对具体的经济分析来说没有多大用处，它的作用主要是为均衡价格理论提供必要的逻辑支撑。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我们所面临的只是“局部均衡”。任何经济决策，都不可能在“一般均衡”所要求的严格条件下做出。而我们看到，希克斯对“机会成本”事实上提出了一个“一般均衡”的要求，他认为一个人只有掌握了所有有关成本的信息以后，才能最终确定某一个具体的成本。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这当然是无法做到的。就像我们不可能要求企业在定价之前，必须掌握所有商品的价格信息一样。


进一步说，如果某一个理论在解释经验问题或者解决经验问题时，竟然起不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按照“奥卡姆剃刀原则”，这个理论就是多余的，应该被舍弃！尤其是当一个理论与经验事实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个人倾向于认为，那一定是我们的理论出了问题，而不是相反。


听过我“微观”课的同学可能会注意到，我对“机会成本”的定义早就心存疑虑了。因此，我讲“机会成本”从来不强调“这个资源在其他领域使用时的最高利润”，而是强调“在同等条件下这个资源可以获得的一个平均的利润水平”。比如，就一般的投资来说，应该把现行的银行存款利率作为机会成本的参照，而不是把“股票投机”或者“期货投机”作为它的机会成本。


事实上，在企业具体的投资决策中，“机会成本”是作为一种“必要利润”看待的。虽然每个投资者对它的估计有高有低，但如果预期的利润达不到某一个水平，投资者就会放弃这个投资。这一点，对所有投资者来说都是一样的。“机会成本”只有在这种理解中才是有现实意义的，可操作的。而这样理解的“机会成本”，只需要我们具备“局部均衡”的知识，而无须我们具备“一般均衡”的知识。

对“一般均衡”理论，我还有两个批评。第一个批评，阿罗、德布鲁虽然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但这个证明忽略了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没有考虑价格调整的成本。按照新凯恩斯主义对“价格粘性”的解释，任何价格的变动都是有成本的。如果调整价格是有成本的，那么现实中人们往往会倾向维持原有的价格。他们用所谓的“菜单成本”来说明这个理论：一家大酒店要变动价格，最直接的成本就是要重新印刷所有的菜单，如果价格变动带来的收益还抵消不了重印菜单的成本，那么酒店就不会考虑调价。由此带来的问题，如果价格调整是有成本的，我不知道阿罗、德布鲁的证明是否还能成立？我的感觉是很困难。因为看上去虽然只是多了一个变量，但对整个商品体系来说就是多了一组变量，而且这组变量的性质是原来的证明中完全没有的。因此，你无法按照以前的思路，你必须重新寻找一种新的证明方法。


至于第二个批评，事实上早就有人指出过了：即便我们能从数学上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但我们还是无法证明它在现实中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对所有商品信息都了如指掌的人。所以瓦尔拉斯曾经假设，在一般均衡体系中有一个“万能的拍卖者”，所有商品价格的变动都是由他做出的。而所有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只是根据这个“万能拍卖者”的出价来调整他们的需求和供给。我不知道这样一个“万能的拍卖者”到哪里去找？即便能找到我们又打算付给他多少工资？（注意，这又涉及到前面那个问题，价格调整难道是免费的午餐吗？）也许，1930年代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曾经找到过。兰格认为，一个脱离了具体消费过程和生产过程的计划政府，可以充当这个职能。只不过，后来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的实践证明，这个“万能的拍卖者”实在太“昂贵”了，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为他“埋单”！


事实上，我们所面临的具体的、真实的均衡都是“局部均衡”，而不是“一般均衡”。以前我在西溪校区上微观经济学时，经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当时西溪路旁有许多小服装店，主要是针对西溪女生的；里面的时装款式比较时髦，但价格都不贵，因此很符合女同学的口味和消费水平；我问她们你们知不知道在这里卖服装的都是二道贩子，这里的大多数服装都是从四季青服装市场批发来的呀？她们说“知道呀”。我问她们，既然你们知道同样的服装在服装市场可能更便宜，那你们为什么不到服装市场去买呢？她们说跑服装市场很浪费时间啊，路远不说而且你到服装市场之后就会发现 ，在那么大的服装市场中要找到自己喜欢的衣服也是很费劲的事，往往逛一个下午还找不到合适的。考虑到这些因素，所以明知这里的服装贵一些，也宁愿在这里买啦。


事实上，消费者在这里采取的就是一种“局部均衡”。我们把它叫“理性的无知”：我知道有更好更便宜的东西，但获取这种信息是有成本的；如果获取信息的成本超过由此而获得的效用和收益，那么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宁愿做一个“傻瓜”。因此，这样产生的均衡不要求当事人掌握所有信息，所以它不是一个“一般均衡”，而是一个“局部均衡”。所以我认为，对具体的经济行为来说，对真实的经济世界来说讲，一般均衡的假设太严格，导致它同我们的现实，我们的经验产生矛盾。真实世界里的均衡状态应该是局部均衡，因此经济学不需要一般均衡假设。局部均衡假设，我个人认为已经足以解释这个世界了。



当然，我对局部均衡还要做一些补充。首先，局部均衡不像一般均衡，它不需要“最优”，甚至不需要“次优”；它所需要的仅仅是“相对的优”。也就是说，这种均衡只要求比其他状态“好一些”就可以了。我们无须像“一般均衡”所要求的那样，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其次，局部均衡事实上是一种“演化均衡”；它虽然不是“最优”，但它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不是最优的局部均衡过度到另一个不是最优的局部均衡；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或者环境的选择将起到一般均衡中“万能拍卖者”的作用。于是，我们看到了“演化”与“淘汰”，看到了“锁定”与“路径依赖”，看到了“演化均衡策略”及其行为特征。因此，我们所谓的“效率”说到底是一种演化的效率。与“一般均衡”状态下的“效率”相比，演化均衡所导致的效率更真实，具有更大的解释力。



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局部均衡的环境中，看起来我们退了一步，但事实上我们面临的经济学前景更广阔了，我们可以在局部均衡的框架下包容“演化均衡”与“演化博弈”。而这个在199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最新分析工具，可以使经济学的视野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样的经济学能够解释许多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现象。